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在沈阳北大营打响第一枪，揭开又一场侵华战争的罪恶序幕。就在这一年，一个叫土屋芳雄的日本青年应征入伍，被编入“满洲独立守备队”，后来到宪兵队，逮捕、审讯、屠杀了大批中国人，在东北大地上留下许许多多罪恶的足迹。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他理所当然地被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

　　１９５６年，土屋芳雄被释放回到日本，他在日本参加了“中国归还者联合会”，先后出版发行４本书：《半生的悔悟》、《我对侵略中国的悔悟与谢罪》、《关东军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访中谢罪记录》，还在各家报刊发表忏悔、谢罪的文章７３篇。他这样写道：“我当时还没有考虑到人生的尊严，只把野心凝固在效忠天皇上，对成百上千善良的中国人民无端地逮捕，非人道地审讯，野蛮地杀害，是人间不应有的鬼畜行为……”

　　他还和其他人一起，自费到日本各大城市组织报告会，并亲自演讲，向国民介绍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罪行，讲解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遭到的苦难，蒙受的巨大损失。

　　当年被他逮捕、审讯、判刑的抗日青年刘长青解放后已成为作家，在日本进行学术交流时发表了《我在满洲国时期的文学活动》一文，被日本法政大学西田胜研究所搜集在《从地球的一点出发》一书中，土屋芳雄从书中知道刘长青还健在，便远渡重洋，来到沈阳，登门谢罪，一边叩头，一边道歉。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到来之际，他自己设计、自己提供资料———照片、图书、录音、录像７０件，搞了一个内容丰富、很有说服力的《日本侵华展览》，送给辽宁省近代史博物馆，展出后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赶来观看。

　　他还甘心作桥，沟通中日经济、文化的交流。

　　事实证明：土屋芳雄确是放下了屠刀，变成了“佛”。但是，从手持屠刀到立功赎罪之间，是什么东西沟通的？

　　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不得不举起白旗的时候，土屋芳雄作为战犯进入了我们的抚顺战犯管理所。为了使“人性”尽快回归，我们的战犯管理所为战犯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反思环境。土屋芳雄白天翻阅他原以为是“功绩”、今天成为罪证的照片、录音，晚上扪心自问自答。中国母亲思念儿子的泪水，孩子呼唤爸爸的惨叫，年轻人不待结婚就走了的悲剧，才华被毁灭的惨祸，一直纠缠着他，头脑中像有一窝蜂，出出进进，蜇得他神经疼。他自问：“你有母亲、儿子吗？”自答：“有，他们都健在。”自问：“你想他们吗？”自答：“想，恨不得马上飞到他们身边。”自问：“你养个儿子眼看大学毕业却被杀害啦是啥滋味？”自答：“我恨杀人者，要和他们拚命。”他越想越感到自己罪行严重，对不起中国人民，写出自己的悔过书：“在我手下被害的中国人太多了，想起当时我鬼畜般的姿态，悔悟之心情满怀。我这个宪兵使无辜的中国人民受到如此苦难，深深地向受害者赔罪。”

　　抚顺战犯管理所还把受害者的起诉书交给他看。王鸿恩年迈的母亲在起诉书中这样写道：“土屋把我这个寡妇的独生儿子逮捕投狱，由于惨酷拷打，儿子出狱就死了，是土屋杀害了我的儿子，要求政府给讨回这血债。”他看后不寒而栗，有这些母亲指控，他自认为死刑已定。可宽厚的中国人民见他有悔改之意，不但给他一条生路，而且送他回国。他被深深地感动了，要用一生的行动洗刷自己的罪行。他一再表示：“不管国家是什么态度，我亲手犯下的罪行，除了自己谢罪，别人是代替不了的。”他在给作家刘长青的信中写道：“中国人民在抗日救国战争中如何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之事，日本人还是不大了解的，请你今后继续写抗日战争的经历，使那些至今尚未承认那次战争是侵略战争的人汲取教训。我也将继续通过我的经历，揭露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错误，促其认罪。”（作者单位：本报辽宁记者站）

　　《人民日报》〔１９９５０８２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