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劉靜文（右）和中國醫科大學四分校同學合影。 　　作者供圖

1948年6月，劉炳忱（前排左一）和《民聲報》的同事合影。 　　作者供圖

徐材（左一）在清華園與同學合影。 　　受訪者供圖

王錫文的年輕時代。 　　受訪者供圖

1945年，李遂信在四川。 　　受訪者供圖

劉靜文近照。 　　劉曉東攝

退役軍人服務站工作人員日前到王錫文（左）家走訪。 　　肖 昀攝

李遂信近照。 　　魯 釗攝

徐材近照。 　　齊月城攝

劉炳忱近照。 　　小 北攝

　　沖在前面，因為我是一名黨員

　　█ 劉靜文（88歲)

　　我生於1933年。父親是一名抗日游擊隊隊員，在一次掃蕩中被捕后被日軍殺害，當時我年僅7歲。父親的犧牲和日本侵略者在我家鄉實施的暴行，在我幼小的心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的家鄉屬於冀東抗日根據地，我參加了抗日兒童團，擔任團長。站崗、放哨、查路條，還曾多次冒著生命危險為八路軍遞送情報，為粉碎日偽軍的掃蕩出了力。后來我才知道，指導我工作的幾個人都是中共地下黨員，這也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共產黨員。現在想想，其實他們那時比我大不了幾歲，卻懂得那麼多革命道理，為了抗日拋家舍業，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我從心底裡佩服他們，羨慕他們，一心想成為他們那樣的人。他們給我講革命道理，給我布置兒童團工作，還教我唱抗日歌曲，我再回去教給兒童團的小伙伴。在與這幾個共產黨員的接觸中，我逐漸明白了許多革命道理，認識到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不是我一個人的仇恨，而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仇恨。

　　1945年2月的一天，當時工作上的聯系人劉大姐找到我，說有重要的事要和我談，同時在場的還有區委王書記。王書記說：“通過幾年考察，我們認為你很能干。別看人小，能辦大事，好多大人辦不了的事，你都辦得很好。你在學校的表現和你的家庭情況，我們也都了解過了。”劉大姐接過話茬兒問我：“你願意不願意參加共產黨？”我說：“我想當八路軍。你們給我的小本本我都看了，共產黨是打日本的黨，是救窮人的黨，我願意參加。”聽了我的回答，劉大姐說：“加入共產黨比當八路軍還要秘密。除了咱們3人知道外，要做到上不傳父母，下不傳家人，要做到對黨永不變心。”隨后，我填了一張刻印在毛邊紙上的表格，然后鄭重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當時的共產黨活動是地下的，黨員身份也不公開，大多單線聯系。我被告知，今后我的單線聯系人就是劉大姐，每個月要交相當於一個雞蛋價格的黨費。就這樣，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47年10月，我參軍入伍，被編入中國醫科大學四分校五大隊，參加了千裡戰略大轉移和遼沈戰役，參與了解放承德。在五大隊裡，我的年齡最小，可不論是行軍轉移還是從戰場上救治、轉運傷員，我都沖在前面，因為我是一名黨員。戰爭年代裡，危險的任務由黨員優先承擔，這既是我黨的傳統，對於黨員來說這也是一種光榮。

　　新中國成立后，我一直在醫療衛生系統工作，直到退休。作為一名老黨員，我為自己當年的選擇感到驕傲，為中國共產黨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同時，我也時常想起為新中國獻出生命的戰友，想起引導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劉大姐。

　　養好了傷，又投入下一場戰斗

　　█ 王錫文（94歲）

　　我是一名參加過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的老兵。

　　1927年，我出生在山東省煙台市牟平縣一個農民家庭，因為家窮，隻上了兩年小學。1946年6月，轟轟烈烈的解放戰爭已全面打響，我見証了解放軍戰士作戰勇猛，對老百姓秋毫無犯，與經常侵害老百姓利益的國民黨軍有著天壤之別，便瞞著家人，偷偷參了軍，成為華東野戰軍第九縱隊炮兵359團1營的戰士。

　　到了部隊，我發現這裡官兵平等，戰友們教我軍事技能和文化課，還陪我聊天以解思鄉之苦，讓我感受到濃濃的戰友情。

　　短暫軍事訓練后，我和戰友們投身戰場，先后參加了1947年2月的萊蕪戰役、5月的孟良崮戰役﹔1948年9月參加了濟南戰役、11月參加了淮海戰役﹔1949年4月參加了渡江戰役、5月參加了上海戰役﹔之后又參加了抗美援朝。其中在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濟南戰役、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中均榮獲三等功。

