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公共政策是現代國家最為常見和有效的治理工具。作為政治過程的重要輸出，公共政策因其功能等價物意義可為不同國家或地區間的比較提供可比性基礎，比較研究也正成為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趨勢，並顯示出超越諸種流行范式而產生一般理論的潛力。公共政策比較研究聚合了政治學研究的廣泛議題，對政策實踐、政治學研究乃至政治學學科都具有諸多方面的啟示意義。肯定性行動（政策）比較研究即展示了這種強大的輻合效應和輻散效應。公共政策（比較）研究對於中國政治學的積極意義在於，公共政策記錄國家治理相關信息的檔案功能有助於經驗知識的積累，促進研究者與經驗世界間廣泛而有深度的接觸，從而推動中國政治學發展為一門兼具價值親和力與理論親和力的學科。

　　現代政治學產生一個多世紀以來，學科研究在后半個世紀主要關注政治過程的“參與性輸入”（participatory inputs）（LaPalombara, 2009），似乎將政治體系的“輸出”特別是政策輸出的相關研究留給了其他學科。其中，諸多專門政策是在與政策內容相關的各個學科中得到研究的，如教育政策、環境政策分別在教育學和環境學領域得到了大量研究，而公共政策研究也早已發展為一個獨立的交叉學科。事實上，由於政治在塑造政策選擇時的重要影響，以及治理背景下公共政策環境所發生的重要變化，對公共政策的充分理解離不開政治學的視角，公共政策（比較）研究對於政治學特別是中國政治學也具有尚未被充分認識的學科意義。

　　一、政策科學與公共政策比較研究

　　在公共政策學科歷史的一般敘事中，該領域的研究源於政策科學方法。從1943年在一份備忘錄中提出政策研究目標以及關於建立政策科學研究所、政策領導者全國培訓機構的建議，到20世紀50年代的一系列著述，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D. Lasswell）倡導並發展了一種跨學科的、具有參與性並由問題所引導的“政策科學”（policy sciences）。在拉斯韋爾（Lasswell, 1951; 1956; 2003）的理念中，政策科學是一種應用社會科學，可通過提供應對時代急迫政策問題的客觀解決方案而將學術界、政府決策者以及普通公民聯系起來。拉斯韋爾所倡導的“政策科學”的取向非常明確，即聚焦於各種科學在影響政府及治理相關問題中的嚴格運用（Moran et al., 2006）。

　　1956年，拉斯韋爾（Lasswell, 1956）提出了政策科學研究的七個階段，即情報收集、建議、規定、行使、運用、終止及評估，也由此確立了政策科學研究的流行范式。后來有研究認為，由於政策本身即可成為政策的理由，政策制定的周期不只是由開始走向終結，決策周期應是循環的（Wildavsky, 1987）。因此，20世紀50年代以來，“階段”（stages）和“周期”（cycles）作為公共政策研究中經常使用的兩個概念一直被作為重要的政策分析語言，在此基礎上甚至形成了政策分析的“模板”。決策過程的有機周期比喻或模型不僅早已成為相關研究的標准特征，還將古生物學和系統論的一些概念也整合進政策研究，從而促進了政策研究領域諸如間斷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以及消極/積極反饋（negative/positive feedback）等新概念的產生（Pierson, 1993﹔2000）。

　　盡管政策科學領域的研究者對這一學科的界定性特征（問題導向、跨學科和價值驅動）有明確的認識，但流行的周期或階段模型向人們展示的政策制定過程是高度理想化的，這種情形在現實世界中極為少見。這一模型的問題在於，它常常將政策制定過程視為政府內部決策的過程（Sabatier, 1991﹔魏姝，2002）。不僅如此，公共政策的周期/階段模型似乎未能解釋為什麼是這個而不是其他問題具有政策重要性。20世紀80年代中期，約翰·金登（Kingdon，1984）提出了一個由問題流（problem stream）、政策流（policy stream）與政治流（politics stream）三重動力組成的解釋模型。政策源流模型雖然可在某種程度上回應周期/階段模型未能解釋的問題，但在批評者看來，這一模型關注政策過程的議程設定階段，並倚重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偶然性和“機會”，因而同樣也被認為與現實政治（realpolitik）存在距離（Howlett et al , 2015）。

