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国经济发展的舞台已经搭成,虽然有不稳定性,但“戏”还是能唱的。至于唱不唱得好,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得靠唱戏的角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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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是第二位的,适应变化最重要
国际和国内经济局势风起云涌,预测是第二位的,适应变化和及时调整才是最重要的。每个人都有计划和预期,都希望 能看清未来,但是即使把所有的因素加到一起,也没有人能够看清未来。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活动是人的活动,而人是有生命的,有学习能力,会调整,会变化,会接受教训。一旦人们知道了某种对经济的预测,他们就会调整未来的行动,因此经济是很难预测的。应对这种不确定性,调整能力、适应能力比预测能力重要,同时也需要有像马云那样敢赌、敢冲、敢试一把的勇气。
虽然我们不能预测未来,但是可以分析过去。未来虽是难以预测的,但是过去的一些事情对未来可能会有帮助。行动决定未来,而过去的经验教训又会影响我们的行动。
高位何来?
一个大国经济,怎么会有14%以上的增长率?中国靠的是“综合成本优势”。
综合成本优势主要分为三部分。
首先,中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当这些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商业模式等结合时,其效益是非常大的。其次,改革开放是刺激综合成本形成的强效催化剂。改革急剧降低了中国经济组织的成本和制度运行的成本,开放使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八十年代初的农村改革解决了中国粮食短缺的问题,城市改革推动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就业率。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进一步搞活经济,放宽政策,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使中国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01年加入WTO一改中国过去几十年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封闭保守,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商业模式,并与国内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大大提高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第三是中国人善于学习。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力资本投资增长迅速,观念、知识、技能和产品质量随之不断进步。
要素价值低,组织成本和制度运行成本急剧下降,再加上中国人肯学肯干,形成了中国的综合成本竞争优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开始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显示国际竞争力。
下行何至?
2007—2008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至10%以下,直至今年的7.3%。在短短几年内,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何会下降得如此之快?主要有四个因素。
其一,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冲击。由于出口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一驾马车,当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主要出口国需求下降时,中国GDP就随之开始下行;其二,不当的行政管制束缚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在经济上行的时候,适当的行政管制会起到抑制经济过热的作用,但当经济下行的时候如果仍采用原来的行政管制,必然会束缚经济的发展;其三,真实利率转正,引发“债务型通缩”;最后,“不差钱”的环境侵蚀企业家精神。由于这四条因素的重重影响,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不断增大。
何谓“水落石出”?
中国的经济一下来,物价一下来,资产价格一下来,原来被水盖着的石头就露出来了。
首先是成本,收入即成本,高速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成本的高速增加。再者是债务,通胀和负利率刺激借贷需求,普遍推高负债率,而当通胀率下降,真实利率由负转正,很多企业、行业、地区就陷入债务困境。其三是产能过剩,由于这两年国家战略的导向,新型战略产业成为过剩产业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最后是反腐,腐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毒瘤,但挖也是有代价的,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期经济的增长。
未来五年,中国经济“靠得住”的四大支点
虽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我们仍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持乐观态度,因为有四根支柱支撑着中国经济的舞台。
第一,中国的经济非常有韧性。首先是体制上有“保证”,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使大多数人无法完全依赖财政,唯有靠在市场里谋生。再者,30年的市场化改革在中国孕育了一批敢闯、敢尝试的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非谋生型创业”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
第二,全球化大有机会。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平均收入差还有10倍,人均收入排名靠后,还有不小的潜力。在新的全球格局中,中国开拓新兴市场的潜力巨大。面对经济减速的现实,不管是国家还是企业都要紧抓新机会,发现新市场,寻求新突破。
第三,品质革命。过去20年,中国基本上是出口产品品质好,内销产品和服务品质差。国内居民收入提高和新一波进口替代启动了国内内需的品质革命,而品质革命将会激发我们巨大的制造潜力。
第四,空间集聚再布局。一拨质量不高的的城市化将会被纠正,以充分发挥空间资源配置的效果。城市收入的差别是城市化的经济驱动力,因此中国城市化驱动强烈,且可持续时间很长。
两个不确定性
虽然有四大支点支撑着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舞台,但也有两个不可忽视的不确定因素。
第一,和平与发展坚持得住吗?1914年距如今正好是一百年,这一百年给我们很多警示:全球“海平面”变化(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处于不同“海平面”)带来的利益冲突、收入分配“三明治”、民族主义情绪——这些都是影响全球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能不能在G20框架下缓解全球失衡、解决货币悖论和收入分配问题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中国的大国治理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难处。“大有大的难处,拢得住还是拢不住?”一方面,中国是个非常难拢住的国家,东西南北统一起来有一个共同的决心不容易。另一方面,即使拢住了,中国也会面临大国改革的穿透力问题——形成共识不易、贯彻改革决定更难。决定一旦得到贯彻,改革红利就会产生巨大的规模效应;但如果“决定不出中南海”或“经验不进中南海”,也可能形成上下脱离的两张皮。因此,要增强大国改革穿透力,需要在前提正确的基础上保持目标的简单明了。
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机遇和挑战。如今,中国经济发展的舞台已经搭成,虽然有不稳定性,但“戏”还是能唱的。至于唱不唱得好,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得靠唱戏的角们。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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