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形成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力量 。“十一五”期间,我国反腐成就显著,有力地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保障。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邱霈恩教授接受采访时认为,“‘十二五’期间,这种反腐高压态势还将会继续保持。”但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规范,贪官的腐败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从赤裸裸的权钱交易,逐渐转向隐蔽性较强的信息贿赂、期权贿赂等隐性腐败行为。中央纪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随着腐败行为的日益隐蔽化,目前反腐败工作已经不再限于对赤裸裸的权钱交易的查处,中国反腐工作进入了查处“隐性腐败”的“深水区”。 【编辑:高星】

原中山市长李启红涉嫌股票内幕交易被双规 家族收益巨大

  今年5月底,广东省纪委证实,时任中山市市长李启红涉嫌股票内幕交易被组织调查。李启红被中央纪委“双规”之后,她的丈夫、弟弟、弟媳和妹妹都被带走协助调查,一个依傍权力的家族企业也由此浮出水面。据透露,李启红家族曾从上市企业中山公用的股价14个涨停板的飙升中获取巨大收益,积聚的财富“保守估计有20个亿”。而表面上看来,这些财富的积累与李本人并无干系,李不懂证券市场,最大的可能是将交易信息透露给亲朋好友,曲线牟利。[详细]

多位领导干部退休后挂职紫金矿业暗含腐败内幕

  今年7月3日和16日,紫金矿业集团位于福建上杭县的紫金山铜矿湿法厂,先后两次发生含铜酸性溶液渗漏造成汀江重大水污染事故,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187.71万元。这起事故引起社会高度关注,而媒体披露的一些细节也颇耐人寻味:上杭县政界多位退休领导干部,被紫金矿业委以闲职后,年薪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比如紫金矿业监事会主席林水清此前为上杭县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监事林新喜曾任上杭县纪委副书记、常委。
  当然,也有来自北京和省里的前高官。比如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原地矿部前总工程师、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陈毓川;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原福建省资产评估中心主任、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福建省财政厅副厅长林永经……此外,有些领导干部还通过各种渠道拥有紫金矿业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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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镇江京口区原区长沈柯章刑满释放后修建“坝上别墅”

  据报道,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原区长沈柯章因行贿和挪用公款罪刑满释放后创办了一家公司,该公司在一座水库堤坝上超规划建设了两幢总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的别墅。建房时就超出规划定点范围,并将水库堤坝主体铲低了约1.5米。舆论普遍认为,沈柯章经过多年官场经营,即便不在任,其权力影响仍在,而能够通过合法的形式,把违章别墅建在水库堤坝上,权力的期权效应不容小觑。从紫金矿业到“坝上别墅”,种种迹象表明,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已经成为一大腐败黑洞,预示了腐败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和新动向。[详细]

一些干部将权力“放长线钓大鱼” 进行长期权力投资

  “在各种项目和工程资金使用的审批权、决策权过程中,一些领导干部将手中的权力‘放长线钓大鱼’,进行长期的权力投资。”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邱霈恩教授指出,有些领导干部热衷于拉帮结派,这都是淫渗封建遗毒的期权经典。至于借工程项目、提拔晋级搞“权力期权化”,则更是算尽谋绝的期权热点。
  “近年来有些领导干部在腐败活动中,‘现货’交易少了,‘期货’交易多了,不再是当即获利,而是等多年以后,连本带利息一并纳入囊中。”北京市检察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检察官这样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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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贿赂者擅打“感情牌” “温和腐败”的危害甚于虎

  “很多行贿者对官员开始都是打‘感情牌’,慢慢将其落入已经设置好的圈套。”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认为,“与物质贿赂相比,非物质化贿赂一是具有隐蔽性,不容易被发现,具有炮弹上的延迟引信的特点,穿透后的爆炸,破坏性更大。二是温和性,常常带有感情色彩和温情面纱,一旦被腐蚀,则涉案很深。三是多次性,一旦上钩,就被层层缠绕,环环紧扣,步步紧逼,次次中招,难以脱身。在一定程度上,看似‘温和’的非物质贿赂其社会危害性和持续性甚至超过了财物贿赂。” [详细]

“帮助贿赂”
  即通过帮助手握权力的人或其亲属解决相应的问题、困难来获取以后的关照、好处等。”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介绍,除此之外,性贿赂、信息贿赂、业绩贿赂、感情贿赂、替代行为贿赂、期权贿赂等多种形式的“隐性贿赂”在反腐败过程中被纪检监察机关陆续发现,并得到重视与查处。

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
  所谓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是指他们在位时,利用权力的影响,为某些企业、个体老板牟取非法利益,为规避风险,他们不是当即攫取利益,而是为日后退休、下海经商等谋取更大的利益作铺垫。