　　將不同理論模型運用於公共政策研究，有助於簡化政策過程的復雜性，很大程度上還可以理解為政治學在尋求發展普遍理論方面重要的理論簡省。但是，公共政策是一個復雜的現實問題和研究議題，把政策納入狹窄的理論框架的任何努力都可能存在問題。

　　通常情況下，人們會很自然地將公共政策的制定視為政府行為，政府也被視為代表社會作出選擇的權威性組織。然而伴隨治理理念的流行，公共政策過程已不再局限於政府。無論歷史上或今天的公共政策制定在多大程度上由政府主導，政策選擇總是發生於特定的歷史與現實背景中。這一事實提示研究者應關注公共政策的相關經驗性問題。

　　公共政策意味著特定的治理體系（governance system）——產生於或基於特定的治理體系，也將服務於特定的治理體系。因此，在特定背景中研究公共政策就變得極為重要，而比較的方法已成為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趨向（Peters &Pierre, 2006﹔Moran et al., 2006﹔李文釗，2019）。具體而言，比較的方法不僅有助於增進人們對特定背景中作為公共選擇的政策產生的理解，也更契合政治學諸領域政府研究向治理研究的轉變。更為重要的是，在學科意義上，公共政策研究方法或范式的這一變化與比較政治學研究主題的變化相結合，一方面有助於克服公共政策研究中不同程度存在的在美國背景中研究美國政策的傾向，另一方面則有助於超越周期/階段模型或源流模型，發展公共政策一般理論。對於比較政治學乃至政治學學科整體而言，比較公共政策具有尚未被充分認識的重要意義。

　　二、政策趨同與公共政策比較

　　歷史上的不同時期，公共政策范式的流行特質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產生了某種從眾效應（Béland &Cox, 2013）。全球化背景下，國際規制和國際組織對各國公共政策選擇日益突出的影響以及不斷增強的國家學習（state learning），使政策同質化效應更趨明顯。在比較政治學研究中，主題研究（thematic studies）已成為重要趨勢，公共政策的跨國比較也越來越常見。

　　制定和實施特定政策以應對和解決特定問題是現代國家治理的通行做法。不同制度環境中的政策都承載著特定的價值，而政策概念本身是中性的，制定和實施公共政策以應對特定問題是不同國家的共同功能，公共政策因而蘊藏著對於比較研究而言至關重要的“功能等價物”（functional equivalence）的意義（杜甘，2010）。因此，公共政策可被視為國家或地區間比較的重要基礎，或創造了國家或地區間比較的基礎。在這種意義上，將公共政策作為比較研究的主題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政策作為政治體系的重要輸出，是不同體系比較的重要功能等價物。對於比較政治研究而言，公共政策使難以比較的經驗案例獲得了可比性基礎﹔對於公共政策研究而言，比較研究則具有超越流行的政策研究范式的重要價值，避免了將公共政策研究置於單一理論框架可能遭遇的諸多問題。

　　將公共政策置於比較分析的框架中，並不是簡單取代流行的周期/階段模型或源流模型，而是超越了單一國家研究范圍，更強調政策分析的歷史與現實語境，在特定語境中對不同政策過程所展示的由制度所塑造的沖突與政治機會結構類型、政治與策略思考以及政策執行的結果等進行深度分析，從而有助於在復雜的制度秩序中獲得基於公共政策比較的一般理論。“國家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不在於政府的形式，而在於國家得到治理的程度。”亨廷頓（Huntington, 2006）半個世紀前的觀點，今天則從另一個角度擴展了有關公共政策與治理間關系的理解，即政策是理解治理效應的關鍵，也是實現治理性的關鍵。

　　三、公共政策比較：政治學研究的價值驅動與經驗知識積累

　　國家治理目標需要通過公共政策來推進，而國家治理所內含的價值則直接塑造了公共政策的目標。國家治理意味著發現問題並尋求解決方案的持續而連貫的努力，公共政策制定則被認為是現代社會有意識、有目的地解決問題的唯一工具（Hill &Hupe, 2002）。對於政治學學科而言，公共政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帶來了政治學研究中由價值祛除向價值驅動的重要變化，並提示了經驗知識積累對於學科整體發展的基礎性意義。

