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去平均海拔3000多米的大凉山里采访王顺友了，行前，领导一再关照：“注意身体、不要生病。”脑子里便认定：此次采访，是个挑战。

　　为了给自己增加底气，临行前夜，将王顺友的材料浏览一遍，一阅之下，心中疑问更多，压力更大：是什么力量，让一个人坚持在山高路险、气候恶劣的大深山里送了20年邮件，徒步行走了26万多公里（相当于21个二万五千里长征）？而我手中的笔，能否准确描述其间深藏的伟大？

　　7天紧张的采访过去了，王顺友的影象在脑海中日渐清晰，先前的疑问在这7天中逐一扫荡，另一种感觉日趋明朗：王顺友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市委书记牛玉儒；不是惩恶锄奸的女“青天”公安局长任长霞；不是化知识为亿万财富的科技巨擘马祖光……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基层共产党员，有着一种简简单单的信念——吃“公家饭”，就要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为大山里的人们送好信息。就是这简单、朴素的信念支撑着他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下一干20年，从没误过一封信件，从没落过一封邮件。

　　老王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不是记者们追根究底，有些苦与累，也许永远无法为外界所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7天里，尤其是在木里藏族自治县的3天中，除去采访，我试着以一份常人的心境感悟老王的艰辛，并记下这份真切的感受。

　　5月16日 星期一 车难行

　　今天，是开始真正意义上的采访的第一天。早上7点半，我们驱车从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府西昌前往木里藏族自治县，王顺友在那里等着中央采访团的记者。想到所有的疑问即将迎刃而解，我心中就涌起一股战士踏上征程的豪情。

　　木里县城在凉山州西南，这里“地无三尺平”的山，大得出奇，平均海拔3100米，仅海拔4000多米的大山就有100多座。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美籍奥地利探险家洛克曾在美国《国家地理》一书中向世界称：“这是一处没人知晓的人间王国。”从西昌到木里行程254公里，一路要翻越三座大山，有经验的开车师傅告诉我们：大概6小时能到。

　　州里为我们配备了二十多辆越野车。车出西昌后，地势渐险，日晒越强。进入第一个山口，司机提醒我们加衣裳：“山上的风邪气得紧，小心着凉。”

　　车越行，路越弯，坡越陡，手机常常是一点信号都没有。本来整齐紧凑的越野车队，也被这崇山峻岭阻隔得断断续续，时不时在这个拐、那个弯上零星冒出一、两辆来。不少地段没有公路，只有石头堆砌的坡度达30度以上的土路。司机不时加大油门，我们的车在飞扬的尘土中奋力向上冲，车里的人就头顶着车顶跳将起来。颠簸之中，我看到沿途有背着书包的小孩，在漫漫山路上风尘仆仆地走着。

　　车越往深山里走，越觉得天越蓝、越近。一路行来，连户人家都罕见。我趴着车窗往下一看，车下就是万丈悬崖，哆嗦之余不禁感叹：在这么偏僻的大山里，人们要获得外界信息是多么难。据了解，木里县绝大多数乡仍然不通公路，更不通电话，人们与外界的联系，主要靠邮政通信。而在这深山里，传递邮政通信的方式，就是最为原始的马班邮路。

　　午后近两点，我们终于到达木里县城，6个小时车程，感觉抵得过在平地里走一天。乡邮员老王的艰辛，在我心里，开始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

　　5月17日 星期二 马难骑

　　一大早，我们骑马踏上邮路进行实地采访。县里给我们找了当地有经验的“马脚子”，一对一给我们引路，以确保记者安全。我们要走的六公里是老王整趟邮路（单程180公里）中最为平缓的一段。

　　站在老王每次出发的山路前，凝望着眼前足有40多度的陡坡，我想起鲁迅先生说的话：“世上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路就是被马蹄踩出来的，窄小多坑。路两边杂草丛生，不时横伸出不知名的荆棘和枝桠，遮天蔽日。山泉汩汩处，马儿在泥泞中涉水前行。坡陡路滑，我们的“马脚子”一遍遍地提醒：“抓紧了（马鞍），踩紧了（马镫）”，手脚既不能放松，头脸还须提防上边的荆棘，谁也无心看风景。

　　马儿翻山了，眼前阔然开朗，只听到“叮当”的马铃声在寂静的山谷里回荡，正自庆幸没有荆棘遮望眼，突然觉得身边的“马脚子”神色不对，我转头一看，一阵头晕，这一尺见宽、乱石嶙峋的路边就是万丈悬崖！陡峭山壁上还有绿色植被，也不知是风儿播的种还是鸟儿撒的种。一路被同行戏称“大胆”的我开始心跳加速、手心冒汗，不敢动也不敢吭气，怕惊动马儿。

　　眼睁睁挨过这段“险路”，我松了口气。马儿却累得不想走了，任凭“马脚子”吆喝也原地不动。马犹如此，人何以堪？想到老王送信从来舍不得骑马，次次都徒步翻山，却从来都准班准点送到，我心里有点发酸。

　　愈渐平坦的地势告诉我们，目的地不远了。六公里邮路、空手骑马，我们的人有被太阳晒晕的，有出现高原反应的、有坠马的、有被马踢伤的，尽管情况不严重，一个个已面色惨淡，筋疲力尽。而这仅仅是老王360 公里邮路的起点；他不是在体验生活，是在工作；他徒步行走，还要拉着骡子和马……

　　老王的艰辛，在我心里，开始上升到理性认识。

　　5月18日 星期三 山难翻

　　给我们开车的马师傅是当地人，他很健谈：“去倮波那条道，确实难走哦。走得人连气都喘不上，想吐血。”“师傅您也走过？”“是啊，我走一趟回来，膝盖以下肿得老粗，脚跟关节都是肿的，一个星期褪不下来。那个疼啊，就象拿刀子往上砍。”

　　“‘九十九道拐’那更难走，路几乎是垂直的，人走在马后头，马粪能直掉到人脸上，下边就是金沙江。人在上面走，只敢望上边，不敢看下边。”“九十九道拐”是王顺友每趟送信的必经之旅。我无法想象他牵着马，拉着80多斤重的邮包在“垂直”的路上走的情景。

　　“那趟走得叫那个恼火哟。这山尖走完又看到那山尖，就没个头，心里真是又悲伤又恼火。”马师傅边说边摇头，我从反光镜里看到一张生气厌倦的脸。我无法想象是一种什么信念，一种什么力量，支撑着并不强悍的王顺友走了20年。

　　《凉山日报》的记者石进，多次采访王顺友，曾跟着他走过5天6夜邮路。她对我说，采访过王顺友，你就会觉得，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真的没什么好抱怨的了。

　　她和我说了一个细节：当她们走到海拔4000多米的察尔瓦山顶时，气温已降到零下十几度，地上泼瓢水都能结冰，山里寂静得只能听到脚踩雪地的咔嚓声。那晚，王顺友边喝酒边唱山歌。他说，走了20年邮路，这是最高兴的一次，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多人陪着他。

　　老王的艰辛，在我心里，不再只是一种认识，而是化成了一种震撼。

　　初遇石进，她的一句话我印象深刻：“什么叫做不简单，把简单的事情做好了就叫不简单；什么叫做不容易，把容易的事情做好了就叫不容易。”

　　采访接近尾声，石进问我有什么感受，我说：“平凡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