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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各地有关户籍改革的创新实践层出不穷,山东、辽宁等12省市先行试水,取消城乡有别的户口划分。以户籍制度为突破口,深深影响几代中国农民生存权、发展权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逐渐消解。那么城乡二元结构的新变化突出表现在哪里呢?它是如何悄悄演变的?演变过程中呈现出什么新特点?随之带来的新问题给执政党和政府提出哪些挑战?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又是什么呢?

  本期特别策划邀请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就这些热点问题进行多视角、深层次的剖析和探究,以期使读者从历史与现实、现状与挑战、问题与对策等多层面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详细]

 
二元结构新演变凸显五大特征
(国家发改委产业所研究室副主任 蓝海涛)
  新时期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呈现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条条推动、块块突破、先后有序、交错推进”的非均衡渐进型演变特征。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共同缓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

  2003年以来,被外电赞誉的“胡温新政”加速消融城乡二元结构的“坚冰”,这是政府“有形之手”主导的结果。期间,专家学者揭示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弊端;各种媒体踊跃报道形成了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舆论氛围;借助专家智慧和社会舆论支持,各级党政部门纷纷出台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举措,明显缓解了城乡二元结构引发的矛盾冲突。[详细]
·先乡村后城市,彼此交错推进的渐进式演变

  新时期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在不同领域大致走了一条“先试点后推开、先经济后社会、先农业后工业、先农村后城市、彼此交错推进”的渐进式演变道路。[详细]
·部分地区率先调整,逐步引领全国走向城乡一体化

  上海、浙江、河南等省市在推进城乡一体化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广东、山东、河北一些地方允许农民报考公务员。这些地方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诸多领域率先获得成功的制度创新成果,正在通过示范推广,带动全国其它地区开展城乡一体化工作。[详细]
·二元经济结构演变平稳,二元社会结构转型幅度大

  历经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进入新时期之际,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已不太突出;相反,社会领域的改革和发展长期滞后,导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异常突出。[详细]
·波及面宽,见效迅速

  新时期城乡二元结构演变是在开放经济环境下,主要由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国外农产品冲击的“外患”引发。城乡二元结构调整目标明确,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制度创新丰富多彩,城市乡村双向联动,政策推进力度不小,实施效果迅速显现,必将长期坚持实施。[详细]
 传统二元结构演变中的“叠加”现象

  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经济结构的变动和利益关系的重组,传统意义上的二元结构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许多新的趋势,产生了诸多二元结构“叠加”的现象。   

 
  首先,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与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新产生的二元结构叠加在一起。其次,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演进中,传统的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与新的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叠加在一起。另外,出现了政治二元、经济二元、文化教育二元、社会管理二元、生活方式二元等“亚二元结构”相叠加的现象。[详细]
 演变围绕两条主线:户籍制度与资源配置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于建嵘)

  曾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城乡二元结构如今已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围绕两个方面进行,即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和资源配置制度逐渐消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   

 
  从户籍制度和资源配置两个方向来消解城乡二元结构,方向是正确的,成效也十分显著。但这还远远不够,其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真正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更具有战略意义。[详细]
 
本地人与外地人:一个新的二元社会在形成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龚维斌)
  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究竟是区域的概念,还是户籍身份的概念,抑或是两者兼顾?该做哪些积极有效的工作,以促进外来人口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问题的解决?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认真思考,并研究流动人口中的新现象,要自上而下地拿出真正解决问题的系统办法。
·外地人大多不愿回乡

  所谓外地人和本地人区分,以当地户籍为准。外来人口的大量出现是人口流动的结果,但是,外来人口又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流动人口,因为,很多外来者已经长期在流入地居住和生活,甚至在此娶妻生子、安家落户了。并且,在流动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已经出现了代际更替,1970年代末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向往城市生活,更多的人不愿返回农村。[详细]
·对当地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了极大挑战

  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虽然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上海人所说,他们的发展得益于老外和老乡,但是,大量外来人口也给当地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从理论上讲,政府应该为所有的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因为所有的居民都是纳税人。但是,长期以来,各地政府的主要服务对象主要是自己的户籍人口,而且实行城乡户籍不同待遇。[详细]
·新的二元社会给统筹城乡发展提出新难题

  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一起成为常住人口,成为当地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时,他们与本地人的根本区别仅仅在于其外地户籍身份,这就给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提出了新的难题。
 
  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认真思考,并研究流动人口中的新现象;需要各级政府真正树立纳税人的观念,淡化和破除身份的概念,消除人为设置的身份隔离带;要自上而下地拿出真正解决问题的系统办法,而不是停留在诸如是叫“农民工”还是叫“新市民”这样的称呼上做文章。当然,我们不能指望这项改革一夕之间就能完成,还需循序渐进。[详细]
 人口倒挂带给一位地方官员的困惑

  2005年,深圳就曾因为“控制入深人口数量”而遭到大量非议,这就是我想说的一个大问题,城乡二元结构演变到现在,我认为我们应该讨论的是如何有效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问题,这是很多大城市的管理者所头疼而苦于得不到有效解决的问题。控制外来人口数量确实事出无奈 。我看了不少报道,对于我们的做法大部分都是批评。[详细]
 
“新二元结构”考验政策供给力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政党研究所副教授 李清华)
  城乡二元结构在内容与形式上不断翻新以及新旧二元结构“叠加”的现象表明,中国社会人口流动、阶层分化、利益重组呈加速发展态势,这对执政党的政策供给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增强政策供给的协调性,避免政策供给的失衡性

  “新二元结构”就其实质而言,是社会转型过程中阶层分化、利益分化的表现形式。执政党政策供给的目标取向之一,就是协调社会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利益矛盾。[详细]
·增强政策供给的组合性,避免政策供给的孤立性

