器官捐献协调员:搭起死生转换之桥 自己却没工资没归属

　　器官捐献协调员：搭起死生转换之桥

　　他们送别一个生命的最后旅程，见证着另几个生命的重生，自己却没工资没归属……

　　●“只能算义务劳动。我们这里没有编制、没有经费，发不出工资，只能给一些交通费、劳务费。”

　　●器官捐献协调员还没有一个法定的职业身份，他们既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也缺少晋升机制和工资发放标准

　　高敏稀里糊涂地，就当上了器官捐献协调员。

　　2005年9月2日，高敏作为献血志愿者，在深圳市红十字会值班，帮忙接听电话。突然接到了这样一个电话：

　　“你别挂电话！我很快说完！”电话那头是个中年女性的声音，急迫到歇斯底里，“我女儿，叫金省，18岁，高中生。她下晚自习，车祸……脑袋重伤……医生说，治不好了……现在靠呼吸机……”紧接着，电话里传来压抑不住的抽泣。

　　高敏告诉她，会耐心听她说完，让她别着急，只听电话那边继续说：“我不想让她就这么走……我女儿多才多艺、成绩名列前茅，很聪明。我听说人家国外，可以用死人的器官救活人。医生说她器官都是好的……”

　　这个叫王蕾的中年女人，是湖北天门人，为了捐献女儿的器官，她打了好多地方红十字会的电话，对方都表示爱莫能助。她之前在深圳打过工，总看到街头相关的公益广告，终于拨通了能够帮她完成心愿的电话。

　　“我留不住我女儿了，我想把她的器官留下来，救别人，这样我心里会觉得女儿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求求你，帮帮我……”

　　深圳市虽然早在2003年就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但在此之前，只做过眼角膜和遗体的捐献，并没有做过器官捐献。电话里那求助的哭声刺痛了同为中年母亲的高敏心中最柔软的神经，高敏决定帮忙试试看。

　　费了几番周折，高敏把电话打到武汉的同济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的陈忠华教授那里。陈忠华也是第一次听说有家属自己提出来要捐献器官，飞车赶过去，进行了器官的获取以及后期的移植工作。

　　王蕾女儿的肝脏和两个肾脏，救了上海的两个小男孩和湖北的一个小男孩；她的眼角膜到了深圳，让深圳4个眼疾患者重见光明。

　　那时，还没开始严格执行捐献者与获捐者的“双盲原则”。3个获捐器官小男孩，在康复以后，还一起到湖北天门，去看望过金省的妈妈王蕾。她失去了一个女儿，多了3个儿子。

　　在这个协调过程中，包括捐献同意书和捐献者家属荣誉证书，高敏都是通过邮寄传递给王蕾的。她们从没见过面。

　　3年后的2008年，在复旦大学举行了第三届中国移植运动会。参会的，除了接受过器官移植的选手们，还有器官捐献者家属，来见证自己家人在他人身上生命的延续。高敏作为广东团的领队，正在忙活，人群中，有人拍她的肩膀：“高敏？你是深圳的高敏吗？”

　　高敏回头，见是个陌生的大姐，正纳闷。那女人说：“我是王蕾，金省的妈妈啊……”高敏刚回过神，王蕾已扑到她怀里痛哭，涕泪横流。高敏与她抱在一起，手拉着手。王蕾在她肩头抽泣：“当初多亏了你，让我女儿的生命能够延续……”

　　“这个事情，给我的震撼真的很大。一个人走了，能让3个人活下来、3个家庭重新享受天伦之乐，让4个眼疾患者重见光明。相当于7个人，能够因她受益。这个，太……太不简单了。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应该去做一下。”

　　就这样，高敏成为全国第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开始了她的事业。一转眼，就是10年。

　　 工作压力大

　　“我的时间，不属于我自己。”这是高敏的开场白。

　　当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深圳见到高敏时，终于松了口气，此前生怕“逮不住”她，因为听说她随时都可能出发，去为想要捐献器官的爱心人士进行协调。

