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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啸仙 审计先驱肃贪能手
  2004年06月04日14:21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阮啸仙

  阮啸仙是1933年冬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的。在瑞金,他工作生活了不到一年,然而他那严谨、踏实、果敢的工作作风,却在老区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熟悉的老红军、老干部回忆说:阮主任有一种拼命精神,为建立红色审计制度呕心沥血;他对根据地内出现的贪污腐化行为痛恨到不可容忍的地步,一旦发现,就要一直到底,不存半点含糊和迁就,人们都尊称他是审计战线上的一把“铁算盘”,一个受群众欢迎的“铁包公”。当时,中央苏区群众中唱着这么一首顺口溜:“阮啸仙,真过硬,审计肃贪是能人,群众见了哈哈笑,贪贼见到失了魂。”

  沙洲坝来了位“白面书生”

  1933年11月底,瑞金沙洲坝忽地冒出一位高高瘦瘦的陌生人。此人穿着一身灰色旧式西装,脸色白里透黄,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见了人总是笑眯眯的,却很少与人搭话,严然一副书生模样。

  这位陌生人,便是阮啸仙。当时,沙洲坝几乎天天都有新鲜事,什么时候来了一个大官,那一天又来了个洋人,这都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阮啸仙的到来,虽算不上什么“起眼”,但他就住在沙洲坝元大屋的村口,人们常常能见到,于是,人们开始议论:中央政府又来了个白面书生,看上去既很慈和,又像很严肃……

  沙洲坝元太屋驻着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就住在里面;它的右侧二米处是人民委员会,里面住着张闻天等。在元大屋左侧约三十米,有一幢杨氏宗词,洞堂分上下两厅,左右两侧有几间耳房,阮啸仙就住在右耳房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

  从变幻莫测的大上海,来到这充满欢声笑语的山沟沟,阮啸仙心里有说不尽的欢欣和喜悦,他常常在村口田埂路上走来走去,有时会对田里干活的群众发出一番感叹:“这里真好,到了这里,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

  阮啸仙似乎感觉到自己穿西装在这里太显眼、不协调,于是换掉了西服,穿起了一套黑色列宁装。自这时起,阮啸仙一直是穿列宁装或中山装,后来再没见过他穿西服。 在瑞金,阮啸仙遇上了他的许多老熟人、老朋友。一天早饭后,阮啸仙与毛泽东站在元太屋门前那棵古樟树下谈笑风生,附近的群众好奇地围了过去。毛泽东和乡亲们都很熟,他指着阮啸他向大伙介绍说;“你们别看他象个白面书生,他可是个顶呱呱的农民运动领袖,我在广东农讲所时,就听到很多人唱这么一首歌,‘阮啸仙,阮啸仙,农民见到哈哈笑!地主见到哇哇叫!'他是真能为我们穷人说话办事的,你们欢迎不欢迎?” 经毛泽东这一介绍,人们开始与这位“白面书生”亲近起来。

  不久,人们就听说这位“白面书生”当了中央政府的大官。

  1934年1月2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会”)在沙洲坝召开。这次会议选出正式代表693人,候补代表83人,阮啸仙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场设在元太屋西侧一公里的老茶亭树林之中。密林中耸立着一座“中央大礼堂”,礼堂是1933年8月动工修建的。当时,礼堂的半边由来自福建的红军建造,另半边由来自江西的红军建造,双方开展劳动竞赛,你追我赶,才3个多月功夫,就落成了。阮啸仙到瑞金后,大礼堂正处修整阶段,他住的地方离这里近,常常抽空到这里参加义务劳动。 这座大礼堂系土木结构,八角形,看上去像顶红军八角帽,颇为别致。礼堂里开了好多窗,装上玻璃,相当明亮,这在当时的山沟沟里算是宏伟的“现代化”建筑了。礼堂分两层,一排排长条木凳,可以坐千把人,堪称“大”礼堂。 开幕那天清早六时,沙洲坝忽地响起几声沉闷的炮声,附近群众却没有一个人惊慌失措。因为阮啸仙已向群众说明,那是为了庆贺“二苏大会”而放的礼炮。

  阮啸仙参加了沙洲坝举行的阅兵式。

  正式会议是从晚饭后开始的。中央大礼堂内挂起了十来盏汽灯,显得颇有气派。主席台上贴着马克思、列宁像和镰刀斧头旗。台上放了几张小学生的课桌,算是讲台。阮啸仙和其他代表一样,在步入会场时领到两本油印的小册子,是用当地毛边纸印的,封面上画着五角星和镰刀斧头。那是毛泽东的新著《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和《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

