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遺產:田野中的家國情懷(文明之聲)
永泰庄寨晨霧。 |
貴州地捫村民居。 |
核心閱讀
鄉村遺產蘊含超越時空的價值,如治理智慧、生態貢獻、文化認同等方面內容,體現了鄉村遺產的多重社會功能
在鄉村遺產的保護實踐工作中,應嘗試理解、尊重當地居民關於遺產的種種認知和實踐行為,協助他們找到一條可持續的保護道路
鄉村遺產是人與自然持續互動的結果,也是研究鄉村人地關系的可讀文本。它是在漫長的歷史時期,由當地居民通過獨特的生產、生活方式持續作用於一定自然環境而形成的,不僅包含山水、建筑、植被等有形要素,更蘊含生產技術、生活智慧等人文要素。近年來,大眾對位於鄉村的文化遺產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在學術領域,我們常將其界定為鄉土建筑、傳統村落、村落文化景觀等概念,反映了以歷史、藝術為中心的遺產認定標准“生活化”“日常化”的轉變趨勢。
鄉村遺產的活化利用事關鄉村振興,近年來涌現出一些有益嘗試。從2012年開始,國家分批公布了數千個傳統村落,並對這些古村落中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以及成片有規模的古村落實施優先保護,首批選擇了51個村落,第二批將達到100處。其中,比較典型的嘗試如“拯救老屋”行動,針對古村落中的老房子進行保護。村民自願申請,浙江古建筑研究院作為技術支撐,不僅評估整個項目方案,也承擔培養鄉村工匠的責任。
在鄉村遺產的保護實踐工作中,應嘗試在原生土壤中理解、尊重當地居民關於遺產的種種認知和實踐行為,協助他們找到一條可持續的保護道路。
讓鄉村遺產融入居民日常生活
自古以來,鄉村田野都是人們生產生活之所在。鄉村遺產的產生和發展深刻反映了社會關系的建構過程。
永泰庄寨是位於福建省永泰縣的地域性防御式民居。從傳統民居譜系來看,屬閩東民居范疇。152座庄寨主要分布於永泰縣的大洋鎮、同安鎮、嵩口鎮等鄉鎮,其中,仁和庄、昇平庄、積善堂、紹安庄、中埔寨5座庄寨以“永泰庄寨建筑群”之名列入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數十座庄寨被列入各級文保單位。
永泰庄寨的建設,與不同家族的遷徙繁衍有關。諸多家族搬遷到永泰后,開始建造居所。由於人口增加,人們繼而在祖居周邊新建房屋,供后代居住。一些家族在營建過程中更注重安全性,逐漸形成了一個大家族共有的聚居防御空間。永泰縣蓋洋鄉珠峰村珠峰寨族人回憶:“寨子外的石頭牆有兩三米高,石頭都是當時從山裡挑回來的,工程浩大。”
東洋鄉周坑村紹安庄族人認為:“若沒有庄寨,凝聚力就淡了。沒有老房子,大家在思想上對家族共同的事情就沒有那麼重視。”這種凝聚力對地區的穩定和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永泰庄寨正是“家文化”的社區凝聚力的外在表現。庄寨的修繕既是文化遺產的保護行為,也是構建身份認同的重要手段。面對部分庄寨倒塌損毀等殘損現象,我們採取的保護手段,要重在通過現代的組織方式,強化庄寨文化遺產價值內涵的傳承,增強當地居民對鄉土的歸屬感和參與感。
在政府引導和政策支持下,如今許多庄寨成立了各自的庄寨保護與發展中心,即庄寨理事會。成員大多數由該庄寨的家族成員組成,對內負責召集、協調和組織各類保護活動,對外負責對接政府和企業。被組織起來的當地居民,有的以傳統工匠身份參與,有的作為庄寨日常使用者負責維護監督。即便是非文保類的庄寨民居,在村民自籌資金為主的前提下,秉持“不設計、不招標、不外請、不外買”的“四不”做法,同樣降低了修繕成本。最重要的是,這些鄉村遺產真正融入了當地居民日常生活。
凝結人與自然的相處經驗
運用文化景觀的方法和視角重新認知鄉村遺產的價值,將鄉村視為變化著的活態景觀系統,注重挖掘人與自然相處過程中產生的一系列土地利用模式、景觀內涵和文化觀念,是近年來鄉村保護的一個重要突破。
對當地居民來說,鄉村文化景觀是他們悉心培育的結果,蘊含著他們和自然共處中摸索的生存智慧與相處模式。在西南地區的一些村落中,我們可以看到當地居民對各類自然要素的靈活運用,包括氣候、土壤、水體、石材、動植物等,如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觀、榕江大利村古建筑群、石阡樓上村古建筑群等。與之互為表裡的是敬畏自然、親近自然的觀念,這是他們所秉持的遺產觀念,或者說一種生活態度。
