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观察:农村文化,怎样耕耘--时政--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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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观察:农村文化,怎样耕耘

——黑浙皖滇四省农民文化生活调查

本报记者

2011年04月06日05:11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手机看新闻

  “早上听鸡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叫”。这是以前人们对一些地方农村文化缺失的形容。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加快推进,以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大力开展,农村文化建设有了长足发展,农民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多彩。不过,总体上看,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相比,与广大农民的需求相比,农村文化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提出“突出抓好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着力培育新农民、倡导新风尚、发展新文化,着力提高农民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和农村社会文明程度,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最近,本报记者分赴黑龙江、浙江、安徽、云南等地农村采访,了解当地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现状,倾听他们的需求和期盼。

  “喜欢唱、喜欢跳,但是活动场所非常有限”

  “等着你,等着你,我在山下等着你……”每晚8点一过,云南腾冲县中和乡大村的文化大院,村演出队的队员已经在台上唱起来、跳起来了。

  10多年前,大村就组建了演出队,队长杨菊美说:“那时,我们就在村里的巷道、屋角跳传统花灯、唱滇戏,并不富裕的大家凑钱买录音机、道具、服装,就是喜欢唱、喜欢跳,唱了、跳了就高兴了。”

  2009年,大村决定拿出火山石开采权转让所得的200多万元集体收入,建设文化大院。不过,当时200多万元没能及时到位,村里12个党员干部一合计,每人从信用社贷款5万元,先期垫付。文化大院如期开工。

  在云南,像大村这样的“文化惠民”创建村已经发展到68个。

  不过,在许多农村,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还相对比较单调,农村文化基础设施也还比较薄弱。

  “村民们想唱、想跳,喜欢唱、喜欢跳,但是活动场所非常有限。”云南楚雄禄丰县仁兴镇综合文化站站长张云福说,全镇148个自然村,目前仅有16个村文化室,天一黑,大多数村民只能待在家里,实在想跳了,就去哪家的院子里活动活动。

  黑龙江绥化市北林区的民间艺术基础不错,东北秧歌、满族花棍舞、珍珠球、寸子舞远近闻名,每年夏秋都要组织几十场“金色田野”百姓大舞台下乡演出。最近几年,随着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投入不断加大,北林区的21个乡镇已经建起了18个文化站。

  文化站建起来了,问题也接踵而至。北林区文体局副局长侯立辉说,下乡演出需要车费、油费以及演员的吃、住、行等费用,搭建舞台也要投入。一次活动搞得好,下次申请经费就相对容易些;如果效果不理想,下次再申请经费就很难了。

  另外,由于东北地区冬季气候寒冷,“农家书屋”和乡村文化站绝大多数处于“半年闲”的状态。文化活动场所的建设,主要靠国家下拨的文化建设经费,但要正常运营还需要煤、水、电等日常开销,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资金缺口。

  为切实解决农村文化建设长期以来存在的历史欠账多、现实投入不足等问题,各地都想了不少办法。比如,云南省从2009年开始,省级财政按照农民年人均0.5元的标准,每年安排1800万元的“文化惠农”活动补助经费,用于农民文化活动补助。而在此前的2007年,云南省财政投入1000多万元,为25个边境县和3个藏族群众聚居县每县配置了1辆“文化大篷车”,把文艺演出送到村组。

  “农村精神文化生活资金投入不能光靠村集体,政府应该加大专项资金的投入力度,另外也可以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戴卫东表示。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这几年民营艺术剧团如雨后春笋。

  石国荣,浙江嵊州市黄镇光明村的普通农民。1988年,他创办了嵊州市群艺越剧团,现在已经成为嵊州最大的民营剧团,每年到各地演出600多场。

  群艺越剧团是浙江农村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仅嵊州市就有100多个民营剧团、4500名从业人员。

  文化站人气为何比不上麻将室

  最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对于农村文化的投入力度都非常大,单从硬件上说,很多地方的农村文化设施还是比较健全。不过,调查中发现,很多地方的农村文化设施利用率并不高。

