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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辛亥革命的精神遗产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马克锋 

2011年10月08日14:04    来源:人民网-时政频道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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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站在100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这场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历史转型意义的伟大革命,总结其经验教训,梳理其历史文化遗产,提升其精神价值,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题的缘起

  辛亥革命发生于戊戌维新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间,上距戊戌维新运动13年,下距新文化运动4年。即使从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算起,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也就15年时间;再往前延伸到1894年兴中会成立,也不过19年时间。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又经历了以农民为主导的反抗外国列强侵略的义和团运动,以清廷为核心的君主立宪运动。不同主题的运动彼此轮换,彰显出中国近代社会的危机与焦虑。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革命并没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1903年,年仅20岁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饱含激情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革命军》,讴歌革命,歌颂民主,并鲜明提出了建立“中华共和国”的政治主张。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随后,中国革命党人在同盟会和其领袖孙中山的领导下,在积极宣传革命、共和、民主思想的同时,利用中国社会固有的组织网络及朋友、师生、亲属等个人关系,联络会党、新军等力量,屡次发动“边地革命”,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向清朝统治发起一轮又一轮冲击。革命理论和理念在舆论宣传和武装斗争的具体实践等多种合力下开始广泛传播,革命这个长期以来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名词逐渐被民众所理解、同情并进而接受。当然这个过程特别曲折,情形十分复杂,其中的痛苦、磨难甚至惨烈,远非常人所能想象。晚清立宪运动“名为立宪,实则专制”的现实以及传统政治体制所固有的种种缺陷,使辛亥革命的发生成为历史的必然。亲历辛亥革命历史巨变的戴季陶当时就指出,辛亥革命是人民公意的胜利。他说:“自革命之说出,而全国之心思,皆趋向于革命。武昌一举,全国从风。当革命军与清军激战之时,全国人民,其大多数闻革命军胜而喜,闻清军胜而忧;忧与喜之间,即表示其赞同反对之意志者也。惟全国人民之心志皆一,夫然后革命功成,而共和国建。故曰民国之成立,全国人民之公意也;革命之军,特人民公意之代表而已。第一次之总统,即代表全国国民而行公共之善意者也。”[1]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民主共和国,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次巨变。

  对于辛亥革命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学者普遍给予认同和肯定。但是,对于这次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建树及其影响,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理解。当代著名学者李泽厚曾经指出,中国近代是一个空前动荡的大变革时代,中国近代思想在短短几十年内,越过了欧洲思想发生成熟的数百年行程,“这样,一方面就使整个思想带有浮光掠影的特征,对好些问题经常一掠而过,未能得到广泛深入的展开,未能产生比较成熟、完整、系统、深刻的思想体系,在理论领域显得肤浅、贫乏和杂乱”。[2]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属于中国近代思想系列中的一个部分,自然也有此局限性。李泽厚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从成功走向失败,根本原因是缺乏思想武装和舆论准备,思想启蒙也不重视。他说:“如何在更深远的含义和内容上,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以真正战胜封建主义,革命派始终没有充分的思想武装和舆论准备。……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工作,革命派本来就做得很少,也不重视”。[3]对于李泽厚的看法,许多学者发表了不同意见。笔者在1989年曾经发表了题为《辛亥与启蒙》的论文,指出:“正像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有他的思想启蒙运动一样,波澜壮阔的资产阶级革命前夜也出现了它的理论启蒙”。认为从1900年到1911年这十余年间,中国思想界也出现了一个启蒙运动。[4]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 平心而论,辛亥革命由于是一场政治革命,加上时段相对较短,思想文化启蒙不是该阶段的主题。比较而言,辛亥革命所留下的精神遗产主要体现在政治文化层面,特别是在革命思想与民主共和思想方面。所谓精神遗产,是介于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之间的一种思想遗产,是无形无像、无色无味但却对当今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思想、观念、学说及其价值观等元素。关于精神遗产的研究和理论建构,学界目前尚无权威的界定。笔者暂且借用这一尚不成熟的理论术语,对辛亥革命的精神文化遗产做一初步梳理和总结。

  精神遗产之一:革命思想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以革命冠名的历史事件。中国古史上尽管有“汤武革命”的美好传说,但毕竟是以武力推翻前朝暴政进而改朝换代的一种手段,仅仅表明仁政战胜了暴政,政治统治又归于常态,不涉及政治制度的变革。辛亥革命是以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为模版的旨在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武装暴动,与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有本质区别。宋教仁在辛亥革命成功后曾经十分自豪地宣称:“窃以为世界有永远纪念之日三:一为美之七月四号;一为法之七月十四号;一即我中华民国之十月十号是也。”[5]这已经对辛亥革命的现代性做了新的注脚。

  最早提及近代意义上的“革命”一词的是主张温和改革的维新派人士,如王韬、康有为等人。他们在其介绍欧洲近代历史的著述中都先后提到“法国革命”,但却是一种否定性评价。在他们笔下,法国革命党人不是“暴徒”,便是“乱党”;法国大革命也是一部血流成河、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他们站在改良的立场审视法国革命,其心态是惧怕革命,恐惧革命,担心中国发生革命。因此,他们通过叙述欧洲革命故事,告诫当权者锐意改革,以免重蹈法国覆辙。同时,通过渲染法国革命的血腥,反对即将在中国产生的革命暗流。梁启超是当时维新派中被人视之为具有革命倾向的人物。他先后写过《释革》、《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等释义“革命”的文章,认为革命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梁启超说:“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武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6]考察梁启超关于革命的言论,不难发现,他的内心世界其实有一种革命的冲动,但由于他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师命难违,不敢公开常言革命,只能以比较温和的“破坏主义”表露自己的诉求。梁启超是晚清“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倡导者,尽管其革命的含义是变革,尽管他对其多有辩解,但明眼人还是能够看出他的革命情结,只不过隐晦、模糊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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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盛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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