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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出手就是几十亿,旧领导走了新领导又出新的宏伟的城市规划。纳税人的钱该怎么花?其中带来的农民失去土地问题、拆迁问题以及腐败问题怎么解决。问题的症结指向同一个方向:鲜受制约的公权力在财政资源的支配和经济要素的配置过程中,如何扭曲了公共财政的本义,如何不恰当地取代了市场配置的作用。而出路只有一个:制约公权力,为公共福利而问责,为市场自由而限权。 [详细]      

 

规划沈阳:腐败后遗症与新手笔

·建设费用达23亿元的浑南大市场已经荒废8年
  拥有5个巨型大厅的浑南大市场已经荒废了8年。设计者当初的设想是,将浑南大市场建设成为麦德龙式的超级批发市场。尽管它已经无力再次启动,但是,由于地价上涨,政府开始拥有偿还原有失败投资的能力。今年春天,沈阳市政府成立了以市长为首的浑南大市场清算小组,失地农民和受损的商户看到了清偿的希望。而浑南大市场当年的建设费用,达到了23亿人民币。

  在失地农民和受损商户看来,浑南大市场的命运,与当年因为腐败下台的前市长慕绥新有着直接的关联。浑南大开发、将浑河变为沈阳的内河正是慕绥新提出并大力施行的政策。随着慕的下台、新领导人的上任,沈阳市规划开发的重点也也转向了沈北。沈阳东南西北“四大空间”中,浑南不再是重中之重。[详细]

·失地农民漫漫上访路

城乡规划直接关系到“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重大命题
 
  在被征地的3个村子中,七家屯失地最多,达到1429亩。按照当时政府与村民的约定,每亩补偿105300元,总计款项达1.5亿余元。“去找乡里,乡里没钱;去找区里,区里协调了一下,先给了我们每人每年280元的口粮钱,一共补了两年。”村民胡秋玲回忆说。

  无奈的村民开始去市政府上访,站岗的武警没有放行,并劝说村民们不要急。胡秋玲当场哭着说:“小伙子,每年只给你280块钱饭钱,还要因为各项统筹扣掉140块,你能活不?”

  在市政府解决无望的情况下,村民们自发集资,派出代表到北京上访,第一站就是国土资源部。在中央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将责任递解到基层。一连几年,区乡两级政府的调查组几度进驻七家屯村,但直到2003年才按照每人34800元的标准做出了部分补偿。

  按照七家屯村1300余人计算,政府在2003年的补偿总额约为4500万元,尚不足征地总款项的三分之一。

  在漫长的上访期间,村民们只好外出打工、院落养禽以求自保。村民樊宗义说,除了这两项微薄收入,主要靠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寄钱养家。 [详细]
·市场:商户投资打了水漂
  政府也开始集中火力,通过报纸、电视、电台对浑南大市场以及浑南开发的里程碑意义展开地毯式、轰炸式宣传。当地一家报纸曾经连续5天在头版刊登长篇通讯,为浑南市场大唱赞歌。

  在陈辉的记忆中,一位自称是沈阳市政府工作人员的女干部对她后来的“投资”行为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那位女干部连续多日在小东市场对各家商户做工作,并声称,如果商户反悔,可以全额退款。

  不仅在小东,沈阳另外3个著名的商品交易市场——五爱服装市场、南二小食品批发市场和南塔鞋城也感受到了政府的宣传火力。商户们回忆,在1999年夏秋之交,每天都有免费班车供商户们前往十余公里外的浑南市场“考察”。为了保证商户们出行方便,政府还特地开通了两条公交线路。一时间,浑南市场大热,一些数万元的摊位价格可以被炒得翻倍上涨。

  陈辉掏出了全部的积蓄,再加上一笔利息很高的民间借贷,总计人民币8万余元,购买了浑南市场A厅的一个摊位。只是,陈辉一直没有盼到A厅开业的那一天。

  小东市场的商户们联合起来去市政府上访,被告知:这是自主商业投资行为,商户们应该自行承担责任。8年之后的8月23日,苏家屯区发改局局长吴旭日亦对本刊表示了相同看法。

  面对债主的压力,别无选择的陈辉只好卖掉自己在小东市场的摊位还债,并开始给一家门脸较大的文具商打工。时至今日,陈辉一家三口仍然住在附近一间只有14平方米的小屋里。面对从老板到打工仔的落差,陈辉却笑呵呵地没有叫苦:“我本来就无权无势,有了这种遭遇,如果心态不平衡,就没法活了!” [详细]
·政斗:城市开发背后的官场故事
  浑南市场以及慕绥新主导的浑南大开发,从一开始就受到很大的阻力,政治上的争斗直接影响了浑南大市场的命运。如今诸多官员不肯接受采访,实际上就是对那段历史讳莫如深。

