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玩弄的政治欺骗和军事进攻的反革命两手阴谋受到严重挫折以后,当时的政治形势更要求我们党向各民主党派广泛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的阴谋。董老的工作一天比一天繁忙,又是主动找上门去做工作,又是应邀参加集会演讲。民主党派的每一次邀请,他总是欣然答应,充分利用任何一次接近群众、宣传群众的机会。正如董老自己所说的: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到这里来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不应该放弃任何一次机会。但是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敌特分子往往利用公众集会的场合,寻衅捣乱,残害革命领导人。董老每次出去参加集会演讲,我全身的弦就绷得紧紧的,百倍提高警惕,董老却泰然自若,毫不介意。有一次,郭沫若、沈钧儒、张澜、史良、黄炎培等人请董老去演讲,会场秩序很乱,我对董老说:“你看这多乱。”他笑着说:“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你放心。”但我一直集中精力注视着会场及四周的情况。1946年12月10日,南京各界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会,几名知名人士邀请董老亲临会场。到那里后,董老先为我国这位教育家写了挽联,发表了讲话,痛斥了蒋管区的法西斯罪行。仪式结束后,许多与会者把董老团团围住,伸出各式各样的笔记本让董老签名留念。正在这时,突然挤进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我看处境危险,请董老快走,他却坚定地说:“不去管他,这事要紧!”这可把我急坏了,忙对我代表团的郝汀同志说:“老郝,这场合太乱了,请您帮忙配合吧。”老郝说:“都是民主人士,没事!”大家争先恐后让董老签名,他一一签完才和大家告别。事后我关切地对董老说:“这场合太危险了,以后别给他们签字了。”董老郑重地解释:“搞统战是我们的职责,要充分利用宣传的好机会,别人找上门来,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多争取一个人就多一分力量。今后他们即使不支持我们,也要考虑是否反对我们。我们今后还应该多争取这样的机会,主动去做团结工作,不断扩大我们的革命阵线。”董老一席话使我顿开茅塞。
1947年1月8日上午,我随同董老来到上海“周公馆”――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这时国民党已召开了伪国大会议,破坏和谈的面目明显暴露。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国民党特务突然包围了我们的驻地。第二天,董老和钱之光同志(当时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处长)去上海市警察局、市政府提抗议,指出这种行为是破坏国共和谈的严重事件。由于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已定,他们不顾我们的警告,特务的活动反而更加猖狂,对我们办事处同志威逼得更加厉害。2月底,领导决定让董老回南京。3月2日晚11时,董老、何连芝抱着董良翮,连我四人离开办事处时,国民党派了数十辆轿车、警车、摩托车,前呼后拥,左右开道,押送我们到火车站。上车后安排我们在一节软席卧铺车厢里,那里的“旅客”全是监视我们的特务。次日上午8时抵南京下关车站,我们一下车,那些“旅客”一个个露出了凶相,将我们包围,我看他们要劫持董老,立刻用自己的身躯把董老挡在后面。车站上也布满了军、警、宪、特。特务威胁我们,不准离开车站,并引我们到一间三面是玻璃窗的站房。怎么办呢?我万分焦急,我在站房一边等候南京办事处派车来,一边考虑如何保证首长安全。一会儿,我透过玻璃窗看见办事处的两位司机正在寻找我们,我使劲敲打窗棂,隔着玻璃窗喊他们,但外边听不见,他俩渐渐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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