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大讲台：解放思想对经济增长的意义

　　核心提示

　　●一个地区经济发达或不发达，并不完全依赖于自然资源，而是生产要素的聚集能力。把高级生产要素聚集起来的能力，是一个区域的重要竞争力。

　　●决定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说到底是制度的差异，是观念的差异。营造经济发展环境，其本质是营造低交易成本的商务环境，它取决于我们的制度——政策、政府办事程序和社会习俗。

　　●新一轮解放思想，湖北需树立三种观念：多种比较优势的项目观、“保姆式服务”的政府职能观和农业优势的新资源观。

　　一个地区靠什么推动经济增长？

　　过去我们总认为，只要资源充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就可以发展。

　　“资源诅咒”颠覆了这一“想当然”。伊拉克、委内瑞拉、苏丹的资源都十分丰富，可经济并不发达。新加坡、日本、香港，资源相对而言要贫乏得多，经济却实现了繁荣。

　　湖北省也不乏类似的例子。枝江和仙桃的资源并不丰富，却是县域经济的小虎。有一些县市有煤矿、铜矿、铁矿甚至还有金矿、银矿，经济也没有发展起来。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理论和经验都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达与否，并不完全依赖于自然资源的丰俭，而是生产要素的聚集能力，社会经济活动中资源配置主体的变化和配置方式的变化。

　　资源或者说生产要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低级要素，如自然资源、一般劳动力等；一类是先进要素或高级要素，如资金、技术、管理（企业家才能）等。低级生产要素流动性相对较弱，而高级要素的流动性相对较强。高级生产要素是低级要素由一种单纯的存在转化为商品或服务的催生婆。有资源，但如果没有资金启动、技术开发、管理对市场的驾驭和资源的优化配置，那么，资源就不能进入产业链实现增值，进而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把高级生产要素聚集起来的能力，是一个区域的重要竞争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地区、一座城市也是市场主体，也是可以人格化的“理性经济人”，也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只不过，他们不像企业那样通过出售产品或服务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而是通过创新、设计、提供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和政策，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要素尤其是先进生产要素的聚集能力，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个利益最大化，是可以具体化的，比如GDP和财政收入。从这个角度讲，一个区域生产要素的聚集能力反映了这个区域政府的执政能力。

　　生产要素的聚集能力从哪里来？

　　生产要素的聚集能力从哪里来呢？简单地说，从制度安排中来。

　　制度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是一个综合概念。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宪法、法律、政策等宏观面“大制度”；二是政府执行程序，包括政府部门设置、职能分工、工作流程等。它们决定了政府办事的效率；三是社会习俗，思想观念等。

　　制度是一种行为框架。观念亦如此。观念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一种行为规则。它直接支配人们是积极地还是消极地、是主动地还是被动地从事经济活动。比如财富观。如果我们认为储蓄最保险，同时认为它是摸得见、看得着、靠得住的财富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把钱存在银行里。储蓄率保持适当的高度当然是一个地区或城市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因为它提高了银行的融资能力），但过高也不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参与度低会导致银行负担重。但如果人们认为财富应该多样化，可以储蓄也可以购买股票、基金，可以投资创业，那么，一个地区或城市的经济参与度就高，创造财富的源泉就会充分涌流。因此，前者是一种静态的发展观，后者则是一种动态的、发展的财富观。它们对一个地区或城市的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事实上，政策法规、政府程序本身也是观念的产物。荷兰建立在北欧海边低洼地上，资源不丰富。世界经济中心由地中海威尼斯向阿姆斯特丹转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荷兰的重商观念主导了重商主义政策，制定了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的法规。一个经典的案例是，在荷兰与法国处于交战时期，荷兰也允许商人贩卖法国军火。降低税收当然不用说。正是这种经济至上的政策与法规，自由贸易带来了荷兰经济的繁荣，使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成本低，成为“生意人的天堂”，使欧洲的生产要素涌向荷兰，弥补了资源不足的缺陷，迅速超过威尼斯，成为“世界性商场”。