　　戰場無情，子彈不長眼。我親眼看到戰友們就倒在自己身邊，而幾分鐘前，他們還活蹦亂跳的。我很悲傷，可沒等淚干，下一場戰斗又馬上打響，下一次沖鋒又要發起。

　　實話實說，面對生死，不怕是假的。畢竟，我當時也只是個20歲上下的小伙子。起初的確很恐懼，可戰爭的殘酷就在於，不是敵死就是我亡，根本沒有時間去多想。

　　槍林彈雨中，參加了數次大小戰役的我還算幸運，隻受過一次傷。那是濟南戰役時，部隊攻城，我隨著大部隊即將接近城牆時，一顆炮彈的彈片飛來，劃傷了我的右上臂，胳膊瞬間耷拉下來，鮮血直流，戰友們趕緊把我抬到部隊衛生所搶救。養好了傷，我又投入到下一場戰斗中。

　　在渡江戰役中，百萬雄師要在一個晚上完成渡江任務。當時我差點兒被湍急的江水沖走，幸好抓住了馬尾巴，才得救。

　　1947年9月，我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如今已94歲。雖然年老體弱，但還是經常懷念戰友們。我常跟后輩講當年打仗的故事，勉勵他們好好學習、珍惜時光，多為國家建設作貢獻。

　　朱  磊  劉祖剛整理

　　新中國是英雄先烈用生命換來的

　　█ 李遂信（92歲）

　　我今年已過鮐背之年。年紀愈大，愈是懷念往事，眼前總閃過一個個神採奕奕的戰友形象，耳邊總回響著隆隆炮聲和沖鋒的號角聲。

　　我出生於1929年，1945年5月參加革命，1948年8月入黨，參加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先后經歷大小戰斗30多場，身上多次受傷，被4次記戰功。其中一次大功，獲得兩枚榮譽紀念章，被當時的湖北軍區獨立第一師政治部授予“人民功臣狀”。

　　我老家在河南省西平縣，幼時陸續讀過一些書，懂得民族大義，家裡掩護過抗日地下黨員，受過一定的革命教育，就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隊伍。地方偽政府對我們全家進行瘋狂報復，1948年夏及1949年初，兩次抄家，並把我父親抓去毒打，催著要人。雖然家人湊錢營救，但父親回到家就死了。在部隊裡，我因為懂一些醫學知識，於是擔任了連裡唯一的衛生員。領導視我為寶貝疙瘩，幾次戰斗中，都派一個班的戰士保護我，比團長帶的警衛員還多。我在戰斗中不怕死，機敏沉著，在保証自身安全的情況下，奮不顧身搶救戰友。我還把派來保護我的戰友組成護送隊，我搶救一個，包扎好后，他們就第一時間將其護送回后方。

　　1947年7月，在解放信陽的戰斗中，我們遭遇了廣西軍閥、號稱國民黨軍中“小諸葛”的白崇禧的部隊。我參加了信陽花園西的戰斗，打得非常慘烈。我所在連隊被敵人一個團包圍，打了一天一夜，打得很苦，戰友們犧牲很多。我努力在火線上第一時間搶救受傷戰友，包扎好就輸送出去。緊急情況下，我操起槍成為了戰斗員。一個戰斗位置上槍聲停息，原來是戰友陷入昏迷。幾個敵人大搖大擺走過來，我從掩蔽處迅速匍匐到戰位，掂起戰友的槍就打，接連打死幾個，剩下的連滾帶爬敗退回去，再沒敢向我所處位置攻擊。此役，我連168人，戰后僅余18人。

　　新中國是英雄先烈用生命換來的，所以學史非常重要和必要。知史鑒今，尤其是對年輕人來說，學史明白道理，加強理論武裝﹔學史增強信心，堅定理想信仰﹔學史崇尚先烈，永葆共產黨人政治本色﹔學史促進身體力行，接過前輩的槍和精神，新征程有新擔當、新作為。

　　魯  釗整理 

　　一輩子跟黨走無怨無悔

　　█ 徐  材（93歲）

　　我1928年6月出生於北京。“七·七”事變后，我們全家逃難至上海，住在法租界內。租界內的洋人處處高人一等，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家卻要遵守外國人的規定，接受外國人的管理，那種屈辱的感覺是今天的年輕人想象不到的。1946年8月，18歲的我從上海南洋模范中學考入清華大學機械系。隨著年齡增長和社會閱歷的逐漸積累，我對當時的中國社會有了一些認識和思考。那時，清華大學的中共地下黨很活躍，發展了一批外圍組織，這些外圍學生組織成為黨的強大助手和后備隊伍。

　　1946年12月24日，兩名美國兵強奸了北大女學生沈崇，后來被稱為“沈崇事件”。 事件發生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漢、重慶等全國數十個大中城市相繼爆發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議美軍暴行，要求美軍撤出中國，廢除《中美商約》等。

