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全国人大常委、人大教授郑功成：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有巨大空间

一月四日，四川省华蓥市一家培训中心的老师正在给返乡农民工传授车床技术操作。 　　邱海鹰摄

　　国际金融危机通过3种渠道影响就业

　　记者：目前国际金融危机正通过什么渠道影响我国的就业？

　　郑功成：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通过3种渠道影响我国就业：一是国外需求下降，出口企业订单减少，导致企业破产或裁员；二是影响投资信心，导致就业岗位增长减缓。比如一些企业虽未受金融危机直接冲击，但是投资信心降低，本来打算扩大投资，增加工人，却选择了观望；三是影响消费信心进而影响就业。

　　我们目前需要的是鼓舞信心。政府的巨额资金投下去，目的就是扩大内需，促进增长，增强信心。但如果这些投资是低水平重复建设，反而会打击投资信心。反过来，如果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对某些领域有所拉动，就会增强投资信心。

　　记者：当前整体就业形势如何？

　　郑功成：除了就业岗位增加减缓外，我们面临的新增劳动力供给也与以前不一样。大学生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对就业岗位要求更严格。还有年轻一代的农民工。10年前的农民工，没有工作了就返乡务农。但是现在的第二代农民工，返乡意愿很低。

　　从供需两方面看，今年的就业压力很大，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采取得力措施。总的说来，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向：提高居民收入，加强社会保障，有效利用政府投资拉动就业。

　　提高居民收入有利于促进就业

　　记者：有人提出，为了鼓励工厂雇用工人，促进就业，应该降低工资。提高居民收入和促进就业之间是不是有矛盾？

　　郑功成：现在是一个消费决定生产的社会。从大的宏观逻辑上讲，居民收入增加了，消费需求就会增加。收入带来需求，再促进生产。收入对消费、生产具有正相关的逻辑关系。

　　我们看到，这次金融危机中，我们长期存在的居民收入偏低抑制消费需求的问题暴露出来了。比如说，国际需求减少导致玩具工厂倒闭。可是，我们农民的孩子有玩具吗？我们那么多低收入家庭，能给孩子买玩具吗？所以，提高国民收入，至少在我国现阶段乃至未来相当长时期，均应当是有利于拉动消费，对于促进就业岗位的增长，两者并不矛盾。

　　记者：就是说，在目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也不能降低工资。

　　郑功成：我一贯主张提高工资收入。在目前的特殊情形下，工资的上涨也是必须坚持的，因为我们的劳动所得严重偏低。原则上，我不赞成降低工资，现在不是降工资的时候。订单不足的企业可以减少工时，并根据减少的工时来调整工资。同时，还需要清醒认识到一个道理，并不是劳动者收入越低，就业岗位就越增加。就业岗位的增长与否，从根本上看跟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密切相关。我国上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就可以创造200多万个就业岗位，90年代降低到100多万，进入本世纪，下降到80万个以下。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仍需加强引导

　　记者：但是一般来看，产业结构升级都是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迈进的。

　　郑功成：我们国家还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我们在公共资源配置和政策指引上，要允许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存在。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我们的制造业还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此外农产品深度加工业，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最明显的是第三产业。以家政服务业中的老年人护理业为例，现在有多少老年人的服务需求能得到满足？我们调查发现，大约20%的家庭需要保姆，20%的家庭不需要保姆，而超过50%的家庭需要的是钟点工。但是这种需求目前很难得到满足。与此类似的还有旅游业。旅游是中产阶级的一种新的重要的消费方式，但是我们的旅游基础设施落后，产品供给不充分，抑制了需求。我建议，考虑增加长假，不能单纯将其理解为“假日经济”，更重要的是培养新的消费观念，鼓励大家外出旅游。

　　其实，我们有很多就业空间没释放出来，就像北大荒，没有开发前，它是北大荒，开发了，它就是北大仓。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投资倾斜带来更多就业岗位的项目

　　记者：保就业和保增长之间是什么关系？

　　郑功成：保就业就是保增长。因为保了就业，就减少了失业率，保留了劳动队伍，稳定了社会，稳定了收入预期，这有利于改变消费低迷、需求不旺的现象。保就业，是保增长应有之义和核心命题，更是必要条件和落脚点。

　　保增长对于保就业也有促进作用，一些老的、该淘汰的产业淘汰了，但是只要有增长，就能够出现新的产业，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也就保了就业。

　　所以，我们的公共投入和社会投入，一定要跟就业岗位增长直接挂钩。同样是增长，要向能够带来更多就业岗位的项目倾斜。应当将保就业列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并作为重要目标执行。

　　记者：您认为要提高就业，需要在哪些领域加大投入？

　　郑功成：首先是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比如地铁等基础设施，信息网络、公共卫生服务。其次还要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建立起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消费，让居民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光靠降低利率不行，因为我们的存款对利率不敏感，而对风险敏感。如果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储蓄率肯定降不下来，内需就难以启动。因为有后顾之忧，生活风险太大，在市场经济中有效的利率调整在我们这里失效了。所以，我们应该趁此机会，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国际金融危机也为我们提供了配套改革的机会。比如，我们可以加强公共房屋的建设，满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这不但会带动建筑行业的就业，还会拉动上游水泥钢铁等行业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