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警察头子出场了，董老厉声斥责他：“是谁不让我们走？凭什么理由不让我们走？”警察头子推托说：“这是上面的命令。”“上面哪个人的命令，是你们蒋先生的命令吗？拿出来我看看！”董老追问后又说：“我们有办事处，有事到办事处去谈嘛，你们这是阻碍我们行动自由，非法刁难我们。你们再无理取闹，不让我们走，我就在这里接见记者，发表抗议，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董老正气凛然，义正词严，使警察头子慌乱起来，忙改口：“你们的车还没来，要走，得坐我们的车。”我们气愤地说：“不行，我们的车已来了，为什么不让我们坐自己的车？”警察头子支支吾吾地走开了。我要求董老让我出去叫车。董老怕我一个人出去会出事，犹豫了一下说：“看来敌人早就安排好了，你出去要勇敢，不要怕！”我不顾一切冲出站房去喊我们的司机。此时，一群特务围了上来，不让我和司机接近，硬叫我们坐他们的车。我急中生智，既不坐我们的车，也不坐他们的车，而是叫了两辆出租汽车。谁料到出租汽车的司机也是他们事先布置的特务，根本不按我们指定的路线走，而是紧跟前面两辆特务车行驶。当我们坐的车经过车站门口时，我不由分说连忙打开车门玻璃，高声呼喊我们司机的名字。回到办事处时，我们的司机告诉我：“听到您呼喊，我们一辆车跟着你们，看特务要把你们拉到哪里去，另一辆车赶快回办事处报信。”我说：“真险呀！差一点和你们见不着面了。”董老诙谐地说：“险么事，蒋介石派家丁保护我们呢。”说得大家都笑了。 

　　1947年春，国民党关闭了和谈大门，中共代表团奉命由南京撤回延安。董老带回重要文件、书籍和牙刷、毛巾等生活必需品，其余全部扔掉。我们轻装简行，3月7日抵达延安。由于胡宗南部队向延安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党中央在晋绥地区三交镇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讨论了保卫延安和中央机关疏散等问题，决定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彭德怀副司令员留在陕北指挥战斗。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撤离延安，向晋察冀地区转移，刘、朱、董三同志为常委，刘少奇同志为书记。朱、刘先到晋察冀指导工作。董老经五台去平山县陈南庄。 

　　董老在延安只住了几天，到3月12日就出发了。从陕甘宁边区到晋察冀根据地2000余里，董老、何连芝和我每人各带一个小孩，各乘一匹马。62岁的董老，带着8岁的大男孩，开始骑马跋涉，找不到兵站就要忍饥挨饿。3月底一天夜里9点左右，我们在晋西北黄河渡口过河。来往行人拥挤，渡河的船只离河岸一丈多远，要搭上一块长长的跳板才能上船。踏上跳板，板子颤悠，船也晃荡，一不小心就掉进河里。董老没等我接牵着大男孩的手走上跳板，就对小孩说：“莫慌，莫慌。”我连声说：“小心，小心。”董老到船上后对我说：“要随时防备空袭，指挥过河的同志催得急，不能因为我们耽误了时间，影响后边部队的行动。”董老见我着急的样子，亲切地说：“小刘，你要记住，越是危险的时刻，越要冷静。”在危险时刻，董老总是从全局出发，沉着冷静，首先考虑大局，从不考虑自己。 

　　我们一行撤离延安，途中经过兴县、临县、五台山、阜平，到达平山县西柏坡。一路劳累、艰苦，但充满胜利信心，于5月初到达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陈南庄，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等首长的热情接待。 

　　从西柏坡到北京我一直跟随董老，直到1951年在董老身边一共6年，他的一言一行都是我的座右铭。后来董老送我去华北军政大学文化补习班学习，又送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我才离开了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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