　　高敏穿着登山鞋、牛仔裤、深圳市红十字会发的白T恤，胸口别着红十字会的徽章。当然她身上最显眼的，莫过于那个拉锁已经有点撑裂了的书包，据说有20斤重，里面全是近段时间以来她所经手的捐献者们的各种资料。“可能随时都要用，所以就背着，省得往返取，耽误时间。”她解释说。

　　她向记者抱歉擅自把采访地点定在深圳市第一医院门诊部，“因为这里交通特别方便，去哪里说走就走。”

　　“说走就走”这个文艺青年们向往的状态，却是高敏的日常写实。无论是节假日，还是深更半夜，她都有可能被电话召唤，说走就走，抢在捐献者心脏停跳之前，帮助他们完成最后的心愿。

　　无需问，她一个接一个地开讲自己所协调的捐献：

　　杨杰，27岁，布依族，来自贵州望谟县，2008年国庆节期间受重伤，要求捐献，这是我国第一例少数民族的多器官捐献。困难在于，杨杰的母亲听不懂汉语，妻子不会写汉字，在确认家属知情同意时，费了很多工夫，来回用了一个月；

　　郭光明，25岁，仡佬族，来自广西，2009年情人节出车祸，捐献了心脏、肝脏、肾脏和眼角膜。最麻烦的是车祸后家人没报警，火化时殡仪馆说没有交管部门出具的证明不给火化。为这个证明，来回也用了一个月；

　　儿童医院15岁的小病号，单亲家庭，门动脉血管瘤。医生说术后效果会很好，孩子怕拖累妈妈，坚持放弃治疗，以求速死。他偷偷打电话给高敏，报名死后捐献器官，高敏电话里劝他继续接受治疗，上门安慰他让他长大孝顺妈妈，他才终于听话……

　　并非所有人都那么主动，当然也有人不理解。有个西部地区的老人，在报纸上看到有关高敏的报道，打电话来跟她报名捐献。高敏按照老人的要求把资料寄过去，没过多久，老人的儿女打来电话，劈头盖脸就骂：“老人岁数大了，糊涂！你也跟着糊涂吗？”

　　有时，误会甚至来自同行。2012年秋，为了一位女性捐献者，高敏在家属和医院之间协调了五天五夜，最终捐献者所在医院不配合，器官获取失败。高敏绝望得当场腿就软了，扑通跪倒在床前。

　　这一幕被在场的记者捕捉到，拍照登报。过两天闲话传来，说她“真能做秀”。自称“有着一颗坚强的小心脏”的高敏，委屈得哭了。

　　每天奔波在各个医院，辗转在生死之间，肩头沾满捐献者家属的涕泪，还要承受白眼和责骂，高敏承认自己压力很大。

　　“我也没处说，大家都不爱听。以前我以为医生见惯了生死，有时会跟他们絮叨，可没想到他们也烦，让我‘行行行别说了，你嘴里就听不见好事儿！’”高敏说，当她压抑得受不了时，就去献血站帮忙，“来献血的都是年轻人，有活力，跟他们在一起聊天，我也阳光起来。”

　　 工资待遇低

　　来自河南的四兄弟在深圳打工，最小的弟弟陈明行不幸患上尿毒症。三位哥哥省吃俭用为弟弟筹钱透析，前后治疗花了20多万。最终医生仍然告诉他们：弟弟没救了。

　　陈明行弥留之际与哥哥们决定，把所有能用的器官都捐献出来，去救其他人。高敏在为他协调捐献的过程中，来到陈氏三兄弟租住的地方，看到他们只吃馒头榨菜。三兄弟告诉高敏，为了给弟弟凑钱治病，他们半年多没吃过肉，3年没沾过排骨。

　　高敏看不下去，说要请他们吃肉、喝排骨汤，帮他们付租房子的钱。没想到，三个一米八几的汉子感激地给高敏跪下了。

　　“是你们在为社会做好事儿啊！你们对我这么理解和信任，对我的协调工作这么支持，应该感激你们的是我。”高敏扶起他们，眼泪扑簌而下。

　　高敏坚持请他们吃肉，说是红十字会请客，三兄弟才放心。这钱也确实要从红十字会出，因为高敏本人虽然是经过资格认证的专职器官捐献协调员，虽然马不停蹄、枕戈待旦，却根本没有工资。

