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曾被卓琳拒绝 邓小平的爱情故事(图)

2009年07月29日21:54  来源:千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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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曾被卓琳拒绝 邓小平的爱情故事(图)
  凤凰卫视制作过的《永远的小平》一片,以邓小平的家人、身边工作人员作为主要的采访对象。其夫人、儿女、妹妹等面对镜头,讲述了他们心目中的邓小平。

  其中,邓小平与夫人卓琳心心相印、患难与共、相伴走过58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的故事尤为感人。本文摘自该电视片的部分解说词和访谈内容。

  卓琳曾拒绝小平求婚

  邓小平与卓琳相遇相识在延安,那是1939年的秋季。卓琳说:“他和邓发都是从前方回来的,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经常到公安部来玩。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我的女朋友,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那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意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我不想那么早结婚,我拒绝了。”

  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缺乏了解。卓琳说:“因为去延安的那些长征老干部都是工农干部,我们就怕跟一个工农干部结婚,不是看不起他们,是他们没有知识,跟他说话说不到一块儿,所以我就不敢和这些工农干部结婚。延安有个笑话,一个工农干部和一个知识分子结婚了,两个人晚上沿着延河看月亮。那个女的就说,哎呀,你看这个月亮多漂亮呀。他的丈夫就说,有什么漂亮的,我看不出来。这个故事在延安传为笑话。我想,我结婚可不能找工农干部,可不能找长征的干部,我要找知识分子。”邓小平并不灰心。

  卓琳:“后来他自己就说,我自己找她谈谈可以不可以。我说,可以。他就找我谈,谈了两次:第一次谈了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谈他的希望。我听听,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是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第二个呢,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我那时候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他亲自找我谈了两次话,我才同意。同意了以后我们才结婚。”

  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八路军的老战士们,以淳厚朴实的方式,为邓小平与卓琳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卓琳:“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说话你得听。你不听,我这人好说话,没人听,我跟谁说呀。听了以后呢,你觉得……我这人是比较落后的,你有意见你就给我提意见,我对的地方你也告诉我。他就不吭气。我说,我说话你不说话,我们这样相处下去也不行啊,你得说点话呀。他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愿意说话你就随便说多少,我有意见我就提,没有意见就这么算了。我想,这个老干部,你要老让他说话也不行。我知道他是个知识分子,所以我想,你要老是让他说,他也说不了什么。算了,慢慢相处吧。就这样,慢慢互相之间就了解了,了解了就……”

  同甘共苦转战南北

  几天以后,卓林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奔赴了太行。卓琳:“结婚以后,他要回前方去了,他就带着我一块儿去。我那时候还不熟悉。后来,慢慢到了前方以后,他在师部,我在后方,就是总司令部。他来开会,就见个面;他不开会,我们就见不着面。后来我就说,我们这样也不行呀,你是不是给我写个信啊。他说,我写什么啊。我说,你就写写你怎么生活,你有什么感想……他说,好,我以后叫秘书给我写一个,我印几十份,一个月给你发一份。我一听,我说,算了算了,你别这样搞了,我也不要你写信了。”

  妻子渐渐地适应了丈夫的性格,渐渐地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要赶到那里。

  卓琳:“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头,都在后头住的地方。他们打完仗休整的时候,再把我们接去。后来,进军西南的时候,他下命令,进军西南,不准任何人带家属,连我们也一样。后来,我不干了。我说,你不带家属我不干,你们老是把我们‘丢’了,不管。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他只好带着家属。这次进军西南,我说我一定要去,你不让我去……但是去的方式是,他在前面,有侦察兵看好路了,他在前边,我们带着孩子坐在后头。这些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风云多变恩爱不渝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卓琳:“我说算了,我也不出去找工作了。后来我也给他当秘书。我给他当秘书,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王秘书。他要收起来的文件,当时中央以他的文件最多,所以他的存档要有专人负责。他的文件看完的,就要送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去存档,我就负责把那些文件登记。登记完了以后,我就坐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我都登记了,交给中央办公厅存档。所以那时候都是以他的文件最多,因为他的文件最全。”

  邓先群(邓小平妹妹)曾说:“我大嫂这个人,她从来不给我大哥添乱,她不去参政,她就做好她的本职工作,她该做的那份工作。我大嫂那人就是这样,也很守规矩,而且她特别体贴我大哥。比如我大哥喜欢喝茶。但是,家里都是由我大嫂来开支。茶叶还是比较贵的,他爱喝龙井,龙井是比较贵的。烟,都是自己买,哪有别人送的啊,所以都要精打细算。但是,我大嫂舍得给。茶呢,我大嫂是每天上午,都给我大哥泡浓浓的一杯茶。我大哥喝完了以后,剩下的茶根我大嫂接着喝,下午再给他泡一杯。她非常地爱他,非常地体贴他。就在家里那么一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大嫂特别关心体贴我大哥。”

  邓楠(邓小平次女):“60年代困难时期,那时候比较困难,供应的油和肉比较少。当时,对他们这些高级领导干部,还有一些特殊的照顾,所以给他们多一些油,还有肉。当时因为我们家人口很多,除了我们几个子女以外,还有一些亲戚之类的。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口人吃饭,所以他那点油和肉,肯定大家一起吃就不行,所以,最后我妈妈就说让他单独吃。为了保证他的身体好,能保证工作顺利,所以就让他单独吃饭。他就不干,就说不行。后来我妈妈没办法了。我妈妈就说,这样吧,派一个人陪你吃饭,所以我经常就是那个派去陪他吃饭的人。结果,只吃了很短的时间,最后,他又不干了。他说我要跟大家一起吃,那么后来没办法,他又跟全家一块儿吃。后来,我妈妈就又想办法说,给他单独炒一个菜,别的菜都一样。给他单独炒一个菜,结果就这一个菜,他到了饭桌上以后,就到处分。给你点,给他点,结果最后,实际上,他就一口都不吃,全分给别人。最后,没办法,所以就大家都吃一样的。”

