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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李的小名叫妞妞。从我出生一睁眼儿就见过她，打记事起就认识她。我印象里她童年的样子，鼻子和下巴儿被忽略了，没一点影儿；小红脸蛋圆圆的，上半部分是一对黑多白少的大眼睛，整天笑哈哈的嘴，几乎占满下半个脸。不论何时何地，一听到那天籁般特有的笑声，就知道她蹦蹦跳跳地来了；还没见人影，就想得出，整齐的“妹妹头”肯定也随着蹦跳一飘一落的，简直可爱极了。这小不点儿又喜庆、又听话、又乖巧、又机灵，从不惹祸，人见人爱，在“海里”的女孩儿中知名度最高。无论大人小孩，都不由得被她吸引了去，自然更是她爸爸的掌上明珠。
在称谓上，中南海有个通例：孩子们对比自己父母年长的，叫伯伯、妈妈；年轻的，叫叔叔、阿姨。仅对朱德总司令例外，因李讷叫“爹爹”，大家也都一律称“朱爹爹”。妞妞的爸爸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大小事务总管，理所当然成了最著名的孩子王。本来，对杨尚昆和李伯钊夫妇，我应叫尚昆叔叔、李妈妈。按通例，孩子们围着“孩子王”，你一句伯伯，我一声叔叔叫得挺亲热，只是妞妞嫌乱，噘起小嘴高声抗议：“什么叔叔、伯伯，他是爸爸！”“啊哈！爸――爸？”“叫我妈妈李妈妈，叫我爸爸就该是杨爸爸！”妞妞自有妞妞的逻辑，众人语塞！孩子们本来就跟这父女俩要好，又觉得这称呼挺好玩儿，便喊起“杨爸爸”。
“杨爸爸”还真当之无愧！他绝对是“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在孩子们身上倾注的心血、感情和精力，可以说超过许多家长。我二哥失恋，父亲让杨爸爸以“组织”名义耐心与他谈话；我姐闹情绪想转学，不敢与父亲谈，找杨爸爸倾诉。我小时学画，杨爸爸看了点头说，“画得不错，就是缺个印”。不久，他找了两枚章石，让中办一位秘书刻了名字拿来，盖在我乱七八糟涂鸦式的“画作”一角，还真的提气增色。我13岁那年当兵锻炼，在小西门站岗，杨爸爸几乎天天借中饭、晚饭后的散步，绕道来“查哨”。因为正赶上“大比武”，训练多，他亲自调阅检查我们各训练课目的成绩，在放影厅“通报表彰”，鼓励各家孩子下乡、下厂、下连队锻炼。。[详细]
“似曾相识燕归来”。回到父亲身边的妞妞，似乎又回到了童年，整日欢笑，撒娇打诨，风风火火，完全看不到“文革”悲惨日子中凄惶的影子。我却很难忘却，老是想起那时的她。有一次，我与杨爸爸聊着聊着就叙述起妞妞在“文革”中的点滴经历：她从小娇生惯养，才十七八岁，遇到如此大的国难家祸，其苦其痛可想而知。她居然坚强地挺了过来，还有意去主动帮助别的孩子。我说到插队的农村生活，讲她变卖仅存的家当给我们买罐头，说到徒步几十里的“密会”，讲我们共同思念父母的情节……恰巧是“一寸相思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杨爸爸仔细地听，未发一言，开始注视着我，慢慢地垂下双眼，我看到泪花在他眼里打转：“谢谢你在那时关心帮助了妞妞。”我很诧异，没有思索就回驳了一句：“哪儿呀，杨爸爸，我说的意思是我该感谢她！她多不容易呀，我何止是佩服！看她能挺过来，真正是鼓励了我，她不求任何回报，帮助了我！”这时，杨爸爸豁然开朗，双目如炬，显现出自豪的神情。
杨爸爸每次都要问问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对我的汇报，事无巨细，他从不嫌弃，物议对错，他绝少批评，多半都是认真听，间或也鼓励，让你看到自己的长处优势，再点出要注意的事。完全是典型的“圣人亦不伤人”。他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是工农兵都干过了，而且又正经上完大学，知识经验都有，比我们当年要强得多，肯定比我们走的弯路少，应当比我们干得好。只是要注意两点：第一，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第二，什么时候都必须不断虚心学习，学无止境，学海无涯，向群众学，从书本上学，在实践中学。”看看，“道之出言，淡兮其无味”吧？然而，正是这金石之言，令我铭记肺腑。[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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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夏秋，发大水抗大洪，我忙得够呛。9月12日上午，张鼎承叔叔的女儿张九九突然来电话：“你快来301医院，杨主席快不行了，来看最后一眼！”我飞车赶往，一路上心烦意乱：一直以为杨爸爸的身体好得出奇，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到了医院，我才得知他已住院多日了。小二哥哥（杨绍明）先带我到病榻旁，老人家已没有知觉，周围全是医生、护士和机器设备，正在抢救。妞妞趴在床边，捧握着杨爸爸的一只手……我几乎是呆在那里，默默地注视着弥留之际的他。小二哥哥说：“爸爸在病中几次念叨你，每从电视上看到发大水，就说你一定正在抗洪，忙得顾不上来看他。他不要我们告诉你，怕你分心。”我抽泣着退出房间……