  与慕绥新展开政治争斗的,是时任沈阳市委书记的张国光(1998年升任辽宁省长,后转任湖北省长,因在沈阳的腐败获刑11年)。具体到浑南开发上,则体现为张士市场与浑南市场的“竞争”。 [详细]
·“空间”:土地增值才是真正的利益“推手”?
  采访期间,两位知情人士道出了政府开发“四大空间”的真正用意:土地。这一思路,实际上与当初开发浑南并无区别,行政手段仍是主导力量;不同的是,空间由南向北,继而四面开花。

  “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15年,政府的权力范围越来越小,”知情人士说,“地方政府目前可以调控的核心资源主要是土地,只有土地才能带来项目,才能带来GDP的高速增长”。

  知情人士说,每增加一个常住人口,沈北新区即可增加81平方米的土地指标,这才是超百万人口背后的利益推手。而发展房地产,迅速回笼资金,让土地出让金这一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做大做强,不仅仅是沈北新区,也是全中国城市的发展动力。

  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原所长陆大道在今年年初的一番话可以为中国的城市规划做出佐证。他说,根据他的统计,全国有148个城市规划定位为“国际性大都市”。 [详细]
 

北京大兴开发区:另一种“圈地运动”?

·规划的遗留问题
  北京市的开发区建设其兴有因。2000年后,北京市规划设立一个以京津唐为核心,辐射整个渤海区的工业发展计划。大兴区政府闻讯鼓舞,各级工业开发区正式投入建设。

  在这次清理整顿之前,大兴区一共有100家各种名目、规模不等的工业开发区,其中形成群聚效应的开发区有14个,隶属各乡镇的工业大院86个。可谓镇镇村村皆开花。

  至于圈地占用非建设用地的农地,当时没有引起重视。

  “那时候没人想什么规划的问题。发展经济是主要的,工业大院很普遍。”大兴区国土资源局执法检查科主任王万兴说,在经济发展的主导意识下,大兴区几乎镇镇圈地,把农民的地围起来就可以搞招商、工业开发。不过由于招商落后,撂荒现象严重。

  在这场清理中,北京市数字上的470个开发区仅保留了28家,开发区规划面积减少了五成多。大兴区的工业区(含工业大院)由100个减少为3个: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基地、北京大兴经济开发区、北京采育经济开发区。[详细]
·新领导 新规划
  根据2006年1月12日由大兴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区“十一五”规划,大兴工业开发区龙海园区,也就是原来的魏善庄工业区,现在是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的一部分。

  “基地”是本届政府的一个主题词。占地面积高达5000多亩的新媒体产业基地,是本届大兴区政府班子的一个重要工作,也是大兴区“十一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

  8月底,当记者来到这个尚未进行实质运作的基地时,工作人员对于招商非常乐观。招商人员认为,有机会享受北京市政府5亿元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和3年5亿元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专项资金扶持,是该基地招商的有利条件之一。

  “村里原来的几千亩土地,现在一分都没有了。我想种点菜吃都不能了。”64岁的黄村镇大庄村村民韩长华坐在屋前的墙角处,百无聊赖。失去了锄头与庄稼,每月靠300多元的补贴生活,韩长华觉得还很无奈。

  【新闻背景】“基地”与“开发区”的异同

  基地已经取代开发区,成为大兴区发展经济的主流。基地与开发区的不同,体现在:

  首先,基地的占地面积更为庞大,内容更为庞杂。如新媒体产业基地,涵盖一区、三园、三中心:一区是核心区,位于北京市南中轴延长线大兴区中部魏善庄镇,规划总占地面积5160亩,将建设成为综合性新媒体产业基地;三园以星光影视园、北普陀影视园和大森林影视园为主;三中心则包括软件制作中心、动漫创作及人才培训中心和艺术人才培训中心等。

  从其土地用途上看,基地也迥异于传统的开发区。传统的开发区多以工业用地为主,不能从事商业开发。基地则突破了这个限制。

  比如新媒体产业基地304公顷核心区中,土地主要包括核心商务,产业发展,配套居住等三大类功能区,也就是说,在传统工业区内不能进行的“配套居住”,通过基地方式成为可能。这无疑成为在农地红线之下,建设用地的一个突破口。

