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共留下大小石刻标语15000余条。由刘瑞龙亲自策划和撰写的，至今仍保存着4000余条，成为全国绝无仅有的一道红色风景线，刘瑞龙堪称中国红色标语第一人。

　　刘瑞龙原在中共江苏省委任农委书记兼军委委员。1932年秋，由于叛徒陈资平出卖，他险些被捕，党组织便派他到川陕苏区工作。1933年春，刘瑞龙化装成商人，化名王大舜，随交通员崔凤远到达川陕苏区的通江。通江是川陕苏区重镇，驻有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这里刘瑞龙出任红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川陕省委宣传部部长、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川陕苏区建立后，一直处于恶劣的战争环境，如何把苏区人民发动起来，壮大红军队伍，巩固工农政权，党的宣传工作就显得特别重要。担任宣传部部长的刘瑞龙深感肩上的担子很重。

　　刘瑞龙上任不久，在调查中发现，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属于喀斯特地形，山高石多。在刘瑞龙眼里这些石头可不单是石头，也是做好宣传工作的有力武器。他在这些天然的石头上打起了主意，开发出独具特色的宣传形式――石刻标语。

　　在刘瑞龙组织策划的众多标语中，影响最广，名声最大的当首推“赤化全川”这幅标语。

　　1934年3月，通江县沙溪乡景家塬村的大崖上，红四方面军錾字队正在刻一条“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的标语，当刻好“国民”二字时，刘瑞龙检查工作正好路过这里。錾字队的同志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请部长提点意见。刘瑞龙大声读了两遍，觉得这条标语字数太多，镌刻于崖，字体不可能太大，难显磅礴壮观之气势，缺乏冲击力。他思考片刻，提议改为“赤化全川”，既简洁，又明快，字体可刻得大而醒目，给群众视觉和心理的强烈震撼。

　　回到通江城之后，刘瑞龙一直在考虑由谁来书写“赤化全川”这四个大字。后来有人向他举荐巴中县恩阳乡一位姓张的小学教员，说张教员书法遒劲，字体飘逸，深得名家真传。刘瑞龙一听恩阳有此奇人，兴奋不已，马上赶到恩阳，恭请张教员献墨宝。张教员被刘瑞龙的真诚感动了，泼墨挥毫写下了“赤化全川”这四个大字。

　　红军錾字队为早日完成这个錾字大工程，队员们晓行夜宿，日日不休。他们用麻绳拴住箩筐，人坐在箩筐里，从崖顶用绳子放下，人悬在半空中作业，横平竖直，精工细刻，历时两个月方才完工。“赤化全川”，单字高5.9米，宽4.9米，笔画深0.35米、宽0.9米，笔画道里能卧下一个人；字距7.1米，整个字幅面积为300平方米，石刻雄踞山崖之巅，十里八乡，望之了然，更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向省内外辐射。

　　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后，当地豪绅地主阎升平、阎际风等人，以一石二斗小麦为赏，令甲长阎成文组织人将“赤化全川”标语铲除。当地群众知道后，为保护红军留下的精神财富，提前用稻草灰调米汤将标语糊上，使石头上看不出字迹，群众的智慧和巧妙的保护，使这幅巨型红色标语得以幸存。

　　刘瑞龙不仅以策划和撰写红色标语而闻名，同时，也以在长征途中结合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研究民族问题，制定民族工作守则，推动党的民族政策在全军的贯彻执行，而留下独特的一笔。

　　在长征中，红四方面军两次翻越大雪山，三次走过水草地，历尽了艰难险阻。对刘瑞龙而言，长征虽是艰苦的，但长征也孕育着胜利的曙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他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登上夹金山就留下了这样的诗句：“策骑攀北麓，晨雾冷阴浓。嘘气成冰滴，奋力登顶峰。政雾晴万里，红日浴絮云。万山回吟啸，举首揽太清。”

　　1936年春天，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四川北部的藏区甘孜。刘瑞龙利用工作间隙，努力研究少数民族问题。为了缩短与少数民族群众的距离，更好地进行沟通，他拜藏族群众为师，学习普通用语。当地老乡见他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都愿意收他这个汉人为“徒弟”。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在总结部队开展民族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刘瑞龙把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和做群众工作应注意的事项归纳起来，制定了《藏回地区工作须知》、《藏区十要十不要》、《回区十要十不要》等简明易行的少数民族工作守则。

　　刘瑞龙既注意制定政策，也注意躬身实践。他听说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是爱国高僧，便决定拜访他，向他表明共产党北上抗日的主张。开始格达活佛对红军将信将疑，心存戒心。他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经过多次友好互谈，格达活佛对红军有了了解和信任。在红军粮食筹措十分困难的时候，格达活佛利用自己在藏区的崇高威望，带领白利寺的僧俗群众，征集了青稞134石，豌豆72石和许多骡马、牦牛来支援红军，使红军渡过了难关。（稿件采写：成政编、张仕文、刘聚波、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