　　（一）“默頓命題”與政治學研究的價值回歸

　　1936年，羅伯特·K.默頓（Robert King Merton）完成了博士論文並於兩年后出版了《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一書，由此確立了其作為科學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ce）創立者的地位。默頓在這本書中對17世紀英格蘭科學技術繁榮發展的原因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釋，提出了人們所熟知的“默頓命題”（Merton thesis）。默頓認為，17世紀現代科學的發展受到了宗教以及當時經濟與軍事需要的影響：清教倫理和功利價值對科學家從事科學事業產生了影響，經濟與軍事方面的需要決定了科學研究的興趣點。在這種意義上，科學選擇從來不只是科學的選擇（Prewitt, 2005）。

　　“默頓命題”的核心理念在拉斯韋爾有關政策科學的倡議中得到了回應。拉斯韋爾一方面倡導發展一種跨學科的、具有參與性並由問題所引導的“政策科學”，將工具理性應用於政府過程分析﹔另一方面又呼吁政策研究要捍衛價值觀，明確規范性目標，強調政治學研究要對政策分析予以重視，政治科學必須能夠產生“政策備選方案”，由此實現目標價值最大化（Lasswell, 1956; Colebatch, 2005）。這不僅意味著政治學研究主題的變化或擴展，還表明了學科研究傾向的一種重要變化，即政治學研究中價值祛除取向的轉變。

　　拉斯韋爾有關民主的政策科學的觀念兼具描述性（description）和規范性（prescription），被認為存在邏輯矛盾，因為其中的描述性意指政策與客觀現實有關，而規范性則關乎民主價值（Moore, 1952）。實際上，描述性和規范性是理解特定政策的兩個層面：政策的規范性表現了政策政治性的一面，可由拉斯韋爾的“政治學研究應改變價值祛除導向”的觀點得到解釋﹔而政策的描述性功能分析及政策研究的語境導向（contextual orientation）則提示了政策研究對於政治學研究中經驗知識積累的重要意義（Strassheim, 2019）。拉斯韋爾對政策科學的探索深刻影響了其后的政策研究，他對政策研究描述性與規范性邏輯的關注被視為“拉斯韋爾學科”（the Discipline of Harold D. Lasswell）的核心（Farr et al. , 2006）。

　　受拉斯韋爾倡議的影響，美國大學在短時間內就出現了政策研究方向的研究生項目及教材，並涌現了大量相關研究，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門中也都出現了專門的政策研究機構，如政府中的政策分析部門和非政府機構的智庫等。這些對政策研究的制度性支持反映並強化了治理作為解決已知問題的連貫過程的形象（Colebatch, 2005），也使政策科學成為顯示或提升政治學學科現實重要性的關鍵領域。

　　公共政策不僅是治理工具，蘊含著重要的工具理性，同時還具有規范性目標。美國政治學學科發展歷史表明，過去幾十年來，政策科學自覺地將規范目標與不斷改進的方法、模型和理論組合聯系起來，從而使政策研究成為一個迅速發展的領域，政治學也因理念驅動的政策研究而經歷了學科影響力持續上升的過程（Prewitt, 2005）。

　　（二）“國家治理檔案”與經驗知識積累

　　作為現代國家有意識、有目的地解決問題的重要工具，公共政策在經驗層面可被理解為有關國家治理的一種客觀記錄，即利用知識、組織及財富等方面的資源實現集體效用的最大化，並表現出連貫性、層級性和工具性等方面的特征。因此，公共政策可被視為一種國家治理檔案。具體政策承載著豐富的國家治理信息，如不同時期具有政策重要性的議題、重要的利益攸關方、不同的（或許是彼此競爭和沖突的）政策選項、政策的執行以及政策效應等。在這種意義上，政策研究不僅是有關治理理念和實踐的一個理想的分析視角，還是政治學研究中經驗知識積累的關鍵領域和重要路徑。

