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我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璀璨的中華文明，鑄就了偉大的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傳統走向現代、從多元凝聚為一體，有著獨特的形成發展脈絡。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同中國民族問題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確立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區各項工作的主線，有力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注入強大力量。

一

早在史前時期，中華文明就呈現出滿天星斗“六大區系”格局，在距今6000年前后，形成了以彩陶文化與玉石文化為代表的早期中華文化圈。夏商周時期，中華大地逐步形成廣域王權國家，出現了融合夏人、商人、周人與“蠻夷戎狄”的華夏共同體。秦漢時期，華夏共同體進一步與匈奴、烏桓、鮮卑等周邊族群交融，並因秦漢大一統政制塑造，形成了超越單純血緣關系且具有共同政治文化認同的“漢人”群體﹔中華大地不同區域、不同族源、不同風俗文化的古代人群更加融為一體，“自在”的中華民族開始形成。此后千余年間，中華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持續發展，文化認同不斷擴大、內聚性逐步增強，至元明清時期，在疆域空前一統基礎上底定了多元一體基本格局。中華民族共同體“自在”形成發展的歷史，蘊含著各民族從多元凝聚成一體的發展趨勢和基本規律，體現了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不同層面共同性不斷增長的客觀事實，彰顯出中華民族作為民族實體的共同體內涵。

在政治上，中華民族堅持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大一統信念，把大一統看作“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在政治制度上，大一統王朝施行郡縣制、編戶齊民、統一律法，“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在邊疆治理上，歷代王朝因俗而治，“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如漢朝的屬國、都護府體制，唐朝的羈縻府州體制，宋朝的土官制，元朝的土司制，以及清朝的軍府制、盟旗制、伯克制、札薩克制，等等。大一統決非漢人的單獨發明，而是各族群通過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創造，如北魏推行均田制、元朝創建行省制與宣政院、清朝開創理藩院體制與駐藏大臣制等，都在不斷鞏固和壯大大一統的國家制度體系。

在經濟上，中華民族秉持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這是各族群需求互補與區域經濟聯動發展的需要。歷史上，游牧區域需要農耕區域的糧食、絲綢、瓷器、鐵器、茶葉與鹽巴，農耕區域需要游牧區域的馬匹、皮革等畜牧產品，形成了河西、藏彝、南嶺、武陵、遼西、天山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通要道與貿易通道，各區域各族群交往聯系日趨緊密。不同朝代不同政權在追求與捍衛大一統的過程中，積極施行統一度量衡與稅收、修建大規模交通基礎設施、打通分離的經濟文化畛域，持續推進邊疆地區開發、區域經濟整合、全國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中華民族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傳統走向現代、從多元凝聚為一體，有著獨特的形成發展脈絡。圖①為遼寧牛河梁遺址出土的玉豬龍。紅山龍紋玉器的圖騰意象，成為后世華夏龍文化的重要源頭。圖②為河南偃師二裡頭遺址出土的綠鬆石龍形器。它進一步印証了二裡頭的王權高度。圖③為陝西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何尊。其銘文中“宅茲中國”是迄今為止“中國”一詞的最早文字記載。圖④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代織錦護臂。圖①②④為新華社供圖（龐雷、徐宏岩/攝），圖③為陝西寶雞青銅器博物院供圖。

在文化上，中華民族從來不是以單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匯聚成共同文化，化解沖突，凝聚共識。我們有著“混一天下”的文化交融理念，塑造了“各地文化共塑中華文化，中華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文化生成模式，如漢代文化是戰國多國文化的混合，唐代文化是南朝與北朝文化的混合，元代文化是遼宋夏金與歐亞大陸多種文化的混合，明代文化是漢蒙藏回等各族文化的混合。中華民族善於兼容完全相反的矛盾體，使一切“非此即彼”的事物辯証統一、和諧共生，即使是排他性的宗教與文化也能通過浸潤中華文化而得到會通與轉化。通過漢文字的使用和推廣，不同族群互通聲息，共融共享中華文化符號，共同接受中華文明特性和中華傳統倫理的滋養，不斷增進中華文化認同。各民族由此超越地域鄉土、血緣世系、宗教信仰，從內部差異極大的廣土巨族凝聚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