　　可以这样说，不论一个地区和城市今天多么发达，也都是从贫穷的状态——资金、技术“双缺口”、企业家稀缺的状态发展起来的。“穷”是所有地区发展的初始条件。财富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经济增长的必需前提。决定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说到底是制度的差异，是观念的差异。

　　我们现存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是制度问题、观念问题。如果政府部门不是把自己摆在服务经济的角色定位上，那么，就会摆官架子，就会是“管卡压经济”；如果我们眼红企业家获得了较高收入，那么，就会“均贫富”，办事拖拉，层层设卡，雁过拔毛；如果市场主体之间都捞一把算一把，不讲诚信，那么，就会尔虞我诈、搞一锤子买卖。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企业与政府的交易、企业与企业的交易、政府机构与政府机构之间的交易都非常困难，成本都很高。不仅不能把外部的生产要素聚集起来，相反由于环境恶化，连本地的生产要素都可能被挤走。

　　所以，我们讲营造经济发展的环境，其本质是营造低交易成本的商务环境，它取决于我们的制度——政策、政府办事程序和社会习俗。

　　为什么今天还要强调解放思想？

　　一切重大的历史变革，首先都是从人们的思想变革开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湖北发展有一个规律，就是，每处于一个历史关节点上，就要进行一轮新的思想解放，冲破一次体制机制的障碍，迎来一次发展高潮。1978年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的是“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1992年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的共识，摆脱的是“姓资姓社”的争论。今天，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湖北发展上升到一个新阶段，即由生存型社会转变为发展型社会。发展阶段的转变，意味着社会主要矛盾方面发生变化，简单地说，公共服务需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矛盾突出。

　　湖北有自身的发展起点。一方面，不论是因为改革时序的差异带来的改革滞后也好，还是地处内陆腹地而导致的发展落后也好，都意味着湖北与发达地区比有一个落差。另一方面，历史又赋予湖北面临赶超先行者、实现后来居上者的机遇。这里，简要概括三大历史因素：

　　其一，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变化，沿海产业转移的浪潮。中国对外资的诱因，由过去主要是成本因素（外资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因素（占用中国自然资源）向市场因素转变。即外资进入中国是为了开发中国内陆市场，进行战略性投资，这可以从以500强为代表的国际跨国公司进入二线、三线城市得到印证。沿海需要转移的产业，本身是国际资本的组成部分，是当年全球选择的结果。上述两种资本的转移，为湖北楔入全球生产链、供应链提供了条件。

　　其二，国家发展战略的变化。中国经济正从一个外需拉动的经济向内需拉动的经济转变，从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转移到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消费型经济，人口、区位非常关键。经济腹地是企业发展的地理空间，人口密集是消费市场形成的基本前提。如果是大企业，就要有比较大的格局，要靠近一个大的人口密集区，并且尽量往区域中间靠。湖北不仅“九省通衢”，而且处于中国人口密集区的中心。这是国家战略转变为湖北带来的利好因素。

　　其三，就是把湖北建成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的确立，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确立。前者是国家对湖北的战略定位，后者是具体实现形式。它意味着湖北在全国的地位是一个发展极、一个中心、一个示范。并且要在“两型社会”的高标准下实现这个奋斗目标。

　　显然，响应新的发展要求，实现新的发展目标，就要创造新的发展条件，湖北面临诸多挑战。首要是，如何创造有利的商务环境，吸引、承接国际资本、沿海产业转移。如前所述，制度是影响生产要素聚集、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自然地，要实现新的发展目标，就要响应新的发展要求，来推动新的思想解放。

　　湖北解放思想的突破口在哪里？

　　需要解放的思想当然有许多。以下三点是不能忽略的。

　　其一、树立多种比较优势的项目观。

　　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不同的招商能力。外来投资是本地要素资源禀赋结构与客商投资项目所需求要素条件相契合的产物。一个地方客观存在着项目的适应性问题。打一个比方，在我省一些地方，即使微软搬过来，我们也不一定承接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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