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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部长访谈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谈让中国经济血脉畅通

 ——访

本报记者  田俊荣

2009年09月24日06:52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周小川

  【提要】

  60年来,金融支持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金融业实力大增,服务百姓能力全面提升,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不断提高

  这似乎不是央行行长而是一位教授的办公室。

  桌上摆的是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的新著《思想的力量》,还有一篇待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案头的名片,没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头衔,只有“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商学院、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兼职教授”的字样。

  这就是周小川,一位专家型的央行行长。他出身清华博士,在学术研究上造诣颇深,曾两次获得国内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无论是制订货币政策还是维护金融稳定,都要通过研究分析来提前作出判断,这样才有前瞻性、预见性。”周小川微笑着说。

  “不能让老百姓手里的钱毛了”

  在今年的中国经济舞台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精彩登场,其一招一式都惹人关注。

  “去年9月以来,央行先后五次降息,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今年以来,货币信贷增长较快,对促使经济企稳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周小川说。

  周小川也毫不讳言,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正面临挑战:

  ——每种货币政策工具都有优点和不足,如何选择适当的工具需要斟酌。

  ——货币政策有时滞。“有的政策3个月后才能看到效果,有的要6个月甚至一年,你只能用预测的结果来指导现在,为此需要许多历史数据来作推算。然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很难有历史数据供你参考。”

  ——“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要高度重视其传导机制”,周小川解释说,“货币政策在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和另一个时期,传导有效性是不一样的。你看西方一些国家,它的货币政策力度并不小,但银行惜贷,结果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传导下去,或者是传导下去却打了很大折扣。”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金融充分发挥现代经济的核心作用,努力让中国经济“血脉畅通”。

  “不能让老百姓手里的钱毛了!”周小川的这句名言,道出了央行的重要职责是保持币值稳定。“币值稳定不是说一点都不动。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往往将通货膨胀目标定在2%左右,也就是每年物价上行不超过2%左右,那么利率也应该高于2%,发展中国家有其特殊国情,通胀目标一般会比发达国家定得稍微高一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出台运用货币政策,成功治理多次通胀,力保币值稳定,为助推经济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银行大力抽紧银根,举办折实存款、配合财政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不到半年就有效抑制了此前长达12年之久的通货膨胀。1955年3月,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规定旧币1万元兑换新币1元,最后消除了过去遗留下来的通胀痕迹。

  改革开放以来,央行先后四次执行了以反通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调控,分别发生在1985年前后、1988—1989年、1993—1995年和2003—2008年,都取得了较好效果。

  “金融业改革之路还很漫长,什么时候都不能自满”

  60年只是弹指一挥间,而中国金融业却获得了“几何级数”的增长。

  改革开放前,我国金融资产总量仅3000多亿元;30年后,金融资产总量已达86.5万亿元,比20年前的1989年足足增长了53倍。

  “巨变的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周小川说。他亲身参与了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和人民币汇率改革。

  “2002年,境外媒体对中国金融业有很多批评。有人说,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个大定时炸弹,也有人说,中国的金融体系技术上已经破产。那时的银行业不良贷款率高达25%,由于统计口径的原因,实际可能25%都打不住”。周小川回忆道。

  改革已是箭在弦上。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定,实施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2004年1月,国务院公布中行和建行实施股份制改造试点的决定,这项被温家宝总理称为“背水一战”的改革正式拉开大幕。

  “改革改善了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明显提升了其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使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经受了考验”,周小川打比方说,“相当于在危机前就建好了‘缓冲垫’,这样一来,好比一辆汽车遇到很大的颠簸,但由于缓冲设备还不错,所以没有把人给颠出去。”

  时下,工行、建行、中行已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三家银行。对此,周小川表现得很冷静:“银行排名有好多种标准,市值是一种,此外还有营业额、总资产、核心资本等,即使市值也是动态变化的。我的意思是,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之路还很漫长。中国金融业尤其要特别强调与时俱进,强调有风险意识,什么时候都不能自满。”

  由于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周小川被媒体尊称为“人民币先生”。

  谈起这次改革的背景,周小川说,我们的汇率体制改革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进入90年代以后有几次重大改革: 1994年1月1日实现了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并轨,4月成立了外汇市场,1996年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正在继续往前走的时候,碰到了亚洲金融风暴,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汇率改革了,而机构还不健康,就会造成风险。于是,风暴过后,2003年10月,国务院确定了先进行国有银行改革,同时逐步放宽外汇管制,推进外汇市场建设,然后再进行汇率改革的顺序。“所以,这次改革不是迫于某种国际压力,而是我国从自身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作出的重要决策”。

  “推动金融服务‘飞入寻常百姓家’”

  “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央行推动金融服务‘飞入寻常百姓家’,金融与大众联系越来越紧密。”周小川说。

  如今,人们的钱包里都会有几张银行卡。一张卡片,一个签名就能轻松完成一笔消费。在央行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银行卡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全国总发卡量达19亿张,居全球第一位;剔除房地产、大宗批发等,银行卡消费金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达27.7%。  

  刚从欧洲旅游归来的谷先生,回国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的国际信用卡上存钱,还掉境外消费的1000欧元。“逾期不还会被记入‘信用档案’,信用上有了污点,以后想贷款、办卡什么的可就难啦!”

  让谷先生珍惜的“信用档案”由央行组织建立。2006年1月,个人“信用档案”——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正式运行,目前已收录近6.54亿人的信用信息。个人“信用档案”好比“经济身份证”,通过褒奖守信行为、惩戒失信做法,来激励和约束个人重视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有利于提升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不对的说法一定要顶回去”

  今年3月,在G20伦敦峰会召开前一周,央行网站上连续刊载了周小川的三篇文章,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今年年初曾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储蓄太多导致全球不平衡。我们觉得这个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和逻辑,一定要顶回去!”周小川说。 

  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以及中国在危机救助、恢复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也不断提高。中国的金融立场和政策主张正越来越为世界所关注。

(责任编辑:杜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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