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生平：曾率改革开放后首个政府考察团赴西欧

　　中国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谷牧，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11月6日14时5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谷牧原名刘家语，出生于1914年9月，山东荣成人。曾为北平左联负责人之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历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率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对外考察团赴西欧，在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兴办、沿海城市开放、外资利用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扛过枪杆子，拿过笔杆子，谷牧经历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阶段的众多历史事件。或是实践者，或是指挥者，谷牧的革命生涯可谓峥嵘多彩。

　　谷牧1914年9月出生在荣成宁津东墩村一个农民家庭。由于“门衰祚薄”，家境萧条，常受大户人家欺负。祖父对谷牧说：“日子再艰难，也要供你读书，支撑起咱这个家。”

　　从7岁开始，谷牧就受到了严格的私塾教育，《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大学》《中庸》，白话文和算术，均有广泛涉猎。15岁时，考取荣成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这些经历，为谷牧日后大量阅读进步书籍，探索救国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高小期间，由于成绩名列前茅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被吸收为共青团员并开展一些反对国民党的地下宣传工作。1932年7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谷牧早年曾在山东省立第七(文登)乡村师范学校读书，后曾任文登乡师中共支部书记。期间，他带领学生宣传爱国主义，传播马列主义，办进步刊物，组建外围群众组织等，从各种进步活动中培育和发展党员。到1933年秋，文登乡师已有党员30多人，许多人后来成为当地坚持革命斗争的骨干。

　　1934年谷牧到达北平，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工作，是北平左联负责人之一。主办进步文艺刊物《泡沫》，并在进步文艺团体和文艺青年中开展党的工作。1936年被派到张学良的东北军，从事兵运工作，并亲历西安事变。1940年9月，谷牧被调到山东分局机关工作，此时，他的工作由“地下”转为“地上”，主要是掌管机要、起草文电和联络。

　　1946年，谷牧任滨海直属地委书记兼滨海军分区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长。1948年任中共新海连特委书记兼新海连警备区政委，鲁中南区党委副书记兼鲁中南军区第一副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济南市市长，济南警备区政治委员等职。随后，他先后辅佐周恩来和邓小平分管经济工作，在重重困难中维护和推动经济运行。

　　继1975年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谷牧在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从1978年底到1988年初近10年中，分管对外开放工作。在此期间，他立足国内实际，研究国外情况，积极而审慎地迈出探索步伐。他精心处理各种复杂的权、责、利关系，把中央的重要决策认真地细化为可行的实施步骤和具体的操作措施。

　　十年间，谷牧一人扮演着多个角色：他既是开放政策探索者，又是政策的推行者；在中央，他是前线的指挥官；对地方，他是中央的决策者。他在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兴办、沿海城市及其相关地区的开放、外资的吸收利用以及外贸体制的改革等方面，做了大量的规划、组织、检查、督促、协调工作。

　　1978年5月，中央派出的考察西欧的第一支队伍抵达法国，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正是该团的负责人。

　　这是谷牧第一次出国。在回忆录里，他仅用“紧迫感”简单地表达了当时的心情，但考察团已被中西方间的落差所震动。

　　另一方面，谷牧也看出中国市场对西欧各国的诱惑。谷牧受到各国总统和总理们的会见和宴请，这出乎他的意料———若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此行的会谈对象可能也是副总理一级的官员。在西德，巴伐利亚州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表示，愿意提供50亿美元的支持，无需谈判，握握手即可。当谷牧离开丹麦时，丹麦代首相在机场送行时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不要忘记我们小国。

　　考察结束回国后，谷牧与考察团成员合力撰写提交给中央的考察报告。

　　“我们应当把欧洲当作争取第二世界的一个重点地区，进一步加强工作。”在考察报告中，谷牧提出：为了更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技术设备，要有灵活的支付方式；在外贸体制上，应给地方、各部以一定的权力；必须进行科技为主导的工业革命；加强技术交流，尽可能多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

　　考察报告首先得到了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们的支持。汇报会后，邓小平找谷牧谈话，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

　　1979年5月，谷牧亲赴广东、福建两省。二十多日的调研结束后，他勾勒出了特区政策的轮廓：经济计划以省为主；赋予这两省较多的机动权；财政上划分收支，新增收益较多地留给地方；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办出口特区，优惠税率，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