　　在現代政治學產生的早期階段，受困於經驗知識的匱乏，美國政治學會的創立者倡導政治現實主義（political realism），關注政治現實及其與正式制度之間的差距。時任英國駐美大使的詹姆斯·布賴斯（James Bryce）在就任第四屆美國政治學會主席的演講中促請政治學家“密切關注事實，不要在抽象中迷失自我……事實是首要的問題”。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美國政治學會第七屆年會發表的主席致辭的題目就是“法律與事實”（“The Law and the Facts”）。他在演講中講到，“我把政治學當作對過程的准確和細致觀察。通過觀察，經驗教訓進入了意識的領地，轉化為積極的目標，被置於討論審視之下，經過篩選而以法律形式獲得確定的形式”（Lowi, 1992）。美國政治學早期發展過程中的這一“現實主義”運動（movement of “realism”）產生了豐富的成果，也有助於學者們牢牢把握他們尋求理解並加以解釋的現實（Almond, 1988）。

　　拉斯韋爾在1956年的美國政治學會主席致辭中也論及政策研究對於經驗知識積累的意義。他特別提到，每個（大學的）政治學系都可以成為將規范性和描述性參考框架整合起來，並將其運用於整個國家所面臨的近期、中期和遠期政策問題的中心，系統的、描述性的政治學可隨時間的推移而長期保持與政治事件時序的相關性（Lasswell, 1956）。然而，政策研究的科學化似乎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政策研究本來具有的在經驗知識積累方面的重要潛力。特別是，公共政策研究往往將分析建立在不可靠的假設和預測之上，並追求強結論與強命題，甚至為此而犧牲可信度。因此，公共政策研究應將“對部分知識的可靠描述”作為未來的重要發展方向（Manski, 2013）。

　　制度研究曾經是政治學特別是比較政治學重要的比較優勢，也長期被作為重要的研究主題。但在過去幾十年中，政治學學科卻經歷了一個奇怪的自我懷疑過程。今天，制度已重新成為政治學研究的重點，但制度與政治現實之間可能存在的距離仍需要研究者關注現實世界與現實政治，鑒於政策可以較為全面地記錄治理過程，因而能夠有效彌補制度與現實之間的重要裂隙，成為理解政治過程、治理過程的重要依據和路徑。

　　不僅如此，公共政策的比較研究還有助於整合政策過程理論、比較政治體系及特定問題領域的研究，促進經驗知識的積累和不同領域、不同國家相關經驗知識及理論的整合，從而使公共政策研究也成為政治學特別是比較政治學重要的學科比較優勢。實際上，政策的產生及評價離不開對制度背景的關注，因而公共政策的比較研究者既需要掌握現代公共政策分析的擴展工具，也必須關注和研究制度（Ostrom et al., 2014; Wilder, 2017）。在這種意義上，公共政策比較研究還有助於促進並強化作為學科比較優勢的制度研究。

　　四、公共政策比較的輻合效應與輻散效應

　　公共政策是現代國家最為重要的治理工具，國家治理諸多方面的重大問題都可在公共政策相關分析中得到反映。對於比較政治學和政治學研究而言，由於公共政策（比較）研究聚合了政治學研究的廣泛議題，以及其所涉問題的覆蓋范圍和政策影響的廣泛性，這一領域研究具有強大的輻合效應（convergence effect）和輻散效應（divergence effect）。就具體政策領域而言，由不同國家的肯定性行動（政策）所折射出的公共政策趨同，不僅凸顯了比較政治學研究中公共政策的功能等價物的價值和意義，也使比較研究成為理解公共政策（比較）研究輻合效應與輻散效應的最優政策案例。

　　（一）肯定性行動（政策）的國家治理悖論

　　在國家治理中，許多國家通過採取特定或特殊政策，縮小由歷史、既往政策或其他原因所造成的社會差距，以促進不同人群之間的權利及發展機會的平等。由於具體環境和人們對類似政策的認可與接受程度方面可能存在的差異，不同國家的類似政策具有不同名稱，在實踐層面也存在各種各樣的政策措施。在諸多相關政策名稱中，“肯定性行動”（affirmative action）最為流行。