　　清華和燕大的校園在西郊，當天早上8點游行隊伍就出發了。同學們手舉著“抗議美軍暴行大游行”的橫幅，在經過輔仁大學時，幾百名輔仁的學生也加入到我們的游行隊伍中，在沙灘紅樓與北大的游行隊伍會合。因為我的英文好，所以被推舉為代表，和另外幾位代表一起，進入位於東交民巷附近的美國駐北平總領事館遞交“抗暴信”， 並與領事對話，要求嚴懲強奸犯並賠償沈崇的人身傷害損失。

　　1947年春，經同學齊錫玉介紹，我加入了黨的秘密外圍組織“錬社”，領導人有方復等。當時北平中共地下黨學委分為“南系”和“北系”，南系指原在西南聯大就讀的黨員，北系指中共中央華北局城工部領導下的黨員。共產黨員方復是從西南聯大轉到清華大學的。清華大學的地下黨工作周密細致，在統一領導下，各個外圍組織團結一致，開展了一系列對敵斗爭。這一年，我還參加了“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游行，抗議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我們邊走邊向沿途民眾散發傳單。

　　1948年，方復即將離京赴其他地方開展黨的地下工作。離別前的一天，在清華一間很隱秘的房間裡，部分“錬社”成員秘密集會，與方復依依惜別。方復囑咐我們，今后的斗爭形勢會更加嚴峻，要團結更多的進步同學繼續斗爭，在斗爭中要互相關心和愛護。他鼓勵我們說，相信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不會太久，咱們后會有期。

　　我和方復再次相見，已經是在新中國的藍天下。我們在不同領域投身祖國建設，親身經歷和見証了中國共產黨從地下黨到執政黨、到今天世界第一大黨的發展壯大過程。如今我已過鮐背之年，回顧一生，一輩子跟黨走無怨無悔。

　　齊月城  徐  鈴整理

　　我的一生是獻給黨的一生

　　█ 劉炳忱（90歲）

　　我於1931年出生在原熱河省敖漢旗的一個蒙古族家庭，我的老舅和老姨都是早期參加革命的中共黨員。哥哥比我大6歲，在朝陽國民高等學校畢業后當了一名教師，沒多久就參軍入伍投身革命。在這樣的家庭熏陶下，我於1947年11月參加革命工作，進入中共熱遼區委機關報《民聲報》（1948年更名為《翻身報》，是《承德日報》的前身），著名作家、長篇小說《暴風驟雨》的作者周立波曾擔任《民聲報》社的副社長。那年我16歲，身邊的同事也多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30多歲的就算是老同志了。

　　在《民聲報》工作期間，我學會了刻鋼板，背熟了電碼本，學會了譯電。最重要的是，在這裡，我學到了很多革命道理，了解了中國的形勢，對新中國有著無限憧憬。當時解放戰爭已經進入戰略反攻階段，形勢變化很快，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不斷取得勝利，國民黨軍隊則節節敗退。所以我們《民聲報》的主要內容就是報道哪個地方解放了，解放軍在哪裡又取得了勝利，往往一條消息也就幾句話，一個版上有好多條這樣的消息，相當於一份小戰報。如果解放了比較重要的城市或是重要的戰斗結束，我們還發號外。那時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十分艱苦，靠手搖發電機發電才能進行收發報。但源源不斷的勝利消息激勵著我們，大家工作起來有使不完的勁。

　　1948年7月，我被組織調到中共熱遼地委黨校擔任會計。在此期間，由時任副校長李建邦和支部書記劉振東二位同志介紹入黨，他們兩人當年30歲左右，但已經是老革命了。1948年12月下旬，中共熱遼地委撤銷，黨校隨地委一起到了原熱河省承德市，以其為基礎組建了中共熱河省委黨校，黨校教育長就是李建邦，我的入黨介紹人之一。我在省委黨校擔任會計和文書。

　　我作為一名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年輕共產黨員，受到組織的重點培養，1954年9月被推薦參加中國人民大學第三期檔案專修科的入學考試，記得當時我的考試作文寫的就是自己光榮入黨時的高興心情和感想。考試通過，剛入學不久就趕上了1954年國慶慶祝活動，我作為游行指揮部的聯絡員參與其中。這一年，5周歲的新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勝利結束，全國轉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新時期。那天的慶祝活動場景，雖已過去60多年，但仍歷歷在目，庄嚴威武的閱兵式和歡歌笑語的群眾游行深深印在我的腦海中。當年的中國人民大學地址在鐵獅子胡同1號，我們的宿舍是個大房間，都是上下鋪的床，住了十幾個人。我們學習的課程有檔案學、檔案史等，學校還從外面請來專家給我們開設講座，記得聽過外國檔案和世界檔案史。檔案專修科主任是1939年參加新四軍的老革命吳寶康，他也被譽為新中國檔案事業的開拓者和新中國檔案教育事業的奠基人。時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的吳玉章還和我們一起照了畢業合影。

　　畢業后，我從事秘書和檔案工作多年，親身參與了新中國檔案系統從無到有的創建過程，可以說我的一生就是獻給黨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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