  走进黑龙江绥化市北林区津河镇的综合文化站,暖气是凉的,在屋里穿着外套还有些冷。大鼓、投影仪、电脑等价值比较高的设备收进了库房。原本用作小剧场舞台的地方,堆满了破桌椅、地毯、旧书包等杂物。

  津河镇农民张洁反映,这个季节基本没啥文化活动,像村里的四室一场(图书室、微机室、棋牌室、健身室、小剧场)都不开。“村里打工出去的有一大半,留下来的要么是忙着种地,照顾家务,要么都是年老体弱的,大家白天累了一天,要说搞些文艺活动,一没时间,二没体力。”

  当地农民说,他们平常玩得最多的,还是传统的老三样——喝酒、打牌、唠嗑。

  记者调查发现,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这确实是影响农村文化活动开展的重要原因,但未必是主要原因。

  在云南不少地方,村文化大院建设热热闹闹,文化活动也开展得红红火火。不过,也有村民反映,文化大院开展的各种文化惠民活动,初衷是好的,但内容上还有些单一,“除了唱歌跳舞,我们很少去文化大院。”村里的麻将室经常有很多人。

  马鞍山市文明办副主任孙宏举说,一些地方虽然成立了宣传文化服务中心,建立了综合文化站,但配套工作没有完全跟上,“不能真正实现为群众服务的功能”。

  “农村文化建设要避免成为面子工程,就要特别针对农民的特点,不能急功近利。什么时候能让农民有自由选择文化活动的权利,就有很好的效果了。”云南省文化厅厅长黄峻说。

  关键要“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做、有人带”

  采访中,许多干部群众反映,农村文化建设,关键靠人。

  绥化市北林区文体局副局长侯立辉介绍,北林区文工团有将近50人,群艺馆有20人,民艺团有7个人,这三家是北林区主要的文艺团队,文艺汇演、送戏下乡以及庆祝性演出等,主要依靠他们。但是,近年来这些团队人才流失很严重。

  “会的人少,带头人少。”北林区津河镇副镇长杨惠斌说,现在,大家都忙着赚钱,没兴趣搞文化活动。

  黄峻说:“长期以来,在行政村以下,由于没有专人负责文化工作,文化建设的自发性淹没了文化建设的自觉性。要实现村级文化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关键是要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做、有人带。”

  2009年1月,云南省出台《关于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每年从懂文化政策、有实践经验、德才兼备的干部中选派一批文化副县(市、区)长、副乡(镇)长,主要负责文化建设”。2010年8月,从省级有关部门选派的首批9名文化副县长全部到任。

  刘正荣,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到临沧市凤庆县担任文化副县长已经半年多了。他把全县13个乡镇跑了一遍,发现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较以往好了很多,农民自发的文艺演出、传统“打歌”经常能见到。

  “但是,我们下乡调研,听到群众反映,农村的文化生活还是相对枯燥,希望能改善文化活动的场所,更新录像放映的设备。除了经费投入,更关键的还得要有人组织。”刘正荣说。

  近年来,云南还想了一些办法,解决“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做、有人带”的问题。比如,从有知识的优秀青年农民中聘用了一批“文化干事”,专门组织群众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同时负责抓好农民素质教育网络培训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指导推进乡村文化产品的开发推介,联系协调农村文化产业合作社的有关工作;从大学生村官中聘请了一批“文化辅导员”,负责农民素质教育网络培训学校的培训工作;从热心文化事业的村民中招募了一批“文化志愿者”,协助“文化干事”做好文化活动中心或文化活动室的日常事务。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搞得怎样,直接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质量。”戴卫东建议,应当改进农村基层干部的政绩考核机制,引导他们在加快推进农村经济的同时,重视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本报记者温素威、胡洪江、袁泉、钱伟、顾春采写)
(责任编辑:王欲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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