  面对改革攻坚,政策供给和制度安排也相应进入了一个攻坚破难、全面整合、综合推进的阶段。解决“新二元结构”问题,甚至更进一步说,解决改革攻坚阶段的一切深层次、全局性社会问题,不是单一政策所能奏效的。[详细]
·增强政策供给的公平性,避免政策供给的非对称性

  二元结构的演进,强势与弱势的分野,部分是由于不公平的政策供给造成的。政策平台的架构,不仅仅为人们提供追求自己正当利益的空间,而且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认知,即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公平正义是其基本的价值追求,而且完全能够获得政策与制度的保障。 [详细]
·增强政策供给的民主性,避免政策供给的片面性

  执政党作为政策供给的主体,其政策过程遵循着“确认政策问题——建立政策议程——政策方案制定(党内决策)——政策合法化(国家权力机关再决策)”的过程。无论党内决策的过程,还是党内政策转化为公共政策的过程,都必须始终贯彻民主的原则。 [详细]
·增强政策供给的科学性,避免政策供给的随意性

  拍脑袋决策还是按规律决策,靠经验决策还是靠科学决策,依民意决策还是凭长官意志决策,遵程序决策还是靠临时动议决策,这是提升政策供给能力的关键。 [详细]
·增强政策供给的及时性,避免政策供给的滞后性

  政策过程是“均衡——不均衡——均衡”的循环过程,一种政策均衡被打破,新的政策供给必须及时跟进,新的政策变迁必须及时补位。 [详细]
·增强政策供给的前瞻性,避免政策供给的权宜性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策略使得政策供给带有过渡性、应急性、权宜性的特点,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是在制定过渡性、暂时性政策的时候,也应当对政策执行的后果保持足够的预见性。[详细]
 走出二元结构三大阶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联合课题组对我国走出二元经济结构设计了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2004—2010):逐次局部遏止二元结构扩张到整体初步改善。

  第二阶段(2011—2020):二元结构明显改善。

  第三阶段(2021—2050):基本走出二元结构。
 土地:消解城乡二元的突破口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晓山)

  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的实现过程,也就是土地要素逐步市场化的过程,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消除的过程。

  现代化过程是土地增值和资本化的过程。可以说,在未来十几年间,农村土地资本的分配方式与分配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将左右城乡格局的变化。这部分资本化的土地资源如分配和使用得当,完全可以支付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所需的运作成本,从而使农民能真正享有其土地增值收益中应有的份额,合法、合理地分享城市化的“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将处于一种关键性的位置。[详细]
 
城乡一体化新格局还有多远
  面对城乡二元结构发生的新演变,各级政府面临着哪些新的挑战?该如何应对呢?《人民论坛》杂志特别约请四位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了探讨。
·新变化带来的新问题

  于建嵘:我认为,城乡二元结构在演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如何克服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事实上存在的“生存差距”,解决在城市内部出现的“漂移的社会”这样新的二元形态。如何改变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落后的状况。如何减小城乡收入差距,并让农民获得财产性收益。

  韩俊: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社会流动性越来越强,对城乡隔离体制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差距仍过分悬殊。 [详细]
·几个不公阻碍城乡统筹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王春光)

  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固化和“新二元结构”的形成,同城乡之间不公平的制度安排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家对农村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始终没有完全解决城乡之间在制度上存在的差异和不平等。这种制度上的不公,阻碍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消解,损害了支撑和谐社会建设的社会公正原则。据笔者看来,目前,我国城乡之间还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公:土地制度不公、财产制度不公、代表制度不公、行政管理上不公、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不公、司法资源配置不公、组织制度不公、社会保障制度不公、就业制度不公。[详细]
·如何实现城乡一体化新格局

  宋洪远: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当前实行城乡统筹发展,关键是要加快农村整体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核心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协调机制。统筹城乡发展基本要求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统筹城乡发展,根本途径是推进综合配套改革。

  韩 俊:城市政府要协调多方面利益关系,使农民工合法权益得到维护。要以开放和包容的胸襟,对农民工由排斥到容纳,由管制为主转向服务为主,改变农民工“边缘化”的社会地位。要把进城农民工作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纳入统一的管理和服务,逐步做到权利平等。先从农民工的子女教育、妇幼保健开始,采取灵活、多元的户籍管理制度,为农民工提供培训、指导就业、社区卫生等服务,逐步让流动人口、流动家庭能够稳定下来、稳定就业、稳定生活。允许长期进城务工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完成身份的转换,使他们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   

  蔡永飞:改变城乡二元体制,迫切需要政府更加积极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尤其是要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重点加大国家对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国家在农村地区应当长期实行“多予少取”的政策。[详细]
 城乡二元结构演变脉络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是在长期城乡隔绝的历史中形成,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被强化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乡二元结构开始发生深刻变化,这一演变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78年—1984年,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发端的中国改革开始触动了坚固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明显快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从而缩小了城乡差距,使城乡二元结构向着有利于“三农”的方向演变。 第二阶段,自1985年—1992年,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全面启动,以城市为中心的利益格局重新恢复,从而固化了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打破的“坚冰”重新“封冻”,城乡差距重新扩大。第三阶段,自1993年—2001年,中国开始了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一方面,政府对城乡二元结构的调控能力减弱;另一方面,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城市偏斜性政策惯性,在机制不健全的市场力量作用下,使得城乡二元结构的利益重心进一步向城市倾斜,突出体现在城乡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第四阶段,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至今,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二元结构的演进出现了历史性“拐点”。这方面的改革主要包括: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加快取消农民工进城就业的限制政策,启动农村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来源:人民网-时政频道 (责任编辑:赵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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