  会议开了十多天,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在选举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时,阮啸仙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尔后,中央政府任命阮啸仙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

  “白脸书生”成了“黑脸包公”

  此时的中央苏区,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关头:外部,国民党在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同时,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军民的经济和供给异常困难;内部一些混进革命队伍内的投机腐败分子、阶级异已分子乘机作乱,他们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涂改帐目、销毁单据、假造凭证、互相包庇,致使苏区经济雪上加霜。

  为了摆脱困境,苏维埃中央政府采取“两手出击”的方针,一方面是号召大力发展生产,另一方面掀起检举打击贪污浪费的犯罪活动。

  在施行过程中,新的矛盾又出现了。苏区的生产发展了,经济收入却并未增加,财务管理混乱现象十分严重;奢侈浪费现象被发现了,却又无法找到贪污罪犯的证据,致使浪费现象得不到制止,贪污罪犯继续加倍贪污。

  于是,建立各级审计监督机制,提到了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

  1932年3月16日,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刊登《对于财政统一的贡献》一文,首次提出实行财政统一,必须建立审核制度问题,决定在中央政府和省政府财政部之下,设稽核员,专门负责审核各机关厂矿收支预决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实际审计工作并未开展。5个月后,即1932年8月,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22次常会通过《财政部暂行组织纲要》,正式提出中央机关和地方的审计建制问题,规定在财政部之下暂时设立审计处,省财政部设审计科,但此后的审计工作仍未开展。一年后,即1933年9月,这一问题再次提到人民委员会第49次常会上讨论,决定“成立审计委员会,以高自立、梁伯台、吴亮平为委员①”这时,审计工作有所开展。但因高、梁、吴当时都兼有多职,无固定的人员和机构编制,审计工作受到很大的局限。直到“二苏大会”,中央政府才把中央审计委员会的隶属关系、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等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根据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规定,中央审计委员会与最高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法院相并立,同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中央审计委员会就成了中央苏区国家政权机构的组成部分被置于独立而重要的位置。

  阮啸仙深感责任重大。上任之初,他请邻居杨大嫂缝制了一只特制布袋子,布袋子的式样是阮啸仙自己设计的,袋子宽50公分,长60公分,大袋中套着小袋,层层叠叠缝有七八层。阮啸仙解释说,大袋子可用来放干粮和日常用品,长条袋子是放手电筒的,小袋子分别放记事簿和帐本。这只布袋子缝好后,成了阮啸仙片刻不离身的宝物。

  阮啸仙定的第一步是健全审计组织。按照《苏维埃组织法》规定:中央审计委员会由5至9人组成;在省及中央直属县(市)设审计分会,由7至9人组成,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国民经济部长、裁判部长及省一级苏维埃行政机关的首长为当然委员,设主任1人,秘书、文书各1人,审核员2至5人。

  为挑选配好各级审计工作人员,特别是审核员,阮啸仙花费了很大精力。当时认为,审计工作人员必须出身贫苦,有一定的文化和财务会计知识,能坚持原则,敢于斗争,有吃苦精神的年轻干部。组织建立后,阮啸仙对审计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常说,自古正人先正己,凡事必须以身作则,以身示范,这样才能树立起一种正气、硬劲,没有正气难以审查出问题,没有硬劲难以除弊。为此,他为审计人员规定了“六不准”工作纪律,要求每个审计人员都要熟记和坚决执行。据当时曾做过审核员的廖德周等老同志回忆,“六不堆”的大致内容有:不准偏听偏信,不难弄虚作假,不准漏查和作不精确统计;不准循私用情;不准吃馆子或吃公饭,外出审查一律自带干粮;不准收受被审人员任何物品。

