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何必在舆论监督中“邀功请赏” 

　　“自贡灯会事件”暂停开放，有主办者宣称暂停灯会是出于民生考虑——“把灯会的电让出来，哪怕只是一点点也是应该的！”然而，由于没有“向舆论低头”的表态，没有“承认”暂停是因为舆论压力，却再次受到抨击。有论者批评当地政府“在回避事件中舆论的关键性作用”，“好像暂停灯会是主办方自觉的良心抉择，而与舆论关注没有任何关系”。

　　政府在不合适的时机将大量的电用于灯会，自然不妥；好在政府闻过而改，笔者觉得，更好的是政府不是迫于“舆论压力”，而是在舆论指出不妥之处后，于民生处考量而暂停了灯会。这是政府既重视舆论监督，又不媚俗于媒体的理性表现，并无不妥。对当地政府在表态中没有向媒体“低头”，没有表示“舆论的关键性作用”进行批评，有替媒体“邀功”之嫌，反而降低了媒体在这此事件中的负责任形象。

　　向来，媒体的问题性报道往往都是各地政府改正错误的重要舆论监督形式。媒体负责任的问题性报道，能直接地对民生产生积极影响，比如这次“自贡灯会事件”，在媒体的积极介入下，政府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从而对灯会进行了重新的布置。然而，由于目前政府在执政理性上的缺失，面对媒体的报道，却又往往陷入另一个极端之中：把媒体的报道当成“指挥棒”，在改正错误的过程中，过多地强调了媒体报道的“重要性”，反而淡化了政府应有的责任。

　　在片面重视“媒体曝光”这一外在形式的理念下，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养成了唯是否“曝光”是从的习惯，个别地方甚至专门出台了“媒体曝光处罚升级”的措施，同样的问题，曝光的媒体“级别”越高，受到的处罚越重。这已经远离了处理问题的真正内涵，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但政府失去了最为宝贵的执政理念，这并非负责任的媒体所乐意见到的情况。

　　回过来看“自贡灯会”事件，应当说，舆论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这不需要任何的“常识”就能看到。而政府在舆论的诱因之下，看到问题所在，也并不需要向媒体“示媚”：这是因为媒体的报道！关键的是，如果政府真正在舆论下看到了自己在民生方面的问题，那么，政府的改进措施就不仅仅是对媒体报道的一种回应，而是真正出于民生的决策，这才是真正的“在意识层面”的“低头”，而不是对媒体的“低头”。如若如此，这不正是媒体的舆论监督所追求的结果吗？媒体又何急于“邀功请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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