　　“誰得到什麼”始終是公共政策的核心議題。肯定性行動（政策）常常將某個（某些）特定人群作為受益群體，而將其他人群排除在外，明顯與公共政策的普遍性和中立性特質相沖突，也因此成為一個無論在政策實踐還是學術研究中都長期存在巨大爭議的政策類型。但在政策實踐中，實施肯定性行動（政策）的國家或地區卻越來越多，一些被作為權宜之策的暫時性的肯定性行動也一再延期，甚至表現出某種永久化趨勢。伴隨社會的日益多元化，肯定性行動（政策）似已成為國家治理的一個悖論——不斷增加的差異性和多樣性需要肯定性行動（政策），而肯定性行動（政策）卻越來越難以見容於變化了的社會氛圍。

　　於是，有著良好初衷的肯定性行動（政策）為什麼會受到越來越多的懷疑甚至反對和抵制，就成為一個重要問題。不僅如此，肯定性行動（政策）本質上是以非均衡的政策工具追求均衡的治理目標，凸顯了國家干預特性，也似與公共政策更少干預性、更少強制性的變化趨勢相悖（王麗萍，2017）。這一問題可理解為與肯定性行動（政策）相關的國家治理的另一重悖論。在這種意義上，通過或依靠肯定性行動（政策）來應對差異性和多樣性可能帶來不容忽視的國家治理風險。於是，問題重重的肯定性行動（政策）為什麼會長期和廣泛存在，以及有著明顯的國家干預傾向的肯定性行動（政策）為什麼仍被經常用以應對社會差異性或社會差距，就成為需要作出解釋的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

　　（二）肯定性行動（政策）的邏輯基礎

　　政治學家邁倫·韋納（Weiner，1983）基於印度、馬來西亞、斯裡蘭卡以及美國的相關政策研究發現，不同國家在選擇肯定性行動（政策）等優惠政策的過程中表現出明顯的趨同傾向——一種由優惠政策的政治邏輯（political logic of preferential policies）所決定的趨同。這一趨同現象所隱藏的政治邏輯意味著“一項政策創造了一個政治空間”，即肯定性行動（政策）可以創造能夠塑造后續政策辯論的術語和標准，從而創造了政策辯論的條件，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政治回應和新的政策選擇的政治空間。

　　優惠政策邏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什麼一項肯定性行動（政策）可能問題重重卻仍然長期存在，也可解釋為什麼有些國家的肯定性行動（政策）一再延長，使得原本被設計為暫時性的政策似乎變成了永久性的政策。對於決策者而言，這一邏輯還意味著，公共政策制定很大程度上被鎖定在某種決策思考模式中，也反映了國家治理與公共政策范式的路徑依賴傾向——當新的社會差異或不均衡出現時，肯定性行動（政策）往往是政策設計者最優先考慮的政策選擇。

　　肯定性行動（政策）作為不同國家應對差異性和多樣性的常見政策回應，很大程度上還蘊含著社會工程（學）邏輯（logic of social engineering）。社會工程學可被理解為一種治理哲學，其核心思想是一個社會可以按照某種藍圖來塑造，這一藍圖就包括達致理想社會的某些方法（Duchacek, 1973）。在有關肯定性行動（政策）的辯論中，對社會工程學思維的排斥有時被當作抵制此類政策的理由。

　　隱含於社會工程（學）邏輯的還有更深層次的描述性代表（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理念。描述性代表也稱“鏡像代表”（mirror representation），指政治代表與被代表群體的特征應保持高度相似性或一致性，其中極端的情形可由有關議會構成的某種理想得以表達，即“理想的議會應該是社會整體按比例的完美縮影”, 以使它的思想、感覺、理性和行動與民眾保持一致, 使不同族群、階層的價值、意願和利益得到最好的表達（林奇富，2012）。社會工程（學）邏輯（包括描述性代表）基於對美好社會的某種想象，即現實世界中的社會結構（如性別結構、民族/種族結構等）應在特定部門或機構中得到真實反映。其中，高等教育領域以及特定政治職位保留等就業領域的肯定性行動（政策）即明顯體現了這一思考邏輯。