在社會層面，中華民族通過通婚、經貿、戰爭、人口遷徙等方式，逐步形成“大雜居、小聚居、交錯居住”的分布格局。歷史上，人群規模化跨區域流動持續不斷。春秋戰國有西羌、北狄、苗蠻、東夷等進入中原融入華夏﹔東漢有南匈奴、烏桓內附﹔隋唐有突厥、回鶻、粟特、沙陀、契丹、靺鞨等大規模內遷﹔明初內地民眾大量流向北方和西南邊疆，軍士戍邊、移民實邊、流官寓邊，規模達到1300多萬人﹔清代內地民眾“走西口”、“跑口外”、“闖關東”，進入蒙古、東北邊疆，各族人民在多向遷徙流動過程中生活方式趨同、風俗習慣互融、族群界限漸泯。人口流動背后還有著深層次的“天下一家”社會倫理作用。中華民族習慣以血緣親情來類比不同地域不同族群間的關系，將其視為兄弟手足與同袍同澤。如西漢與匈奴通過和親“約為昆弟”﹔唐朝與回鶻和親保持“甥舅”關系﹔遼宋夏金時期，高昌回鶻、甘州回鶻、喀喇汗王朝仍與宋朝以“甥舅”相稱。這種超越個體主義的共同體觀念，迥異於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異教徒意識與非此即彼的敵我觀念。不管是和平相處還是兵戎相見，中華大地上的眾多政權和族群都共生共存於“天下”，都被視為“一家”，即使沖突競爭也都是“兄弟阋於牆”的內部紛爭。

中華民族“自在”發展的歷史進程，見証了各民族共同開拓祖國的遼闊疆域，共同締造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共同書寫輝煌的中國歷史，共同創造燦爛的中華文化，共同培育偉大的民族精神。在統一時期，中華民族大融合不斷深化﹔在分裂時期，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范圍更加廣闊，每一次分裂后的重新統一，總能在更廣的基礎上進行更深的融合，中華民族的共同性就是在更深與更廣的交替中持續增進，不斷印証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歷史必然。

二

近代以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國共產黨一經誕生，就矢志於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把民主革命與民族革命相結合，把現代國家建構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相結合，引領中華民族共同體實現了從“自在”到“自覺”的轉變，表現出獨特的國家民族現代化特征。

實現非西方化的現代國家轉型。民族國家是現代政治和國際法的基本單位，是主權、領土和公民集於一體的現代國家形態。西方民族國家大多是帝國瓦解后一分再分的產物，也是“一族一國”建構論的現實投射。現代中國從大一統王朝脫胎而來，如果照抄照搬西方民族國家框架，勢必會導致國土分裂、歷史中斷和大一統消亡。1902年梁啟超首先提出“中華民族”概念，闡明中華民族就是由多民族混合而成。1912年孫中山宣示：“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1917年中國共產黨先驅李大釗首先提出“新中華民族主義”概念，率先提出中華國家的再造與中華民族的復活，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先聲。在反抗列強侵略的斗爭中，各族人民的“中華民族”整體意識空前覺醒，現代中國轉型沒有走西方“一族一國”建構之路，而是植根於大一統傳統，以“合多為一”超越“分族立國”。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圍繞解決民族問題的中心任務，對外擺脫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謀求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對內消除民族壓迫與民族歧視，謀求各民族的平等、團結和進步。一百多年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從根本上重塑了現代中國的整體面貌，系統重構了現代國家制度體系，以日新月異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態徹底實現“舊邦新造”和文明重光。

鑄就中華民族共同體最可靠主心骨。近代以后，各種政治力量和救國建國實踐都歸於失敗，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缺乏能把中國人民組織起來的核心政治力量。1939年，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系統闡述中國共產黨的中華民族觀，指出中華民族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民族身份，強調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不可替代的領導作用。1943年7月1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指出“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要求有這樣一個政黨”，即中國共產黨，這是“不可抗拒的”。中國共產黨以“組織起來”終結一盤散沙狀態，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懈奮斗，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書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最恢宏的史詩。近代以來的歷史雄辯地証明，中華民族從“自在”走向“自覺”、從救亡圖存走向偉大復興的根本政治保証，在於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始終是各族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構建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推進民主改革與社會主義改造，徹底切斷民族壓迫的經濟根源，全面清除歷史上民族關系中包含的等級性、歧視性和壓迫性成分，激發各族群眾的“人民”意識，從制度和法律上保障各族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權利。民族工作領域確立起以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民族區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榮為核心的民族理論政策框架。其中，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遵循各民族向內凝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規律，堅持統一與自治的結合，突出民族因素與區域因素的結合，成為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重大制度創新。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我們持續推進民族團結進步事業，逐步建立並完善了以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為根本特征的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各民族面貌、民族地區面貌、民族關系面貌、中華民族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巨變。