  卓琳和邓小平,相伴走过了58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夫妻恩爱,携手白头,心心相印,患难与共。

  邓楠(邓小平次女):“因为我父亲这个人,在政治上,他讲是不争论。就是政治大问题不争论,在家庭也是这样的。他跟我母亲没有任何矛盾,为什么没有矛盾呢?因为我父亲平时都在外面工作,家里的事情都是妈妈管,妈妈怎么管,父亲是从来没有意见的,因为他很信任母亲。他们俩的观点也很一致。所以,母亲怎么样管理这个家庭、管理孩子们,包括财务方面的问题,我父亲是从来不过问的,他是完全信任我母亲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他们两个配合得非常好。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想一想这几十年,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或者争论什么问题,都没有过。”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间的情深意切。邓先群:“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划清界限,别人家吧!反正有好几家人都划清界限。我妈就跟我大嫂讲了: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哦!就跟我大嫂这么说。因为我大嫂身体一直不是太好,我大嫂就告诉她。她说,我是了解他的,她说,奶奶你放心吧!不会的。”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卓琳随他而去。在江西3年的日子里,他在荆棘中踏出的那条“邓小平小道”后来被传为了佳话,而夫妻间互相帮扶的故事却是很少有人晓得的。

  卓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他发配到江西去了,住在一个将军楼。怎么办呢?一个月只给我们二十块钱,二十块钱的生活费。首长说,我们要节约一点,节约一点钱,给孩子们当路费。因为孩子们都被分配到四面八方,给孩子们当路费。有时候来看看我们,那么他就主张,他说,咱们来种地吧。我们住的那个将军楼,前头有一块空地,原来也有人种过,后来我们就开了一块地,我拣石头。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我不能多动,我连上楼,上我们住的那个楼,我都说,喂,老爷子,拉着我。我走不动了,他就拉着我。我一手扶着栏杆,一手他拉着我上楼。那么我们种菜怎么办呢?种菜就是总得种点吃的呀!自己种点吃的,因为前头有块空地。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以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种子,种那些茄子啊、辣椒啊,这些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水。”

  和他们一起去江西的还有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比起在北京被监禁的生活,江西的日子气氛轻松了许多,邓小平也很快熟悉了这里的生活。

  邓先群:“他们住在楼上,吃饭生活在下头。有时候我大哥还照顾我大嫂呢!家里重活都是我大哥干。我大嫂这人,心胸应该说还是比较宽广的。在江西他们几个老人,也过得挺愉快的,互相也很照顾的。我母亲他们俩,非常好互相很关心。重体力活就是我大哥干,比如和面啊,那些都是他来干,还有擀面这些事情。做饭的技术活是我母亲的。像种菜,他们三个人都干。在院子里头挖地、拔草、种菜,他们都干,所以他们过得挺愉快的,互相很体贴的。”

  在江西劳动时,邓小平被分配干钳工活儿,这对他来讲并不陌生,少年时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就干过,但此时的邓小平毕竟已经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

  卓琳:“我们是在工厂工作,他在工厂是搞什么的,他是搞锉子。我能干什么呢?我就拿汽油洗那个油腻。我看他一天劳动很累,我就跟他说,给他搬个椅子,我说你坐一坐,他不坐。我说,你怎么不坐一坐,偷点懒嘛!他说,不行啊!我要坐下去我就站不起来了。”

  邓小平在江西,一家人天各一方,但彼此间的关爱却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着。到江西不久,因为妹妹邓先群生孩子,夏伯根老人便赶去照料女儿。家务就全落在了夫妇俩身上。卓琳:“老祖在的时候,他烧火,老祖炒菜、老祖蒸饭,老祖要走了,老祖的姑娘要生孩子,需要照顾。我说,老祖你走吧!你没钱雇人照顾你的女儿,你去照顾你的女儿。她说,你们怎么办?我说,我们自己来。后来,老祖走了以后,他就来当主角了。买来的肉,他切,不让我切。我烧火,他炒菜。”

  家庭的温暖,是帮助邓小平从容应对政治逆境的一个重要因素。1973年,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的劳动改造生活,回到北京。此后,他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领导开展全面整顿,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没想到,仅仅过了3年,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困境。10年磨难,两度沉浮,世态炎凉,风云多变,风雨飘摇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

  邓楠:“天安门事件以后,我父亲又被软禁,我母亲后来也去陪他去了,所以那个阶段就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就只有他们二老互相照顾。后来没多久,我母亲眼睛坏了,母亲住院以后,就剩我父亲一个人了。但是那时候,他们两个人没有办法联系,只能通过写条子,条子上头什么也不能写,因为肯定人家都要看。就是通过这样的交流来保持联系,他们互相之间的牵挂和思念,就只能靠这个来传达了。”

  邓小平已经走了5年,夫妻俩58年风雨中结成的深厚情义,全化作花雨飘洒。 (摘自凤凰卫视的专题片《永远的小平》 )

(责编:焦宝(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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