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

　　2004年“1号文件”提出实行“两减免、三补贴”的政策，也就是减免农业税、免征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和种粮直接补贴、购买良种补贴、购买大型农机具补贴。

　　2006年1月1日，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这标志着在我国实行了长达2600年的这个古老税种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2006年12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宣布：2007年全国各地要稳定完善强化各项行之有效的支农惠农政策，并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数字】

　　451亿

　　2004年“1号文件”中提出实行“两减免、三补贴”的政策，使农民直接受惠451亿元。

　　251.4亿

　　2005年中央“1号文件”继续加大“两减免、三补贴”的力度，直接给予农民的实惠比上年又增加251.4亿元。

　　700多亿

　　农村税费改革不仅取消了原先336亿元的农业税赋，而且取消了700多亿元的“三提五统”和农村教育集资等，还取消了各种不合理收费，农民得到了很大的实惠。

　　3917亿

　　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的资金达3917亿元，比上一年增加520亿元。

　　【现象】

　　1．税内损失税外补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一些地方加重农民负担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变化，全国人大代表张百良说，有些地方开始变相实行“税内损失税外补”。

　　他说，一些地方在收费内容上，由农业税费转向行政性的专项收费，在收费的方式上，由乡村组织集中收取转向由各收费机关、单位分散收取，在收费的对象上，由面向全体农户转向对要求办事或提供服务的部分特定农户。

　　张百良举例说，湖南某地打着“共同生产费”的幌子增加农民负担。“共同生产费”指的是用于生产的公共成本，实际上成了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2005年该地的“共同生产费”合计每亩达到107元，远远超出了湖南省核定亩均30元的标准。

　　事实上，在湖南省减负标准的农民负担卡上，“共同生产费”只是简单的一项，但到了基层“共同生产费”的名目最多达到15项之多。高昂“共同生产费”负担中有很大一部分并非用作生产成本，而是用于解决乡村干部福利待遇或被挪作他用。

　　2．截留、挤占和挪用惠农资金

　　全国人大代表李连成告诉记者，有一些地方还存在着截留、挤占和挪用惠农资金的现象。他说，在某省一个镇，村干部代替村民在“良种推广补贴项目卡”上签字，村民们很多没见过项目卡，好多农户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良种补贴这回事。

　　全国人大代表李焕然2006年考察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到位情况时发现，一所学校1400多名学生，按当时的拨付标准有10万元经费，实际到位的却只有6万元。另一所学校1100多名学生，应到的6万多元只有1．5万元到位。县有关部门给学校的说法是，学校没有达到规定的升学、教学任务，这笔办公经费被扣除。这样，学校乱收费就不可避免。

　　3．弄虚作假、虚报冒领退耕还林资金

　　村民的退耕还林补贴被虚报冒领的事件也不断发生。海南省定安县是贫困县，一些农民群众向当地纪检、检察机关举报少数林业部门、乡镇干部弄虚作假、虚报冒领退耕还林资金等问题。2005年，定安县检察院调查退耕还林档案200多件，发现11件存在违法违纪问题。

　　【代表委员声音】

　　张百良代表认为，一些地方出现农民负担反弹的根本原因是税费体制改革只是缓解了体制性问题带来的一系列结果，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理顺导致结果产生的体制性原因。

　　他说，最终解决之道还在于深化农村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将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公共服务型方向转换，最终达到缩减人员，削减开支的目的。否则，一个越来越庞大和臃肿的基层政府需要运转，就只能不停地找钱，农民负担反弹也就无法避免。

　　王沛清委员认为，还需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严肃查处侵吞、挪用惠农资金的行为，使防止农民负担反弹有法可依。同时，做好涉农税收、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加强对现行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和公示内容的审核、监督。

　　另外，还要强化审查监管，加大审查力度，保证中央的惠农政策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