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日本政府正式設立“國家情報局”。當天，由首相高市早苗擔任主席、9名閣僚組成的“國家情報會議”召開首次會議，標志著日本統籌全國情報資源的全新機制正式啟動。“國家情報局”從紙面落地為實體，絕非普通行政調整。在日本國內外觀察家看來，這是日本右翼勢力推動安保轉型、加速軍事鬆綁的關鍵一步，投射出的危險歷史信號值得亞洲鄰國與國際社會高度警惕。

“國家情報局”依據今年5月在日本國會通過的“國家情報會議”設立法案成立。“國家情報會議”居於日本情報體系核心地位，“國家情報局”作為其事務局，擁有對各省廳情報工作的綜合協調權，可直接要求政府各部門報送相關情報，情報流程從分散自治顯著轉向首相官邸統籌。日本政府還將著手制定首份全國性情報活動指導方針，進一步細化情報機構的行動邊界。這套架構在日本國內引發廣泛爭議，民眾尤為擔心集中化的情報權力一旦失去約束，極易突破公民權利保障底線。

日本情報體系集權化改造的背后，是該國打造“能戰國家”的清晰脈絡。今年3月自衛隊完成重大改組，海上自衛隊新設“情報作戰集團”，陸上自衛隊組建“情報作戰隊”，軍事情報能力向主動進攻方向持續傾斜﹔民間層面關聯官方的情報機構接連浮出水面，不少日本民眾質疑其充當行政力量的“代理人”。軍政民三線聯動、情報能力全面擴容，絕非單純的防御性布局，而是為對外軍事冒險鋪路，將顯著抬升地區軍事沖突風險。

更值得警惕的是，情報集權與輿論管控正在形成聯動之勢。高市早苗政府計劃在國家情報局內設立專職部門，以防范“虛假信息”、抵御外國勢力“干預選舉”為名，強化對社交媒體的監測與信息篩選，人為制造輿論信息繭房，逐步壓縮不同聲音的生存空間。日本多家媒體警示，當前日本輿論環境的演變軌跡，與上世紀30年代日本走上戰爭道路前夕的情形有著不容忽視的相似之處。

二戰前，日本軍部依靠“統帥權獨立”形成獨立情報體系﹔內務省特別高等警察課負責國內管控，對內嚴密監控社會思潮、壓制反戰聲音。軍部特務力量重點開展海外情報搜集、策反滲透，軍政兩套情報機器協同運作，共同服務於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戰后日本形成的分散制衡情報格局，初衷之一便是防范集權式情報機器復活，堵死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制度通道。

如今，高市早苗政府推動情報權力向上收攏、實現首相直控，復刻戰前集權模式的傾向清晰可見，也無怪乎日本輿論發出“向新戰前體制又近一步”的憂慮。歷史早已証明，軍國主義的膨脹從來不是單一軍力擴張的結果，而是情報、輿論、治安、軍事機器相互勾連、逐步裹挾，最終將整個國家拖入戰爭深淵。今天的日本延續著一條熟悉的危險路徑：先重構制度框架、突破既有規則限制，再為后續修訂安保文件、推動修憲、擴軍備武和對外干預層層鋪墊。

亞洲各國曾深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之害，對這種熟悉的操作有著天然的警覺。國際社會應當持續緊盯日本情報新機制的運行動向，密切關注其情報活動指導方針的具體內容，警惕情報權力無序擴張引發的連鎖反應。各方應形成合力，及時遏制“新戰前體制”成型的苗頭，絕不允許軍國主義幽靈借情報改革之名死灰復燃。（陳祥）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