"权力期权化"主要有三类:
  一是“封妻荫子”式。在任时为企业、他人谋利,离职后让企业、他人将好处赠予自己的妻子儿女;二是“投桃报李”式。在位时为企业谋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三是“人身依附”式。离职或退休前在要害部门培植、安插亲信,使自己退出权力中心后,仍能享受权力带来的各种方便和好处。

“预期受贿”的典型案例:
  浙江省平湖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叶强对2007年发生的平湖市政协原主席郭跃荣、水利局原局长全保华受贿案至今记忆犹新。2003年至2008年期间,郭跃荣、全保华共同或单独利用职务便利,先后为平湖市一些公司在征迁赔偿、“待征借地”、治江围涂等诸多方面谋取利益,以收现金、入干股、低价购买店面房、“借款”等形式收受贿赂。
  “在这个案子中,郭、全两人首次独创了‘预期受贿’这一新概念,”叶强介绍,“由于行贿人承诺的贿赂数目实在巨大,两人都不敢直接拿。为了掩人耳目,郭和全决定等自己退下来后再拿这笔钱,商定等退休后行贿者公司有了好项目后将这笔款子入股。这种‘自作聪明’的方式并不能掩盖和减轻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他们最终仍然无法逃脱党纪国法的制裁。”

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隐蔽性强 不易被发现

  “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隐蔽性强,不易被发现。”一直关注“权力期权化”现象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实际中想要去调查、打击很难。因为对于“权力期权化”腐败来说,因为时间跨度较大,尽管可以证明领导干部为对方谋了好处,但很难证明拿了对方的好处,所以贿赂罪就很难成立。 ,
  “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腐败的实施过程十分隐秘,双方当事人基本心照不宣地形成高度的默契,容易达成‘攻守同盟’。”上海财经大学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麻国安博士分析说,“在领导干部权力期权交易过程中,一般都是公开的‘照章办事’,并非赤裸裸的现金交易。这些期权化交易,当时拿到桌面上,也看不出个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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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期权化”腐败“时空跨度”大  落实难、取证难

  这类“权力期权化”具有较大“时空跨度”,因而落实难、取证难,无形中提高了腐败分子的“安全”系数。“有些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时间跨度几年,甚至十几年。”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鲁照旺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腐败,由于方式和时间相当灵活,为“权力资源”成功兑现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
  “就腐败本身来说,有些是在异地、异乡或异国进行交易。”鲁照旺举例道,有些境外投资者从领导干部那里得“利益”之后,便为其在国外银行存款,或在国外为其购房、购物,有的帮领导干部子女出国留学创造条件,为其办理手续及支付费用,提供担保、生活经费等。而事实上,目前我国反腐手段也还局限于“举报、查账、双规”等“老三样”,比较单一。因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缺乏有形证据,且时间跨度大,往往难以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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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方面漏洞为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大开方便之门

  有关法律专家还认为,法律方面的漏洞,也为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大开方便之门。《公务员法》虽有相关规定,但对已无职务的离退休人员是否能认定“职务犯罪”、在退休后所从事的工作是否能认定权力“期权化”,都很难把握,而《纪律处分条例》又没有相关解释性操作规定。更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刑法中的这方面规定也极其模糊。比如我国刑法对于受贿罪的判定标准,行为人不仅要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故意,而且要有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非法收受财物交换条件的故意。
  受访专家认为,作为一种以权力为资本参与社会物质利益再分配的腐败,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严重破坏正义与公平原则,造成社会分配不公。而其不易被法律制裁的“优势”,则更易引诱领导干部滥用权力,滋生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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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风险大,浪急常翻船。

“期权腐败”特点
  性质模糊。交易的仅仅是一种"权利",不直接涉及金钱,因而形式隐蔽;其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所以内容隐蔽;腐败分子进行权力操作可以以"扶持企业、促进发展"为借口,过程隐蔽;交易方不是在职干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对象上隐蔽。 

  成本轻微。"期权化腐败"没有有形证据,而且由于时间长,证据毁损,证人缺失,难以举证。
  “收益”灵活。“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详细]

权力期权化的本质
  权力期权化之所以能够实现,核心在于“权力能够被寻租”和“期权能够实现”。权力能够被寻租是因为权力缺少监督,而期权之所以能够实现,本质上是由于双方形成了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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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监管制度存在盲区 为腐败干部提供可乘之机

