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策划：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大公共服务问责制

　　“错位”则很容易导致腐败。同一岗位上“前腐后继”也罢，同一单位的窝案串案也罢，莫不始于“错位”；角色颠倒，义利倒置。因为错位，便视官场如市场，同志关系就是互相利用，工作关系就是互通有无，原则成私情，权力做交易。因为错位，令箭、鸡毛不分，拿正事当儿戏，不思如何干事业，而思怎么谋私利；不思如何造福一方，而思怎么出人头地；政绩押宝在讨好领导上，升迁押宝在关系背景上。错位源于“错心”，台上作秀，台下作案，当面装人，背后做鬼，惯于逢场作戏，醉心于迎来送往，热衷于表面文章。 [详细]

●两位政府官员的对比

　　一个是牛玉儒，在接受呼和浩特电视台的专访时，记者问他，作为呼市这个“大家庭”的家长，新的一年有什么新的打算？牛玉儒温和而坚决地纠正她：“我不是‘大家’的家长，我是为‘大家’服务的，这个位置一定要摆正。”

　　一个是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原副区长马惠明，他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共计２４５万余元。他说：“由于分管工业和开发区工作，与企业老板的接触与交往就成了自己工作的一部分。这种接触多了，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商人的那一套游戏规则，时间一长，我产生了‘角色错位’，将自己混同于一个‘商人’，做人做事只强调回报、收益等一套规则。”

　　对于位置，一个摆正，成为典范；一个错位，成为罪犯。两相对照，令人警醒。[详细]

●要在人民心中有位置

　　孔子曰：“政者，正也。”“正”为政之本，“行政”者当“行正”也；其要义，在于教人按本分办事。干部的本分是公仆。只有牢记位、定好位、做到位，不换位、不缺位、不越位，谋其政、尽其职、负其责，才能秉公持正，坦荡磊落，“利归天下，誉属黎民”。一枝一叶总关情，只有那些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的人，才能赢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有位须有为，无为则位空。位置是用来干事的，是用来发挥作用的，摆正位置就要立志做事，精于做事，而不能只做官不做事。要不怕吃苦、不怕受累，安下心来、沉下身子，为群众解难事、做实事、掏实心，而不要空诺作秀，欺世盗名。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真正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如此而行，方在人民心目中有位置。[详细]

　　刚刚闭幕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构建和谐社会。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靠发展增强社会保障能力，靠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积累物质基础。我们要进一步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打造服务型政府，多给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要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切实转变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详细]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人民政府的本质要求。人民政府的本质特征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和制度上形成更为有力的保障。只有加快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和管理创新，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到“五个统筹”，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不少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围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深入推进“三个转变”，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加强公共服务的作用。[详细]

●提高行政效能，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构建人人参与的、人人共享的和谐社会，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努力奋斗。最根本的是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准确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深刻认识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公共服务意识，创新公共服务体制，改进公共服务方式，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
　　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着力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要在更好地履行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切实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政企分开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必须继续推进。政府要将抓经济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在为各类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入贯彻行政许可法，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加强公共设施建设，完善社会管理制度，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努力提高行政效能，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就是要正确地运用行政权力，更好地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高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程度和信任程度；就是要有效地落实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提高政府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各级各部门必须增强大局意识，确保政令畅通；必须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必须加快建立问责制度，开展绩效评估。尤其要牢固树立“权力就是责任，有权必须尽责”的观念，努力提高办事效率，改善服务态度，真正做到权责一致、取信于民。[详细]

　　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维护社会公正，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政府必须把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政府应当综合利用财政、税收、社保、福利和救助等政策工具，对社会进行整合与调节；努力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加大对民族地区、革命老区、丘陵地区等困难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避免形成两极分化；着力解决土地征用、城市建设拆迁、环境保护、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涉法涉诉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深入开展反腐倡廉，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确保权力不被滥用。

　　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坚持依法行政，夯实和谐社会的法治基础。政府施政必须以法律规定为准绳，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必须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切实将政府管理经济社会行为纳入依法运转的轨道；进一步明确行政执法权限，减少行政执法层级，完善执法程序，提高执法水平；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健全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赔偿制度；加大行政综合执法改革力度，加快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改革工作，坚决克服多头执法、执法不公，甚至执法违法等现象。[详细]

　　问责制的意义在于“防患于未然”与“惩前毖后”。惩罚只是手段，预防才是目的。倘若问责制只是事后责任追究，缺乏从源头抓起的事前预防等相关制度与之配合，则不仅不能“防患于未然”，也难以“根治于长远”。

　　目前，问责制之所以把焦点指向地方行政“一把手”，是因为在一些地方，往往是“一把手”有较大决策权。虽然具体分析，“一把手”与问题的责任关系不尽相同：有的是不作为，有的是纵容包庇，有的是因制度缺失无法有效监管。但这都说明了目前对“一把手”的行为、决策缺乏完备、有效的制度约束，光靠“问责制”并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同样，没有现代化和高效率的制度机制作支撑，再负责的“一把手”也无法杜绝千里之外的煤矿安全事故。

　　问责制如果只针对失职领导，而放过了体制漏洞，不进行相关的制度建设，那么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官员一茬一茬地撤换，问题还是一次一次地出现，不可能实现问责制所预期的目的。[详细]

　　当前中国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问题比较突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在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逐步拉大，并已成为社会公平的焦点问题之一。去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中收入最高的一成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最低一成家庭的九点二倍，要有效缓解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必须重视政府的再分配功能。

　　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改革和规范中央地方关系，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转型。当前，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基本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短缺。为此，应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业绩为导向的干部人事制度、建立中央对地方的公共服务问责制等。建立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仅可以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而且有利于打破GDP政绩观，加快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详细]

　　决策失误问责制度的缺乏，导致的是决策轻率，失误频频发生；投资不讲效益，浪费严重；形成巨额债务，包袱扔给后人。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我国决策失误造成的资金浪费大约在4000亿到5000亿元。不少决策严重脱离现实，如目前中国的600多个城市，竟有183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

　　在某些决策者的思维方式中，认为要使GDP上去，只有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因而热衷于‘上大项目’，只关注支出规模而不是支出效益，在未作严格的、科学的可行性研究的情况下贸然上马，导致的形象工程仍然不少。GDP上去了，但并没有促进社会发展和人民富裕。据国资委有关资料，全国国有资产1／3属于闲置浪费。

　　我国土地资源十分紧张，但许多政府办公大楼前都兴建了巨型广场，由于这些广场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丰富市民生活，所以偌大的广场往往没有几个人，只是当地政府的一个形象和摆设。“许多城市投资上亿元的体育馆，除了开一两次运动会及若干次大型活动外，平时空闲，不仅广大群众无法入内锻炼，而且还背上沉重维护负担，形成极大浪费。[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