  第二步,阮啸仙拟写了《审计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后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查通过并公布实施。《条例》共19条,其要点为:1、实行审计监督制度,旨在保障苏维埃财政政策的充分执行,裁判检举对贪污浪费的行为,使财政收支适合于革命战争之需要;2、审计机关分为中央审计机关和地方审计机关。中央审计机关为审计委员会,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领导。地方审计机关为审计委员会分会,受中央审计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双重领导;3、审计的基本职能是对财政经济活动的监督,即审核国家税入与税出,监督国家预算执行;4、审计机关具有处理决定权。如审计决算,认为有浪费或贪污应处罚及应负赔偿责任的,随时报告主席团(中央或省、中央直属县市)执行,在分会应同时报告中央审计委员会。 审计职责明确了,阮啸仙背起布袋子出发了。他对同事们说:审计监督也要抓重点,我们就从中央机关入手。 阮啸仙带领审计人员一头扎进中央政府,对中央各部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十多天后,基本情况摸清了,阮啸仙及时将审计结果予以公布。 1934年3月对日的《红色中华》报这样记载: “为着开展节省运动,健全与建立会计制度,我们首先检查中央各部,先由总务厅召集各部工作人员组织突击队相互到各部查阅帐目,号召节省运动,并帮助编制预算决算,适接到3月份预算时,又直接与各部负责人按照工作需要上来详细检讨,现在已把这个月预算查馆,特宣布其结果如 (一)三月份核定预算与前几月的比较(货币单位:元)

  11月 2月

  3月 总 务 部

  4175 1345

  110 劳 动 部

  376

  221

  104 土 地 部

  1473   600

  411 财 政 部

  349   543

  384 检 委 会

  752   255

  215 国民经济部

  778   193

  103 教 育 部

  103   156

  192 内务司法部

  626   258

  237 粮 食 部

  170 合

  计

  12032 3678   2831 审计结果表明,中央各部1934年4月比1933年11月节省预算开支8354元,3月份节省9201元.阮啸仙在审计报告中说:中央各部3月份的预算“都能按照实际工作的需要,来详细加以核减,从前开列数字的现象差不多没有了。要保证将来的决算无大出入。这是预算确立过程中的大进步。”另外,还反映了“在改善工作方式与裁减不必要的工作人员方面,减人不是机械的平均主义的减,而是按照实际工作的需要及人的能力来进行的。”除新成立的粮食部外,2月份中央各部共849人,3月份则为680人,减了169人。裁减后“一般的说,各个部门的工作方法改善了,工作情绪比以前紧张了,劳动纪律提高了。”

  阮啸仙认为,审计监督不仅要发现好的,关键还要敢于揭露问题。这次对中央各部的审计,阮啸仙提出并公布了以下问题:一、各部首长对本部的预算决算制度不重视,很少过问;二、阶级警觉性不够,特别指出土地部利用地主出身的王宗元任会计科长,这次当查出王宗元有贪污行为时,王宗元竟携款逃跑,造成损失;三、“有些工农出身的干部,不会写算,不懂管帐,差不多成了一般的现象”,为罪犯贪污提供了可乘之机。 阮啸仙带领审计人员马不停蹄,接着对中央直属公瑞金县、中央印刷厂、邮政总局、贸易总局、粮食调剂总局等单位进行财务审计稽核,查出了大量问题,追回了一笔笔贪污款项,仅在瑞金县,就“追缴贪污款子达六万多元”。阮啸仙在后来的审核报告中指出:“有许多苏维埃及军事机关,发生极大的浪费和预算不实在的事情”,1933年10月份中央总务厅预算浮至五千元之多,总卫生部10月份预算后方医院伤兵及工作人员,人数与实际所有数相差很远……“其他不少的苏维埃机关及军事机关浮支浪费的率亦时常发现,这证明浪费现象现在差不多仍是普遍的存在着。” 阮啸仙敢于碰硬,大胆揭露问题,为中央苏区深入开展反贪污浪费斗争提供了一笔笔可靠依据。苏区军民赞道:这位“白脸书生”变成“黑脸包公”了。

  逼使贪污分子“缴械投降”

  在对苏维埃中央机关和国家企业的审计过程中,只要发现有贪污腐化的嫌疑目标,阮啸仙就会像部署一次战斗任务那样认真,紧迫。他常常把眼睛都熬红了,不查出个眉目,他也不让同事们休息,他说:凡是贪污腐败分子,没有一个会甘愿承认的,只有严格审核,把握证据,才能逼使贪污分子缴械投降。