　　（三）肯定性行動（政策）的產生模式及政策功能

　　不同國家的肯定性行動（政策）可能相同或不同，而其產生方式也表現出很大差異。對一些國家而言，制定此類政策是出於對暴力或社會動亂的反應。美國、馬來西亞、尼日利亞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城市以及更為廣泛的社會動亂中開始實施肯定性行動（政策），而巴西則在較為平和的社會運動中於21世紀初開啟了肯定性行動配額計劃。這兩種情形可概括為被動反應模式（passive reaction model）。印度的肯定性行動（政策）雖然始於殖民統治時期，但作為肯定性行動（政策）的重要形式，正式的保留制度則始於印度國家獨立后﹔南非的肯定性行動則是隨20世紀90年代中期種族隔離制度的廢除而開始的。在印度和南非，肯定性行動的實施都伴隨著一部新憲法的誕生。在這種意義上，肯定性行動可被視為國家構建的一部分，也因此被賦予促進國家建設的重要功能。印度與南非肯定性行動（政策）的產生過程展示了不同於被動反應模式的主動（積極）供給模式（proactive supply model）（Brown, 2012; Wang, 2018）。

　　肯定性行動（政策）產生的不同模式表明，此類政策在不同國家的產生源於相似的或不同的政治基礎，也由此實現了其不同功能，從而可在一定程度上為肯定性行動（政策）悖論提供解釋。

　　（四）肯定性行動（政策）研究的輻合效應與輻散效應

　　促進不同人群間權利及機會的平等、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是與肯定性行動（政策）目標相關的常見表述，公正、公民權利等作為肯定性行動（政策）的規范性目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有關肯定性行動（政策）的討論空間。具體而言，相關爭論常常在政策的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展開，不同觀點和立場也往往在諸如“是或否”“好或壞”等規范意義上得以表達，有關肯定性行動（政策）的比較研究則將主要在規范層面展開的相關研究帶到了經驗研究層面和實証領域。

　　依據群體特征進行管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式，而依據哪些特征進行管理則是國家治理中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這也成為世界各國或地區日益突出的身份政治的重要議題。群體偏好是肯定性行動（政策）的內在特征，肯定性行動（政策）一般以某些特定群體作為政策設計的目標群體。其中，民族（種族）、女性等是最常見的政策受益群體，特定階層（如種姓）或地域（如印度的表列地區，Scheduled Areas）也是肯定性行動（政策）的重要對象。在政策優惠（優勢）的競爭中，推動政策議題設定，使本群體成為優惠政策的目標對象，進而從肯定性行動（政策）中獲益，是特定群體改善其生活與發展機會的重要途徑。對個體而言，則需要維持自我的群體身份認同。這些努力本身即是身份政治的重要表現或顯示了身份政治的影響。

　　肯定性行動（政策）及其研究集合涉及公共政策及政治學研究中的諸多重要議題，是相關議題或問題領域的重要輻合區域，又可在規范層面與經驗層面為其他領域公共政策及更具普遍性的政治學研究提供重要的經驗命題或啟示，因而又是一個具有強大輻散作用的研究領域。伴隨肯定性行動（政策）相關研究由主要在規范層面展開，進而擴展至更為廣泛的經驗研究領域，公共政策比較研究在推動政治學學科發展方面的重要潛力也將逐漸顯現出來。

　　五、公共政策（比較）研究與中國政治學學科

　　公共政策對於國家治理具有重要的工具意義和價值意義，並充斥於我們的生活空間，從而使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成為一個政策世界。因此，“政治學家應該花更多精力來回應有關我們的工作是如何與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政策世界發生聯系的問題”（Nye, 2009）。這不僅是關乎政治學研究者研究選擇的重要問題，還是關乎政治學學科發展取向的重要問題。其中，公共政策（比較）研究在積累經驗知識方面的重要意義尤其值得關注。