  根据以往案件分析,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权力监管制度存在灰色地带,却是主因。“目前监督机制容易流于形式,下级对上级监督缺权力支撑,平级之间监督缺保障,上级对下级监督缺了解,而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更显得滞后。”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沈友军对本刊记者说,“现行的有关监督条例,主要是针对在职领导干部的,至于领导干部在任时先腐败,退休和下海后再‘兑现’腐败收益的行为,则是监督的盲区。”
  多位受访专家也指出,尽管我国2008年5月已正式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目前各级政府信息公开程度并不够,更多信息被部门和少数人内部掌控,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没有得到完全尊重,这也为一些腐败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提供了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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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有关部门先后出台规定遏制“隐性腐败”

  令人欣慰的是,中央和有关部门已经陆续出台若干规定,对新形势下产生的各种“隐性腐败”进行了界定,并规定了相应的惩处措施:
  ——今年1月18日,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在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等8个方面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52个“不准”,规范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从政行为;
  ——今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大查办严重行贿犯罪力度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大查办严重行贿犯罪的力度,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贿、国家工作人员为跑官买官行贿、危害民生的行贿等八类行贿犯罪案件,被列为严肃依法查办的重点;
  ——5月,中办、国办先后颁布《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对加强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管理提出了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
   ——针对日益增多的内幕交易案件,中国证监会日前透露,正在会同有关方面继续细化、完善“操纵市场”、“内幕交易”两个认定指引,同时加快推进“信息披露违法案件责任认定指引”和“会计机构人员证券违法认定指引”等规则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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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监督在职干部行使权力 强化用人失察责任追究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沈友军指出,“防范‘权力期权化’,必须从体制上增强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在全社会建立起立体的监控网络,确保在职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过程的规范性、程序性和透明性。”
  鉴于当前领导干部轮岗频繁的现实,为防离任或退休前突击提拔现象的发生,多位受访专家建议强化用人失察责任追究,将相关的“严禁”、“不准”落到实处,最大限度地压缩“一把手”自由裁量的空间,预防领导干部“突击”批发官帽实施“权力期权化”,以巩固和延续自己的权力网络和腐败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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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喆:遏制“期权腐败”应从禁止干部从事第二职业入手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认为,遏制“期权腐败”,应当从禁止干部从事第二职业入手。“对官员从事第二职业需要有规定,对官员退休之后禁入的领域也需要规定”。
  “之所以要禁止干部从事第二职业,是因为这种行为很有可能将干部在第一职业中所拥有的权力带入到第二职业中,使得权力被私用,发生权力变异现象。如果干部的第二职业,包括亲朋好友或者自己参股的企业等,涉及的利益方是自己权力范围内所管辖的单位,那么批纸条、打招呼等种种越权的现象都有可能会出现。”林喆进一步提出,官员从事第二职业的最终结果就是公私不分,所谓“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吃了、拿了,就得用自己的权力作为交换,在政策上、法律上成为对方的“庇护伞”,最终甚至与对方一起走上犯罪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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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断官员利益传递的“人脉”通道
  在任时手中的权力形成了“人脉”,辞官后靠“人脉”赚钱,这是一种权力期权化现象。这种利益传递行为至少有如下表现形式:一是官员在任时传递给别人利益,辞官后收取回报,可称为延后受贿;二是官员在任时形成了巨大的关系网,辞官后靠关系网,利用在任官员手中的权力谋取利益,可称为转移受贿;三是官员在任时结成利益同盟,辞官后利用权力同盟为其他人谋取权力或利益,换取经济回报,俗称权力掮客。无论哪种形式,核心内涵都是权力与金钱的转换。它们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利益,破坏了公平公正的社会原则,是一种隐形的腐败行为。
   相关制度不够严密,或制度没有得到严格执行,为个别官员的利益传递创造了条件;相关监督不到位,监督程序不尽完善,给个别官员的利益传递提供了空间。因此,要防范官员间的这种利益传递,必须阻断其制度通道。对官员利用“人脉”进行利益传递的后果,应有清醒的认识。同时,相关部门及人员切不可因为曾为“同僚”而将打击的拳头“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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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隐性腐败”现形
  要杜绝隐性腐败,让贪官不敢、不能隐性腐败,除了要加大惩处力度,最重要的还是要让隐性腐败不能“隐”起来。一是反腐部门要利用好放大镜。二是反腐部门要利用望远镜。三是反腐部门要利用透视镜。
  当然,要杜绝隐性腐败的发生,做到这些还不够,还要让干部不能有隐形的权力。所谓隐形的权力,就是权力行使不公开、不透明、不受约束,能为自己和他人谋取私利而不被发觉。对这样的隐形的权力,必须要采取措施,如公布权力事项和权力行使的流程,把每一个权力的行使都暴露在阳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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