  2003年12月北京市政府对各类经营性用地实行招拍挂出让以来的首宗土地拍卖中,顺驰地产以9.05亿元拿下与北京国际印刷包装产业基地相距不远的大兴区黄村卫星城北区1号住宅项目用地,成为新一届“拍地状元”。

  基地与开发区的另外一个明显不同,是审批权力由区县上收至省市和国家级别。因此,大兴区几个基地的批准单位,都是在国家和省市一级的名义下进行。比起过去开发区来,这种国家名义似乎使基地安全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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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规划的重修”
  15个亿投出去,深圳市政府部门的官员们没有想到,换回来的并不是喝彩,而是持续的争议。

  2006年,深圳市城管局提出计划,到2008年为止将对35条道路、2座桥梁进行为期3年的修缮改造,修缮总长度为113.7公里,投资估算15亿元。

  关于重修的原因,有市民认为根本就是形象工程,换一任行政首长就换换门面,还有人认为这是城市定位转变之后,也要在道路上做文章,更“大胆”的猜想是,因为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为了庆典而重修一下……各种猜想五花八门。

  “这简直都是无稽之谈!” 深圳市城管局路桥管理处道路部部长江磊说。

  “在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设计预算提交给深圳市发改局以后,发改局对工程立项,拿到批文后再开始施工设计,有关部门再审查图纸,然后报到规划局、建设局,再由审计局审定标的,最后招投标,工程才可以开工。”江磊认为整个重修工程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非常规范的,不存在任何问题。已经修完和即将维修的35条道路都是如此,不过就因为深南大道是深圳重要的主干道,所以最先开始而已。 [详细] 
·纳税人的看法
  一位市民在博客上略带尖刻的说:“我希望年收入超过12万今年需要亲自到税局报税的人,要多关心他们的钱是怎么被反复花在某条道路甚至某条道路的马路牙子和花草上。”

  之前,在今年深圳市“两会”上,人大代表郑学定就提出,在深南大道的改造中,人行道上的方砖更换成大理石,其改造的价值功能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却造成原有价值的损失和增加新的投资,这本身就是一种浪费。他进而批评说,深圳每年用于城市建设的财政资金达几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有些是必要的,但有的存在严重浪费和奢侈现象。

  路修好以后,深圳市城管局邀请了百名市民参观,其中也包括了几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肖幼美当时就问城管局局长,深南路改造原本预算是4个多亿,现在工程完工了,到底用了多少钱,政府可否将工程决算公之于众?深南路改造一直声称能省则省,一些材料循环利用,这些材料到底用在哪里,省了多少钱?[详细] 
·决策过程何时大修?
  “用昂贵的花岗岩做路牙,以求美观,我觉得深圳这种超前和国际化不是什么值得赞赏的事情。”深圳市民韩强民说。

  “道路有不同的功能,不仅仅是交通,也有一些路是景观路。”同济大学交通学院教授方守恩说,因此上海、北京、西安等一些城市的部分对于景观要求比较高的路段,就采用花岗岩或者彩色人行道砖作为人行道用材。

  而深南大道既是深圳的迎宾大道也是景观道,为了城市形象问题,政府部门做此种决策似乎合情合理。

  2006年7月5日,在深圳举行的道路修缮新闻发布会上,副市长吕锐锋就明确说,“城市道路和城市照明是城市重要的市政基础设施,是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座城市的亮点和品牌,更是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标志和城市繁荣发展的象征。”

  去年年底,深圳市市长许宗衡曾经表示,重修深南路一开始压力会比较大,但是他坚信一旦道路修好,大家就能理解最初的决策。

  实际上,最后很多市民仍然不买账。[详细]
 城市规划关系“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大题
 

  一条街,一个区,一座城。深圳,北京,沈阳。一个通病,三种表述。
  斥资数亿进行的深圳深南大道改造工程引发争议一片;北京大兴开发区,定位一改再改,“新瓶旧酒”迭出,土地撂荒依然;沈阳从浑南到沈北,旧伤未愈,新曲正酣。
  深圳故事更多是“和谐社会”的问题:纳税人的钱到底该怎么花?而北京和沈阳样本则更多关乎“科学发展观”:土地文章到底该怎么做?
  当规划中政府的影子不再笼罩一切时,则和谐社会可期,科学发展观落实可期。 [详细]