　　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學有不同的歷史，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學科研究所面臨的核心問題也不盡相同。因此，今天的政治學表現出復數政治學（political sciences）的明顯特征。譬如，歐洲政治學的發展歷史就與美國的政治學學科發展過程極為不同（Beyme, 2010）。中國政治學的發展有自己的發展軌跡，面臨著很大程度上源於學科自身發展經歷的特有問題，同時還需要回應中國社會的實際問題，但在學科發展意義上仍必須遵循普遍的學科發展規律。特別是，中國政治學自20世紀80年代初恢復至今4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表現出明顯的“追趕”特征，經驗知識的積累尤為薄弱。對於中國政治學的長期健康發展而言，學科在發展理論與服務現實的努力中依然不能忽視經驗知識方面的積累。經驗知識的積累不僅是學科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很大程度上還意味著中國政治學學科發展過程中一個不可逾越的重要階段。

　　中國正處於社會經濟急劇變化的重要時期，不同領域政策的治理效應引人關注，政策在某些領域的制度補償功能則使其獲得了更為重要的治理潛力。作為國家治理中應對各種復雜問題的最優解決方案，公共政策也是承載著重要政治信息和治理信息的國家治理檔案，其信息價值特別是基於比較研究所獲得的超越單一國家特定政策本身的更為豐富的信息或經驗命題，對於中國政治學學科發展過程中的經驗知識積累尤為關鍵，也有望成為中國政治學研究中蘊含理論創新潛力的重要領域。在實踐層面，不同國家間日益頻密的政策學習（也可能是負面的）和政策轉移使不同國家和決策權威處於特殊的政策環境之中，而公共政策比較則可提供某種“免費課程”（Dodds, 2013）。

　　政策是重要的政治體系輸出，但並不是政治過程和國家治理的終端。公共政策關乎一個政治體系的分配秩序並對人們的心理秩序具有深刻影響（Ascher &Hirschfelder-Ascher, 2004）。在日益強調政府回應性的治理理念觀照下，民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而民眾對國家治理的感知很大程度上可由民眾對與其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不同領域政策的感知得到反映和評價。在這種意義上，政策研究還是感知民意和捕捉民意的重要途徑，因而也凸顯了政治學學科及研究的現實重要性（相關性）的一面。

　　中國政治學目前依然處於理論與研究范式的入超狀態，各種流行理論和研究范式並非產生於中國社會現實，研究者和學習者對各種流行理論與范式的理解和運用也往往與其產生的現實背景相脫節。因此，很大程度上游離於中國現實的政治學研究不僅常常使研究者感到困惑，更使社會公眾對這一學科感到陌生和疏離。在治理理念流行的背景下，政治對於普通人而言早已不再遙不可及。在人們生活於其中的政策世界，每個人都是政策的利益攸關方，每個人都有了解政治的需求，有時還會產生參與政治的需求。因此，關注公共政策及其研究特別是比較研究，還有助於使中國政治學因研究與公眾利益攸關的現實問題並賦予公眾理解現實政治的重要框架而獲得某種社會親和力，也因研究真實的現實問題而促進具有現實親和力的理論的產生，而學科的現實重要性（或相關性）則由此變得日益突出。事實上，政策分析本來就一直被視為政策過程的組成部分，因而政策研究本身即具有提升政治學學科現實影響力的重要潛力。

　　治理性意味著由價值引導的可以概括為繁榮與秩序的國家諸多方面治理目標的實現。公共政策是實現國家治理的關鍵，也是獲得治理性的關鍵。在特定現實環境條件下怎樣的政策反應是適當的，是不同國家在治理中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公共政策不僅是有關國家治理的理想分析層面，還提供了重要的跨體系比較基礎，因而也是促進學科理論發展的重要源泉。

　　在抽象意義上，公共政策是一個中性概念﹔在具體語境中，作為一個異質性概念，公共政策已在社會科學領域的多種路徑上得到了研究。公共政策的比較研究更強調在特定語境中、在內容維度和過程維度上理解和解釋公共政策，因而可促進研究者與經驗世界間廣泛而有深度的接觸，進而也有助於推動中國政治學發展成為一門兼具價值親和力與理論親和力的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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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麗萍（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來源：《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22年第2期

　　此文轉載自光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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