  1934年2月中旬,阮啸仙安排对部分国家企业的财务收支进行审核。当审计人员到达叶坪下坡坞的那天晚上,群众就送学一封控告情。控告信反映,中央印刷厂会计科长杨其兹,经常与军委印刷所的会计科长路克勤一起吃喝嫖赌,他们常去大田尾赖荣生饭馆,一天到晚花天酒地,在厂内欺压扣克工人,还强占他人妻子……控告信中说:“像他们这样吸工人血汗的贪贼,难道还能让他们继续作威作呼(福)吗?我们相信,共产党定能战胜一切邪恶,苏维埃决不会容忍这种人损害自己的形象……”信后有十多个群众和工厂工人的签名。 杨其兹,年近五十,他是原中央印刷厂厂长杨其想的亲兄弟。这人长得身高体瘦,嘴角留着两撇八字胡,说话阴阳怪气,鼻梁上架一副眼镜,镜片后面常常射出一道凶光,工人群众都称他是阴险毒辣的“辣毛虫”。 接到群众的控告,阮啸仙当即部署进行重点审查,查了几天,从帐本上竟未查出杨其兹有什么贪污疑点。

  “这样怪了。”阮啸仙找到该厂负责生产的副厂长古远来。一问,方知这个古厂长原来是个糊涂官。一个生产厂长,竟对本厂的生产是赚钱还是亏本,成本费要多少等一概不知,“只所知道收来的钱都用光了,而且每月的开支,似乎还向国家领过钱,但没缴过钱给国家”。

  在一位当地群众的引导下,阮啸仙踏看了大田尾那家赖荣生饭馆。

  这是一家农村小圩场的普通饭馆,正厅里摆着几张方桌、凳子、桌子上放着酒壶、碗筷一类的东西,并没有什么特别之赳。可是,当穿过正厅,经过侧门确有间小饭厅,这里装饰别致,四壁白净,绸布盖桌,餐具也是新一色的。经再三追问,店主赖荣生最终道出实情:这间小饭厅按扬其兹的要求开设,并专供扬其兹和路克勤使用的;在饭厅一侧,通连有一间小卧室,是供他们休息、玩弄妇女的场所。赖荣生还说,杨其兹和路克勤至少隔天就会来,来了就得花上二三十元。

  在三十年代初期,这种享受已是够奢糜、够阔气了。时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他每天的生活标准也只有3钱盐、2钱油、12两米(16两为1斤);身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的阮啸仙,他在机关每天都同大家一样吃“包包饭”,外出审计吃自带的“锅巴”、“泡米花”等干粮。然而,在苏维埃企业里竟好养了这么个贪污腐化分子,这怎么了得?

  阮啸仙气愤地说:“查,继续查,我就不信查不出他们的问题。”

  阮啸仙立下“军令状”并亲自出马,结果,问题很快就查出来了。

  1934年2月二日的《红色中华》报这样记载:杨其兹的贪污帐开始查了很久查不出,后来经反复核对,发现扬其兹“付帐与清算的数目不对,主要是多开工人的工资,还有工人借了公家的钱,扣还后不上帐”,仅此两项,杨其兹就贪污170.332元。 同年2月31日的《红色中华》报,刊登了《中央审计委员会审查国家企业会计的初步结论》,该文揭露:中央印刷厂在印刷物的估价上,是把原料、工资、管理费及例假双工资等算人,另加百分之十的纯利;印刷《红色中华》报1期,只需油墨12磅,而报帐为24磅半;排字只要7个半工而报帐为12个工。《结论》中尖锐指出:“该厂每月有7千元以上的营业收入,是一个大的印刷机关,……这些利益哪里去了,这里面当然包含着很大的浪费与贪污。” “军委印刷所的路克勤之贪污,主要是多开工人工资,多报工人米贴与伙食,吞没公款40余元”,另还有3个月的糊涂帐。

  杨其兹、路克勤的贪污罪行揭穿后,震动了红都瑞金。许多企业工人纷纷起来检举揭发贪污浪费行为,并要求阮啸仙去审查他们厂的财务帐目。阮啸仙的声威骤增。

  在对中央造币厂的财务收支进行审查时,却遇到该厂厂长陈祥云的刁难和阻拦,陈祥云还四处放风,说审计委员会偏听偏信,有意陷害好人和捣乱工厂生产。起初,阮啸仙还搞不清这位陈祥云的话因,甚至还亲自找到陈祥云要他为审计工作提意见。可后来一查,原来该厂的会计科长凌全香是陈祥云的妻兄,陈祥云听到有工人检举凌全香时,便有意放风企图阻止审计委员会前去审查。阮啸仙知道情况后说:“进行审计监督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的工作好坏,自有广大人民群众监督和评说。但是,中央造币厂的帐我们是要认真审查的,检举打击贪污浪费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号令,任何人也无法阻止。”