　　1979年9月，谷牧赴日本，敲定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笔外国政府贷款，成为日后大规模利用国外贷款的先行者。

　　随后，谷牧出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着手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吸收外商资金从此有了法律保障。

　　1988年，谷牧年事已高，即将离开国务院领导岗位。当年3月，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谷牧说，外向型经济在沿海地区将会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我有这个信心”。

　　《谷牧回忆录》摘录：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次特殊出访

　　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来组织实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经历了一段酝酿讨论的过程。1978年初，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让我带团去西欧考察访问。我们这次出访，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对当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到底是怎样，有了实感。这些国家的经济运作，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段，都有些新变化，已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我本来以为，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我遇到的会谈对象可能是副总理一级的人物。可是所到国家，同我会谈的都是总统或总理级的人物。法国总统德斯坦、联邦德国总统谢尔、瑞士联邦主席里恰德，都会见我们，比利时国王、丹麦女王也见了。这不是我谷某人如何，而是他们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我同法国巴尔总理会谈时，按事先做的准备先谈政治。他说，这些问题您同总统会见时再讨论，我们今天主要谈经济，1977年法中贸易额为什么下降，这同贵我两国的友好关系不相称。我同德斯坦总统会见时，他开始就说我对经济有兴趣，法国的东西哪些是中国需要的，法中两国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结果根本没谈到政治。在联邦德国访问巴伐利亚州时，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我是从丹麦去联邦德国的，代首相(首相访美去了)在机场送行时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希望不要忘记我们小国，在发展经济合作上照顾一下小国。这些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同我们拉关系，做生意。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事可以办。

　　利用外资的肇始

　　1978年6月，在我考察西欧回来向中央政治局汇报那个会上，议到加强技术引进工作时，提出了付款问题。我国在引进技术装备中已采用过国际上通行的延期付款方式。会上认为这种办法利息较高，不大划算，要研究采取新的方式。当时谈得比较多的是利用中国银行在国外吸收的外汇存款。我在会上提出可按国际通行办法，采取多种方式。那次会后不久，小平同志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可以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接着，在7月国务院务虚会上，对利用西方国家的贷款和吸收外商投资基本上形成了共识。

　　你们上了特区这条船，不怕船翻了？

　　1982年初，国务院实行机构改革，国家进出口委和其他几个委撤了，我负责的办特区这件事总得有几个帮手。经报请国务院主要领导同意，从已撤销的进出口委机关的干部中，选了何椿霖等8个人，组织一个小班子，在我领导下办理有关事务。组织好这个班子，我很花了些功夫。原来想命名为特区办公室，后确定叫特区工作组，隶属国务院办公厅编制序列。叫“组”也罢，叫“办”也好，反正办这桩事就是了！这个小班子建立后，我第一次召集他们八个人开会时，除了布置工作以外，还特意讲了一番交心的话。我说，对办特区的认识并不是那么统一，议论很多，很敏感，我是准备让人家“火烧赵家楼”的。但是，我认为大概不会出现这样的前景。你们谁要有顾虑，不愿做这个工作，及时提出，可以另行分配。我不勉强你们哪一个。不过，我也告诉你们，不论出什么问题，板子不会打到你们身上，只算我一个人的账。我这话不是无的放矢，他们当中确有人受到这样的“忠告”：“你们上了特区这条船，就不怕船翻了？”这八位同志思想还是坚定的，大家愉快地接受分配，并且努力做了颇有成效的工作。

　　“过来人”的十点体会

　　(一)“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的关键是目标在务实地过河，而不在乎本本上规定死的什么纲、什么线。

　　(二)梯度推进。我们先从毗邻香港、澳门、台湾，从众多华侨、华人祖居地的广东、福建做起；然后在工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科教事业较为发达，对外交通通讯较为方便的沿海地区展开；再推进到沿陆地边境、沿长江的港口城市和内地的省会、自治区首府等大中城市。

　　(三)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

　　(四)培育市场体系，注重市场调节。

　　(五)发挥海外侨胞和华人的作用。

　　(六)善于洋为中用。

　　(七)坚持从当地实际出发。

　　(八)力戒骄躁。

　　(九)抓协调，促落实。

　　(十)时刻不忘“两手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