用我的话来概括，从小到大，杨爸爸对我们这些孩子们的要求很简单：无论学什么、做什么，尽自己的努力学好、做好；而他寄望于我们的又很高、很难达到：学会做人！他告诉我们，要先学会做事，才能学会做人。做事之要也很简单：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做人之要却很重：先做人，后做官；做好人，才能做好官。不论从政治国，还是从戎带兵，尽力报效国与民，始终厚爱家与人。
杨爸爸对子侄之辈的关心爱护发自心底，为我们的每一点进步由衷地高兴。还记得，我当选河南副省长之后，他喜形于色，见面第一句话：“给我一支烟，为我们的副省长高兴一下！”……
今日之日，乱我心者多烦忧――思念，是对逝者在天之灵的崇敬、感激，是对生者活得更好的安慰、鼓励！
昨日之日，弃我去者不可留――两位老主席，一对老战友，终于又在漫漫千年的历史中重逢，互相倾诉，一同回首那充满坎坷苦难而又遍撒光明的辉煌之路；千呼万唤，一同祝愿这面对机遇挑战、而又焕发青春的古老中国。 2007年11月9日定稿[详细]
１９４０年底，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杨尚昆回延安后，就一直留在那里。虽然他始终还挂着北方局书记的职务，却经常被中央委派做一些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例如１９４１年根据任弼时的提议，参加党务研究室工作；１９４３年任中央研究局副局长，分工负责关注敌占区党政军民工作；１９４４年根据毛泽东建议担任中央新设的外事组组长兼交际处处长等。
１９４５年４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杨尚昆，在这次会议上却没能再次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此后，因为中央没有马上安排杨尚昆具体工作职务，他除了继续负责与美军观察组打交道，管管交际处的事情外，在杨家岭基本上处于半赋闲的状态。[详细] |
在杨尚昆接手前，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一职一直由李富春兼任。尽管当时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机构还不甚健全、制度规范也不完善，可工作却是既繁杂又重要的。作为办公厅主任，凡中央最高决策层的重大机密、重要事务都要与闻，置身其中。同时办公厅的工作又是服务性的，政治重要性、服务多样性、工作事务性融为一体，事情太多，牵涉面广，触一点往往牵动全身，唯恐这里那里会出错。所以，李富春要找个称职的“替身”很不容易。
任弼时提议由杨尚昆接替李富春，显然是出于他对杨尚昆的了解和信任。１９４０年底杨尚昆到延安时，任弼时正负责中央的政策委员会，研究制订提交党的七大讨论的各项政策，杨尚昆被安排到这个委员会工作；１９４２年，经任弼时提议，杨尚昆进入由他主管的党务研究室工作；１９４３年中央调整和精简机构，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的三人书记处，下设组织和宣传两个委员会，任弼时和杨尚昆都在组织委员会；中央研究局调整后，任弼时和杨尚昆都在局内各管一个区域的工作；在整风运动期间，任弼时、李富春和杨尚昆又都在中央第三学习小组。在这５年里，他们有着比较频繁的工作接触，杨尚昆的政治水平、工作能力和人格操守，得到了任弼时的认可。[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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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离延安后中央指挥机关向哪里走？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的大批人员和辎重怎样转移？撤离延安后中央是否仍维持在根据地时的庞大指挥机构？这个战略指挥机构怎么运动和实施指挥？在撤离延安的那些日子里，这些问题一直在中共领袖们的思考之中。
依中央原先的设想，是在热河省承德拓展新立足点，但随后发现苏联囿于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条约，不能帮助中国共产党接管东北大城市，实现对东北地区的控制，而国民党却在美国直接帮助下，实现了迅速运兵东北；同时，承德一带群众基础比较薄弱，不如陕北的群众基础牢固，因而放弃了整个中央和根据地庞大机构东移的设想。
１９４７年３月末，毛泽东、刘少奇等转移到了清涧县的枣林沟。３月２９日、３０日，在此召开了中央会议。[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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