  阮啸仙与审计人员一起,排除各种障碍,经过数天的日夜苦战,终将陈祥云同凌全香的贪污罪行抖落出来,初步查明读全香贪污公款 210.678元。

  几起贪污款项均被追缴上交国家财政,杨其兹、路克勤、凌全香分别在2月11日和17日受到苏维埃法庭的公审判决,杨其鑫、古远来、陈祥云等也分别受到不同处理。然而,阮啸仙的心里并未平静,他从这三起贪污案中,看出了苏区企业管理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于是,他在审计结论报告中提出了三点意见:一、“由于三个贪污的检举,证明反对生活腐化,特别是反官僚主义是与反贪污斗争不可分离的,只有加紧的反对腐化,反对官僚主义,才能更有力的彻底消灭贪污现象。”二、“关于任用亲戚,尤其是阶级异已分子,这完全是封建的官僚机关的恶习。苏维埃机关绝不允许有这种恶现象!我们应该加以无情的打击。”三、“对工厂的工帐,我们提议应当每月向工人公布,或是由工人与工会派代表来审查,每月不要有了结算就放心,而且工厂负责者与该厂上级机关,应当详细审查决算太”

  阮啸仙的这三点意见,不久由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公布并推行实施。 审查中央互济总会财务部长谢开松贪污案,阮啸仙更加沉着、机智。 谢开松是个从事财务会计十多年的老手。当他听到有群众举报控告后,他接连数日躲在暗房里编造假帐。待阮啸仙带着审计人员到达互济总会后,谢开松显得异常殷勤周到,搬出帐本陪着审计人员一边翻帐,一边解释。

  阮啸仙见此情形,忙将谢开松拉到一旁,要他谈谈互济总会的收支情况。谢开松一条一款说得非常熟练,阮啸仙一条一款记得非常认真。谢井松讲完了,阮啸仙拿过帐本逐项核对,左盘右问,漏洞出来了。

  阮啸仙拉下脸,毫不客气地说:“谢部长,你这本帐完全是现时编造的,不要再要滑头了,请把实帐拿出来吧。”

  这一下,谢开松的一脸笑容消失了,他拿帐本的手有点发抖。

  “谢开松用各种方法贪污公款共33元8角2厘。一、吞没发动难民开矿的伙食费问元8角9分2厘;二、贪污公家的金戎子一只(重9分)折大洋8元1毛;三、贪污去年5月到订州买货剩余的3元;四、以少报多涂改帐目共大洋2元3毛9分;五、多写公家伙食大洋1元7毛;六、以外还有一只金戎子找不出,有2858元8毛1分5厘没有单据的糊涂帐。

  事情败露的那天晚上,谢开松突然失踪。其实,阮啸仙早有预料,他已与国家安全保卫局和中央工农检察部取得联系并已转知:谢开松在接受审查时形态反常!

  在武阳至会昌的西鹅山渡口,经过化妆的谢开松被安全保卫局人员抓获。与谢开松同行的还有一名中央互济总会的会计,从他们身上搜出2只金戒子和大洋一千余元。

  2月12日,在沙洲坝鹅公荒草坪,谢开松等受到苏维埃法庭的公开审判。

  连续紧张的突击审查,阮啸仙极少休息,身体明显消瘦,脸色也更黄了。他的哮喘和肺结核病更重,常常咳嗽不止,有时竟咳出血来。大家劝他休息一段时间,他就笑笑说:“没事,过几天就会好。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如果躺下了,贪污罪犯就会高兴了。若让那些贪污腐化和革命投机分子在我们眼皮底下溜掉,那就是审计监督人员的失职,就是对革命的犯罪。” 1934年8月,阮啸仙奉命就任中央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委。这时,前方的形势已是十分紧张。然而,阮啸仙在他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审计工作会议上仍反复强调:审计监督工作,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因为这是我们苏维埃旗帜不倒并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1935年3月6日,阮啸仙等率部突围时,在信丰上小埂被敌人的一颗流弹击中,年仅37岁的阮啸他当即倒在血泊之中。

  苏区军民闻此噩耗十分悲痛。陈毅当即写下一首感人肺腑的诗篇《哭阮啸仙、贺昌同志》;“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审计呕心血,主政见成严。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存。”

  注  释

  ①见《红色中华》 1933年9月25日第109期。

(责任编辑:李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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