貴州石阡縣樓上村就是典型代表。貴州省地形以山地為主,擁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少數民族文化內涵豐富。樓上村,不同於侗寨苗村,是典型的漢族移民村寨。明弘治六年(1493年),一支源自江西的漢族周氏在“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的歷史移民潮中輾轉入黔,最終定居於貴州思南府寨紀(樓上村古稱)。樓上村在與廖賢河保持距離的山坡處選址,坐擁大片梯田,其間的山水草木,不僅給予了人們基本的生存載體,還為人們提供了豐富便利的物質材料。龍洞灣、天福井、野貓洞等天然泉眼,是樓上村民主要的耕作與生活之源。村民以分導建渠的方式,依循著地勢與水源高程的差異,將耕地分為稻作、旱作分片輪作,有序合理地保証了不同空間和時間下水和土地的有效利用。
2008年,樓上村成為中國歷史文化名村,2012年入選第一批《中國傳統村落名錄》,2013年,“樓上村古建筑群”被公布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編制樓上村國保單位的過程中,編制團隊通過探析村落的地理載體、生物圈層、人文圈層等幾個物質層級與生產生活的關系和作用,確立了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核心遺產價值,這就使保護范圍不再局限於國保名單上的幾處重要建筑,還囊括了建筑空間、田園山水與自然環境。
辯証認識鄉村遺產的保護價值
城市與鄉村的關系一直在發生變化。當社會生產力得到提升,鄉村空間變得更加開放,城鄉關系發生轉變,鄉村的邊界伴隨著人員的流動而無形擴展。
進行鄉村遺產保護,我們需要將它放在城鄉關系的視角下進行定位。明清時期,商業氛圍有所改善,江南市鎮經濟發達,不少鄉村集市朝著市鎮方向發展。在北方,山西商人開始從鄉村走出,成為歷史上著名的晉商。在中后期以平遙、太谷、祁縣等為中心開展金融商業活動,在城市與鄉村之間來回流動,反哺家鄉成為當時晉商的“鄉愁”。在頻繁的城鄉往來中,鄉村向城鎮“破界”的可能增大。
比如位於浙江蘭溪的諸葛村,歷史上,諸葛村所在蘭溪是浙中西水運樞紐,這一區域自古多產藥材,依靠著便利的交通,蘭溪成為重要的中藥材集散地之一。諸葛村村民借由水運條件,在勃興的蘭溪藥業中脫穎而出,其營生開始突破既有的村落空間限制。諸葛村位於永昌、志棠、雙牌、檀村等大村之間,佔據了中心集市的位置,村內的商業同時發展了起來。可以說,中藥業、商業和農業的並行,塑造了諸葛村的文化面貌,城鄉間互動更加頻繁。從其古建筑與村落格局可見,業態的更新與諸葛村鄉村遺產的成型和發展有著緊密聯系。
上世紀90年代后,諸葛村試行對外旅游開放,主動保護村內文物,在村兩委的帶領之下,逐步走出了一條旅游利用、文物保護和社區發展的融合之路。諸葛村黨支部書記回憶,在開放旅游的初期,村裡就派人赴上海開展旅游宣傳活動,每天隨身帶著沉重的宣傳資料,逢人便介紹諸葛村。此后,面對保留下來的明清至民國古建筑群,諸葛村還成立了古建修繕隊,積極向村民宣傳文物保護的觀念,開發文創產品,號召村民參與到對家園的共同維護當中。2018年,諸葛村帶動400余位當地村民直接從事旅游業,年接待量達60余萬人次,旅游年綜合收入破億。
通過對家園的共同維護和旅游產業的開發,諸葛村的集體經濟和社區凝聚力得到了較大提升,既為城市居民提供了了解鄉土文化的平台,也在這個過程中實現了鄉村遺產價值轉化,這在中國眾多鄉村遺產保護案例中是較為難得的。
鄉村遺產保護,最終要依靠人們對家庭、鄉土的眷戀激發出創造力與生命力。在鄉村遺產的保護實踐工作中,隻有不斷深化對家庭、習俗、景觀、自然環境等具體認知,理解不同地區的聯系與差異,才能更好地筑牢愛鄉愛國的基礎。鄉村遺產從歷史中走來,深深地植根於這片土地上,其中蘊含超越時空的價值,如治理智慧、生態貢獻、文化認同等方面內容,體現了鄉村遺產的多重社會功能。而它的活態特征,與國家、社會乃至家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對家國情懷的建構具有重要啟示。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
《 人民日報 》( 2020年06月27日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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