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發展是解決民族問題的關鍵因素。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少數民族群眾生活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獲得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進步。黨和國家深入實施一系列國家戰略舉措，將發展支持項目轉變為“扶貧開發”、“興邊富民”、“西部大開發”等重大戰略，促進人員、資源、技術、信息等生產要素在東西部之間大規模流動，推動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不斷夯實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經濟社會基礎。新時代以來，黨和國家積極支持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實施精准可持續的對口援助與區域合作，持續推進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均等化，消除絕對貧困，民族地區與全國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兌現了黨和國家關於“一個民族都不能少”的庄嚴承諾。從共同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到共同實現小康再到共同邁進現代化，中華民族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各個層面持續強化共同發展的物質基礎和精神力量，不斷增強凝聚力向心力。

三

新時代以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勢不可擋。然而，隨著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大國博弈更加激烈，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仍然面臨嚴峻挑戰。從外部看，境外敵對勢力把民族議題武器化，將中西民族治理差異視為中西文明競爭，將周邊泛民族主義思潮倒灌我國邊境民族地區，抹黑攻擊中國民族政策，宣揚解構中華民族的一系列錯誤史觀。從國內看，受西方民族理論話語影響，仍有人隻講民族之分，不講民族之融﹔隻講各少數民族，不講中華民族﹔隻研究民族特殊性，不重視各民族共性，否認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歷史主脈。越是接近偉大復興，越是需要建設更加團結凝聚的中華民族共同體。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創造性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將其確立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區各項工作的主線，將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自覺”意識全面凝聚升華為共同體意識和中華民族一體認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夯實主體力量和共同思想文化基礎。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圖為會議現場。 新華社記者 金立旺/攝

確立黨的民族工作新遵循。新時代，我們黨形成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十二個必須”為核心要義指引黨的民族工作新發展，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習近平總書記把馬克思主義民族歷史過程論述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深度結合，闡釋了“五個共同”的正確中華民族歷史觀，指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本前提。把馬克思主義民族交往論述與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相結合，提出“中華民族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鑄就”，指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三交”路徑。把馬克思主義關於民族平等團結融合的重要觀點與中國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格局相結合，提出了“四個與共”共同體理念，指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根本目的。把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証法與中國傳統辯証思維相結合，提出要把握好“四對重大關系”，指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本方法。這些重要理論創新，揭示出中華民族是各族融聚而成的國家民族，是擁有幾千年深厚歷史根基的民族實體，澄清了把中華民族看成是“想象共同體”政治虛名的謬誤，拓展了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

2026年5月12日，“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主題文化活動·河南篇”啟動儀式在河南省安陽市舉行。圖為啟動儀式現場。 民族畫報社記者 滕俊/攝

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新發展。我們黨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全面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動共同現代化、提升民族事務法治化水平、防范化解民族領域重大風險隱患，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系統化的共同體建設路徑。經濟上更加共富共享，推動各民族地區融入全國統一大市場和國家發展大格局，通過經濟深度互嵌織密織緊利益共同體。政治上更加團結統一，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將民族事務納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依法保障各族群眾合法權益。文化上更加創新交融，引導各族群眾牢固樹立正確的國家觀、歷史觀、民族觀、文化觀、宗教觀，以中華文化認同增進政治認同。在社會層面更加互嵌共融，促進各民族全方位融合發展，使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生態文明建設上，將民族地區作為國家重要生態安全屏障，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建立促進民族團結進步新制度。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機制不斷完善，“中華民族”載入憲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寫入黨章、黨內法規、重大法律法規，不斷強化民族事務治理現代化的法治保障。2026年3月，全國人大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7月1日正式實施，在全國范圍內調整民族關系，把增進中華民族的共同性、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首要考量，把維護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和整體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標志著法治化治理民族事務進入新階段。黨和國家還對一系列涉及各族群眾切身利益的政策舉措進行調整和完善，進一步夯實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制度支撐。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根植於各族人民擁有的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是各族人民對中華民族的最高認同，以及由此產生的對中華民族的歸屬感、認同感、榮譽感。當前，我們正闊步行進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新征程上，前進道路上還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壓力和阻力。隻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引導各族人民認同並忠誠於中華民族共同體，才能構筑起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堅固長城，有效應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民族領域可能發生的風險挑戰，為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提供重要保証。

來源：《求是》2026/16

作者：潘岳 第十四屆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