 中国青年报:93.6%受访者表示对当地城市规划不满意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新浪网进行了一项调查,2218名参与者中,93.6%的人表示对当地一段时间以来的城市规划不满意。
  受调查者对城市规划不满意,一是城市规划短期行为严重,“城市道路三天两头开膛破肚”,76%的被调查者对城市规划“不科学、缺乏预见性”不满意,是城市规划诸多问题中公众意见最大的一方面。二是城市规划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72%的人说自己所在地存在这种现象。三是城市规划随意性太大,66.7%的人不满意“换一个领导换一个规划”,有百姓抱怨,“换个领导,连垃圾桶也要换”。 [详细]

 建设部实施城市规划督察员制度

  200多年来管理学上的一个经典理论是,任何一项合理、有效率的行政管理制度必须坚持两项原则,一是传达布置任务必须是从上到下,不能越级进行;二是检查落实任务的完成情况,必须越级进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说,只有通过建立越级检查的监督机制,越级检查才能发现中间层次是不是贯彻执行了中央政府的指令,贯彻程度如何。事实上,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国家,城乡规划督察员制度早已经有了。英国虽然已经到了城镇化过程即将结束的时期,也还保留有300多名规划督察员。而法国这方面的人员更多,中央政府派出国家规划师和国家建筑师到几个大省去,建立监督员办公室,就地对城乡规划进行监督检查。因此,可以说,城乡规划督察员制度是人类在克服城市化过程中的弊端所取得的共同智慧。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石楠介绍,建设部3年多前在四川、贵州作了规划监督员制度试点,获得了很大成功,派下去几十个规划监督员,他们把大量信息反映上来,每年纠正了上百个甚至几百个即将发生的错误的建设、开发行为,并及时进行规划调整,这是一种无可估量的成果。 [详细]

 《城乡规划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城乡规划法》的重要内容可概括为十个方面:
  第一,突出城乡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城乡规划法》明确提出:为了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协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从内容上看,重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促进公共财政首先投到基础设施、公共设施项目;强调城乡规划制定、实施全过程的公众参与;保证公平,明确了有关赔偿或补偿责任。
  第二,强调城乡规划综合调控的地位和作用。《城乡规划法》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依法批准并公布的城乡规划,服从规划管理”。这就从法律上明确,城乡规划是政府引导和调控城乡建设和发展的一项重要公共政策,是具有法定地位的发展蓝图。同时,法律适用范围扩大,强调城乡统筹、区域统筹;确立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三规合一”是规划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三,新的城乡规划体系的建立。体现了一级政府、一级规划、一级事权的规划编制要求;明确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突出近期建设规划的地位;强调规划编制责任。
  第四,严格城乡规划修改程序。对城乡规划评估,修改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修改详细规划等,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第五,城乡规划行政许可制度的完善。建立完善了针对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和投资体制改革的建设用地规划管理制度;规定了各项城乡规划的行政许可。
  第六,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明确了上级行政部门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以及全社会的公众监督。
  第七,对城乡规划编制单位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城乡规划编制单位的资质管理,对规划师职业的管理,都有明确规定。
  第八,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和县城关镇总体规划由本级人大常委会审议,镇总体规划由人大审议。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报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县城关镇控制性详细规划报县人大常委会备案。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和镇总体规划定期评估须向人大报告。
  第九,强化法律责任。追究政府和行政人员的责任;追究城乡规划编制单位的责任;追究违法建设行为的责任;明确对违法行为给予罚款的范围和数额;授予市政府强制拆除权。
  第十,法律授权,建立完善的城乡规划法律体系。 [详细]

 城乡规划须面对民主监督程序

  黄建初说,为保证规划在实施中的严肃性,法律进一步强化了人大的监督。城乡规划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城乡规划的实施情况,并且接受监督。”
  城乡规划修改以前,编制机关必须要采取论证会、听证会的方式征求公众的意见,作出评估报告。这个评估报告要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通过这种公民的有序参与,使规划具有民主性,可以大大地推进规划的科学性,同时可以更好地保证规划得到执行。”黄建初说。
  同时,为有效遏制“一任领导一个规划”这种现象,城乡规划法有针对性地作了规定。除人大监督以外,法律还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都有权就损害自身合法权益的建设活动,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查询是否符合城乡规划的要求,任何公民都有权向相关部门举报或者控告违反城乡规划的行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对举报和控告要及时受理,并组织核查。
  黄建初强调,对地方政府擅自变更规划的行为,在法律中也作出了相应的处罚性规定,包括上级政府责令其改正,对违规行为予以通报批评,对有关政府责任人给予处分等。 [详细]

 十七大报告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

  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
  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
  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更多]

来源:人民网-时政频道 (责任编辑:赵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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