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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中权全家九人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四人幸存(左起:小妹中秋、四弟中柏、五弟中衡、中权)。
 李中权将军手迹。
人物小传:李中权,四川达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川东游击军大队中队长,大队政委,中共绥定道委宣传部长,中共川西道委组织部长,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中共天全县委书记,金川独立第二师政委,参加了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空军军政委、华北军区空军参谋长、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南京军区空军第一副司令员、第二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庆祝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作为一个91岁的红军老战士,往事经常浮现在我的面前,尤其是我母亲的身影时常萦绕在眼前。为了革命事业,我家九个亲人先后牺牲了七人。在红四方面军三次过雪山草地的长征中,父亲死在了大巴山麓的通江河谷,母亲死在西康省甘孜的大草原边,双亲的尸骨均无法寻找。每当想起最后一次告别慈母的情景,我总感悲痛万分。
1936年6月的一天,红四方面军要第三次过雪山草地。在长征途中,我任红军独立二师政委,这天率队从西康省丹巴县的边耳西行执行任务。忽然,在红军队伍中遇到了向东去的我多病的母亲和三个幼小的弟妹,他们要翻党岭山、再奔道孚、炉霍过大草地。那时,母亲已是53岁的人了,从小裹过的脚,只几寸长,拉拽着三个幼小的弟妹。我赶快在路边与娘和弟妹聚谈起来。当时,憔悴多病的母亲两条腿肿胀得厉害,左小腹还长了毒疮。
前两次,娘见到我总有问不完的问题,说不完的话,这次一反常态,什么也不说了。其实,母亲心里很明白,困难再多,现在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困难再大,也无非是死。所以,她就干脆什么也不提了。她老人家似乎是在最后向儿告别。我同娘都意识到,以后恐怕是很难相见了,但都不愿说出口来。我想了很多:就地安置吗?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到何处安置呢?就是有人家,而在少数民族区,因人们对红军的性质不甚了解,也是不能安置的。回家去吗?我们已是没有家可回了……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还是让亲人们随红军队伍一起行动,走到哪算哪儿,万一不幸,母亲也是为革命而光荣牺牲的。这是我一生中最感痛苦的时候,但我必须这样定下决心,我将我的马交给了娘和弟妹,供他们使用;并将我的一点粮食也给了他们,然后给前边的部队写了介绍信,指望能对我娘和弟妹加以照顾。这时,警卫员再三催促,说:“时间不早了,快走吧!”我便狠下心来,再不敢回头看了,硬是挥泪告别了母亲和弟妹……
果然,两个月后,红军走完草地(这时我已被调往红军大学学习),在甘南的行军途中,我见到了四弟李中柏,他哭着向我诉说母亲病逝的经过。分别后,母亲领着他们过四江(嘉陵江、涪江、渠江和岷江),翻大雪山(夹金山),过草地。1936年7月,队伍走到西康炉霍县冬古喇嘛寺附近时,母亲终于倒下了,她的两条腿就像灌了水,一按一个窝,左小腹长的那个毒疮,已变成黑黄色的水泡状,快碗口大了。她拔下头上的簪子扎破脓包,黑黄的脓水直往外冒。母亲不行了,小妹哭叫着扒开母亲的眼皮:“娘―――”垂危的母亲用极虚弱的口气说:“娃儿们―――跟红军―――走―――”母亲就这样倒在了长征的路上。在一年零三个月里,母亲走了近两万里路。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弟妹们只好用手抠土,在红二方面军后卫部队掩护下,掩埋了母亲。弟妹一步一回头,望着那土包包。他们又继续过草地,翻雪山,从后边赶上来了。柏弟给了我一个纸条,上边写着母亲逝世的日期、时刻(可惜后来纸条也被丢失了),我们兄弟俩抱头痛哭!我万分后悔,几个月前在边耳离别娘时,我为什么不回头看几眼亲爱的娘呀!我对不起娘!我悔恨终生!我安慰柏弟说:“我们兄妹现已没有亲爹娘了,我们要继续长征,到陕北去找毛主席、党中央,那里还有我们伟大的母亲―――伟大的党,我们的前途将会是光明的。”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的时候,我同柏弟重走长征路,来到当年母亲逝世的地方。谁料到50年后,地形大变,母亲坟地荡然无存,尸骨也未寻获。每当思念及此,实令儿女万分悲痛。
亲爱的母亲!您生的苦,死的也苦,但您生的光荣死的伟大。您所养育的儿女都光荣参加了革命。当我们伟大的母亲―――中国共产党诞生85周年之际,我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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