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党之初制度之争:陈独秀起草党章被指集权--时政--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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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党之初制度之争:陈独秀起草党章被指集权

2011年07月11日09:19    来源:《北京日报》     手机看新闻

  建党之初的一次制度之争

  建党之初,在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就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意见分歧,其中之一就是关于民主与集中的争论。在建党90周年之际,回顾、研究、反思这场争论,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和贯彻,也有助于我们按照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推进党的制度建设。

  对陈独秀起草的党章,李汉俊认为他搞中央集权,甚不满意

  在建党的过程中,既反对密谋组织不要民主搞绝对的集中制,又反对不要集中搞无政府主义的自治制,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法则。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民主”和“集中”的尺度却是很难把握的。于是各国共产主义者在建党实践中,由此而产生的意见分歧就不可避免。中国也不能例外。

  据李达回忆,陈独秀起草一个党章寄到上海,李汉俊认为其搞中央集权,甚不满意,因此另起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这个草案后,大发雷霆,从广州来信痛责此事,说上海的党员反对他(《“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结果陈的意见获得多数人的赞同,党内的这一场争论也被平息下来。

  这对维护党内团结,巩固党的战斗力,当然有极大帮助。因为在建党之初,党的组织状况还很复杂。据李达说:“那时谁也不懂什么组织原则,只知道个代表会,不知道过组织生活的事”(《“一大”前后》)。这在朱务善的回忆中也得到了证实:“那时我们很少懂得党的纪律,一切偏重于感情。我记得邓中夏和几位同志在工作上发生不同的意见,因此就引起对邓中夏同志个人的不满,他很生气、消极,并且要求退党,他说:‘我不对,dismiss me’。蔡和森同志那时在北京,我们一同邀请邓中夏同志到守常(即李大钊同志)家和解。这样的和解,我记得在守常同志家对好几个同志举行了好几次。”(《北京革命史回忆录》,北京出版社)

  李汉俊、何孟雄强调民主、防止专制的思想,当时未引起重视

  但是若从反思历史的角度,李汉俊的意见就不无道理。他讲了两点理由:一是中央集权可流于个人专制,可使一、二野心家利用作恶的;二是中国过去都是专制的,如中共实行新中央集权制必流于覆辙(《“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

  在当时有这种想法的还不只李汉俊一人。何孟雄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何很早就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发起活动,但并未参加党的实际工作。他向人表白,革命应先把理论弄明白才能实践,否则便是盲从附和。他和罗章龙的一番对话就很能说明问题。何道:“中国革命命运,固然应由群众自己掌握,但须以党内实行充分民主为条件。”罗答:“革命千头万绪在起步走,只要大家意志统一坚强,内部谁敢专制,万一将来党内发生妄人,群众自然把他打倒,也不会是难事。”何道:“内部如此,可是外部干涉违反民主也是完全可能的,所谓‘赵孟所贵,赵孟能贱’,你能保证吗?”(《北京革命史回忆录》)

  虽然李汉俊和何孟雄最后的结果不一,何被说服入党,参加了革命的队伍,李则被开除出党,最终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但他们的这个思虑却并未引起党的重视。在一大党纲的15项中,除最后一条说修改纲领须“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代表同意”,是带有民主程序性质的规定外,其余各条均未涉及党内民主问题。至于二大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单为强化中央集权,就作了7项规定,而并无一款防止专制,发扬民主的内容。

  党的民主生活流于形式,必然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

  其实,中共当时作出的决定,与它对列宁式建党原则的理解不无关系。而且,在组建俄共(布)之初,俄国同样也发生过类似的争论。当时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特点,主张建立“集中制”原则。他甚至认为“集中制思想”,“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贯串在整个党章中”。但这却遭到了罗莎·卢森堡的严厉批评。她认为:列宁的“集中制”,实际上是一种“极端集中主义”,“实行这种集中制的结果,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针对这一批评,列宁虽然气愤地作出过辩解,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卢森堡的建议。在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不仅对党的组织原则作出新的阐解,而且首次把“民主集中制”载入党章,并明确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

  现在看来,我们党的上述决定显然受到列宁思想的影响,只是对列宁后来的修订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比如,施存统就认为:“在这产业幼稚,教育幼稚的国家,势必非少数人专政不可,或者应于事实的必要,竟致于有个人专政的场合”;“是否有这种事实,我不得而知;假使有的话,我是极端赞成个人专政的。我以为我们共产主义者应当有这么一个信条,就是‘为主义牺牲一切’”(《共产党》第五号,1921年6月7日)。

  这与我们党后来所倡导的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有很大差别。然而在实际工作中,说实话,大家也没有真正意识到它是个问题。据包惠僧回忆,那时“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他的意见。有人说陈独秀是家长作风,当时是有一点”(《“一大”前后》)。于是党内“家长制”、个人专断之风盛行,党的民主生活也只能流于形式,这必然要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

  一个缺乏理论思维的政党,根本无法抵制教条主义的侵蚀

  在争论的过程中,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非此即彼的态度,给党的理论建设造成了负面影响。事实上,一个缺乏理论思维的政党,根本无法抵制教条主义的侵蚀。这也是我们党在成立后经历曲折的一个重要原因。

  理性对待党内分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史也一再证明:“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的较为温和的派别和较为极端的派别的发展和相互斗争,谁如果不由分说地开除极端派,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增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实际斗争多,理论斗争少”,甚至有“开除出党”、“人身打击”等极端做法的事实,这的确给党的理论建设和事业发展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因此,“纠正的方法,在于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强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毛泽东选集》第1卷)。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历挫折后得出的一个历史结论。

  (周良书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责任编辑:盛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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