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央的部署,今明两年省、市、县、乡四级党委集中换届。从目前的进展看,各地在精简领导班子职数、减少党委副书记职数、适当扩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交叉任职等方面都取得实质性进展。
如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四省区通过换届,市、县、乡三级党委分别减少常委(委员)职数35个、215个和5363个,减少副书记69人、709人和4644人,增加交叉任职20人、231人和4828人,等等。
此次地方换届的另一特点,是以落实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为重点,把扩大党内民主贯穿于换届的全过程。
在换届过程和换届之后扩大党内民主,是完善党内监督的重要步骤。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并指出了“进一步加强党内监督”、“支持和保证人大、政府专门机关、司法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职能”、“支持和保证政协依照章程开展民主监督”、“加强社会监督”等方向。
地方党委换届按新要求组建领导班子后,与过去相比,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能否落实得更好?带着这个问题,《了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访了北京、江苏、辽宁等地一些基层干部后发现,他们普遍认为监督工作非常重要,“不抓不得了”,而对“一把手”的监督又是重中之重。
但在谈到具体监督工作的时候,基层干部大都态度消极,普遍认为是“敏感问题”不愿多谈,表现出“监督工作不好出经验”、“不是自己份内的事”、“只有等上面动真格”等复杂心态,对监督工作如何抓心存困惑。 五种心态挡住“监督真话”
谈起监督,干部们普遍认为非常重要,但是,谈起如何搞好监督,接受采访的干部普遍存在一定的消极情绪,他们表现出来的五种心态,让记者听到“监督真话”很困难。
心态一:监督是敏感问题,既不敢讲、也不愿讲,“不是自己要想的问题”。
记者就监督话题在北京、辽宁、江苏等地调查时发现,联系采访的对象都认为这个话题很重要,也是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面临的难点问题,但多数监督职能部门在触及该话题时,流露畏难情绪。
他们的态度主要表现为三种:一种是不太愿意涉及这个话题,认为话题太敏感,怕惹麻烦;一种是勉强同意谈谈,但限定了时间和范围,存在“言多必失”的心态;最后一种认为“说了白说”,问题和办法都是在上面,基层只能被动接受。
与这些干部平淡漠然的监督心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记者在一些网站的论坛、博客上看到监督问题十分吸引眼球,特别是一有腐败案件出来后,网友跟帖相当踊跃,表现出强烈的“议政愿望”。
对此,江苏省纪委常委顾星说,现在干部中有一个倾向值得注意,就是一谈到监督就联系到政治制度改革、联系到价值观的层面,不太愿意从技术和机制的层面去做“中性的思考”。他说,加强监督工作需要凝聚全党的智慧,当前在一些干部中存在的不愿意讲“监督真话”的现象令人担忧。
心态二:监督效果心里没底。工作探索“形式重于内容”,创新限于工作方法,鲜有制度性探索。
基层的探索和创新是完善、丰富监督体系的重要来源。但记者注意到,一些地方在这个领域内的探索积极性普遍不高,相对于经济领域内层出不穷的创新做法,监督领域内的新经验、新办法显得少而又少。
江苏、辽宁负责监督工作的干部坦言,监督问题涉及面比较宽,又是主要针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所以进行制度创新的难度很大,导致了部分地方只能在具体的工作方法上进行一点突破。记者采访时,他们不认为自己的做法有什么太大借鉴意义,认为工作形式大于实际效果。
辽宁省纪委和省委组织部的相关人士均提到了营口的“半月谈”谈话制度、沈阳的“领导干部任前廉政征询制度”。但当记者就此联系相关方面想进行深入了解时,他们均表现出了“不太积极”的态度。显然,对于这样的“经验”,其效果到底有多大,心里也许没有太大把握。
南京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陈绍泽认为,目前各种监督形式在各自领域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纪检监察领域内的监督实践更丰富一些,但问题的关键是,各种监督形式之间缺少形成合力的桥梁,还难形成“面”上的经验。
心态三:等待“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等待党内监督“有突破”。
推进监督工作,主要得靠中央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安排,这样的“等待”态度,记者在江苏、辽宁等地采访看到的最多。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基层干部关注的重点不在监督制度的自我创新上,而是在大的制度安排上。每当出台一个事关监督全局的制度时,大家都显得很兴奋,把这看成是中央下决心解决腐败问题的又一个例证。一些接受采访的领导干部说,在制约权力、加强监督方面,大家更关心中央已出台了什么政策、正在酝酿出台什么政策、还将出台什么政策,认为制度建设要比一个领域、一个部门内的探索管用得多。
苏州市纪委副书记张锡九说,自己在平时与干部打交道过程中观察到,大多数干部实际上并不排斥监督,把监督看成是保护自己的好事情,但干部们在监督上也有攀比心理,即看对班子成员与对“班长”是不是一个样,对非权力领域与对权力领域是不是一个样,对党内监督与对党外监督是不是一个样。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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