　　除了每月由深圳市红十字会报销300元电话费和一些打车费外，她没有一分钱酬劳，生活全靠在深圳的妹妹接济，48岁的高敏，天天为别人鼓与呼，却至今连社保都没有。

　　“只能算义务劳动。我们这里没有编制、没有经费，发不出工资，只能给她一些交通费、劳务费。”深圳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赵丽珍提起器官协调员的待遇，感到很不好意思。她说她甚至私下给高敏介绍过其他工作，但高敏不去，对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很执着。

　　高敏告诉新华每日电讯的记者，别看她是山东人，却在深圳有个“爷爷”。归国华侨黄赞老先生，子女都在美国，他和老伴坚持要落叶归根。回国后辗转联系到高敏，要登记捐献。

　　高敏帮忙登记后，给老人自己的名片。没想到，老人把她的名片放大，在她的名字底下写道：“高敏是我在祖国最亲的亲人，我的身后事交她全权办理”，并把名片随身携带，以备不时之需。

　　“大家都说我穷，可是你看我多富有！多少钱能买到爷爷这样的信任？多少钱能买到陈氏兄弟那片真心和真情？我拥有的财富无价，说我穷的人，是跟我价值观不同罢了。”高敏下意识地用大拇指摁了摁胸前的红十字徽章，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

　　 身份尴尬，人员流动大

　　并非所有器官协调员都能做到高敏这样。同样曾是深圳红十字会的专职器官协调员，小彭就终于不干了，到佛山的某医院谋求了个“正经工作”。

　　“他不好意思再留在深圳工作，觉得我们花了很多精力送他参加培训，他走，是辜负了我们。”赵丽珍说，“可是我们其实都理解。做这个没有工资，没有归属，连个说法都给不出，人家也要养家糊口啊。”

　　在国外，虽然器官捐献协调员享有可能比移植医生还要高的不菲工资，但因为工作强度过大，还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压力，仍然有人不时转行。在国内，“名不正言不顺”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就更难以为继。

　　然而，他们在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中，却是最重要的角色之一，肩负着承上启下的职责。一旦病人的主治医生发现潜在捐献者，与他们的家属明确初步捐献意愿以后，首先要联络的，就是器官捐献协调员。

　　器官捐献协调员到现场后，会向捐献人及其近亲属讲解人体器官捐献法规政策及捐献流程，与捐献人和家属签署人体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等相关法律文书；随后协助维护捐献器官的功能，组织协调捐献器官获取与运送的工作安排；见证捐献器官获取全过程；核实和记录获取的人体器官类型及数量，向捐献人近亲属通报捐献结果。

　　可见，没有器官捐献协调员，整个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将难以进展。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刚开始启动公民器官捐献工作时，全国共有约50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当年实现捐献的也只有34例。到2014年，全国共有1203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包括439名红会专职协调员和764名器官获取组织专业协调员，全年实现的捐献也达到了1699例。

　　再加之这4年间的数据变化，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分析道：“可以说，我们国家器官捐献人数，是伴随着器官捐献协调员人数的增长而增长的。”

　　可是，无论是器官协调员的人数还是素质，都还远远无法满足要求。

　　记者所采访之处，无论是位于中部地区的湖南湖北，还是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江苏，抑或是位于南部沿海地区的广东，当地最顶尖移植医院的医生们，都表示他们急缺高素质的器官捐献协调员。

　　高新谱也很无奈，解释说目前对于器官捐献协调员，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指导与支持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已经建立起严格的准入考核和培训制度，但是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器官协调员需要时间。

　　另外，他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目前器官捐献协调员们还没有一个法定的职业身份，他们既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也缺少晋升机制和工资发放标准，急需国家的人事和财政等部门尽快给出解决办法，巩固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保障器官捐献事业更快推进。（记者尹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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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