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博士“卧底”收集官员造假证据 揭露基层官场生态--时政--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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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博士“卧底”收集官员造假证据 揭露基层官场生态

林衍

2011年10月26日07:33    来源:《中国青年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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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军旗

朱慧卿作

冯军旗论文 



  “你总问人家是怎么升上来的,这怎么好讲呢?”办公桌的一端,县委书记林庆生皱着眉头提醒,“小冯,有些事情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说。”

  坐在桌子另一端的冯军旗没有反驳,只是礼貌性地点了点头。之前的两年时间里,这名挂职县长助理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在读博士生,已经先后访谈了这个农业县里160个副科级及以上的干部,而坐在面前的“一把手”,则是他的第161个访谈对象,也是最后一个。

  这场谈话结束后不久,冯军旗便离开了这个县城。2010年6月,他的题为《中县干部》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了高度评价。

  “道出了中国县乡政治的实情。”参与答辩的“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说。冯军旗的导师、社会学家郑也夫则认为论文“调查详尽而扎实”。

  依照学术惯例,论文中的人名与地名均应进行技术处理。冯军旗将这个地方命名为“中县”,意为“县里的中国”。(编者注:依据这篇论文,本报道中所涉及的市、县、乡镇名及当地人名均为化名)

  事实上,这个位于中原腹地的农业县只是中国2000多个县中普通的一个,人口80余万,GDP排在省里所有县的40多位。冯军旗在25万字的博士论文里,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他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他披露中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他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

  “政治家族”现象也在这样的寻找中浮出水面。在这个每800人便会产生一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县里,他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统计出了21个政治“大家族”(副科级及以上超过5人)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副科级及以上2~5人)。

  除此之外,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

  近日,随着部分章节被媒体摘引披露,这篇已经完成一年有余的论文进入公众视野。有评论称:郡县治,天下安,这份以1978年为起点的基层政治研究,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选择,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考察样本。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

  1976年,冯军旗出生在河南驻马店的一个村里。在他的记忆里,无论是邻里纠纷还是红白喜事,任村支书的父亲都是村民们的“主心骨”。很小的时候,他便常常跟着父亲看《人民日报》和《河南日报》。在一次作文考试里,三年级的冯军旗还因为使用了“蒸蒸日上”这样的词,获得了语文老师的表扬。

  从那时开始,冯军旗便渐渐产生了对政治尤其是政治人物的兴趣。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泡在书店阅读领袖人物传记,一本518页厚的《江泽民传》,“两个下午就能读完”。读研究生时,他的专业是世界史,硕士论文选题是“中世纪英国贵族的家仆世界”。

  走进中县,缘于2007年年初他和硕士导师刘新成的一次叙旧闲聊。在首都师范大学附近的一家餐馆里,刘新成无意中提及,自己有个朋友是中部某省一个县的县委书记。

  正在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冯军旗当即觉得,“如果能深入基层中国的政治群体,这将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田野调查经历”。

  半年后,在刘新成和北京大学组织部的牵线下,冯军旗顺利地获得了一个赴该省北山市的中县挂职两年的机会。按照规划,第一年他将在西城乡挂职副乡长,第二年在县政府挂职县长助理。

  后来他听说,中县愿意接纳他的原因是想借助他的社会学研究功底,帮县里“搞个关于信访问题的调研,并给一些对策”。

  导师郑也夫也给了学生最大的支持。在2007年年底进行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上,他对几位评审老师说:“对不起各位,现在还不能确定冯同学要写什么。”

  2008年3月7日,冯军旗带着满满一箱子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材料,登上了开往中县的列车。

  “不要有任何定见,不要有任何框框,睁大眼睛多观察,在实践中发现事实,发现论文主题。”临行前,郑也夫再三交代。

  车到站时,外面正下着大雨。迎接冯军旗的是县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春雨贵如油,这是为了迎接贵人啊!”副部长快步接过冯军旗手中的行李,并将他带到县委招待所的酒席之上。

  次日下到西城乡,接连两周时间,乡里领导班子的十几个成员轮番为新到任的副乡长接风,酒量只有一两的冯军旗吐了半个月。有人偷塞给他两盒“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并解释说,这是“官场必备良药”。

  初到这个道路两旁种满高大杨树的县城时,一个月只有1000元补贴的冯军旗衣着朴素,总穿着从北京的服装批发市场买来的便宜货。

  一天,有同事提醒他:“做官嘛,要穿得有牌子一点。”

  冯军旗为此特意去县城买了两件“七匹狼”的T恤,同事笑着说:“哎呀,冯博士你这个穿着才像副乡长嘛!”

  “我就是在尴尬中一点点融入官场的。”冯军旗自嘲道。

  进入圈子后,乡里的领导干部们倒是大多乐于陪这位“从北京来的博士”聊天。

  次年改任县长助理,他迎来了一个秘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3000轿车以及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一个下属告诉冯军旗。

  在挂职的两年时间里,冯军旗借“职务之便”,先后在县乡探访了161个干部,其中还包括1978年以来曾在中县工作的26个老干部。

  最早吸引冯军旗的,是大水乡党委副书记李书平与竞争对手冯南疆竞选乡长失败的故事。根据李书平的讲述,她通过曾任政府办主任的公公做了县委书记的工作,但对手却将招呼打到了同省的鹤仙市政协主席那里。

  “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潜规则的重要性,认为光从下面推就行了,没想到还需要上面有人拉你。”直肠子的李书平向冯军旗抱怨道。

  也正是从那时起,冯军旗猛然意识到,在平均每800人中就有一名“副科级及以上”的中县,正是这1013名干部组成了这里的官场——他们本身就是论文最佳的研究对象。

  “改革开放30年中,基层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个怎样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内部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他们内部又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冯军旗在论文的引言中写道,“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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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段欣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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