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朝鮮停戰以后，國際局勢有所緩和，新中國的國際威望逐步上升。從1953年起，新中國開始了大規模經濟建設。在這種新形勢下，黨中央要求在外交方面展開積極地活動和斗爭，為國內建設創造更有利的國際和平環境。

發展同亞非國家的友好合作和睦鄰關系是新中國外交的重要方面。1953年12月，在同印度的談判中，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首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得到印度方面的贊同。他說：“新中國成立后就確立了處理中印兩國關系的原則，那就是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的原則。”

1954年4月，這五項原則正式寫入雙方達成的《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的序言中。由此，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為新中國登上國際舞台，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基本准則。

1954年6月，周恩來應邀對印度進行正式訪問，並同印度總理尼赫魯進行了六次會談。周恩來在第一天會談中就明確地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東南亞的政策是和平共處。我們對印度是如此，對印尼、緬甸，甚至對巴基斯坦和錫蘭也是如此。”尼赫魯回答:“如果把我們最近簽訂的協議中的五條原則適用於東南亞的國家，那麼就會創造一個很大的沒有戰爭恐懼的和平區域。”周恩來立刻說:“這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談話結束前，尼赫魯建議兩國發表一個聯合聲明。

6月27日，周恩來在新德裡記者招待會上發表書面談話，具體闡述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本思想。他指出:“世界各國不分大小強弱，不論其社會制度如何，是可以和平共處的。各國人民的民族獨立和自主權利是必須得到尊重的……”

6月28日，中印兩國總理發表了由尼赫魯起草，經雙方具體磋商的聯合聲明，共同倡導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兩國關系的原則，並強調也應成為指導中印兩國同世界各國相互關系的准則。

同一天，周恩來應緬甸總理吳努的邀請，對緬甸進行訪問。雙方會談后，中緬兩國總理發表了《聯合聲明》，確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應該是指導中國和緬甸之間關系的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由中國、印度、緬甸共同提倡，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響應。

1955年4月，周恩來率團參加了在印尼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這次亞非會議是第一次完全由亞非國家自己發起舉辦的國際會議，29個亞非國家的代表團參加了會議。

亞非會議是周恩來繼10個月前日內瓦會議之后參加的又一次重要的國際會議，這次會議是新中國擴大外交成果，與更多亞非國家增進交往的重要舞台。

會議第一天的發言，許多代表強調要加強亞非國家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團結，贊揚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但由於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不同，也出現了對共產主義的攻擊，還有一些國家對中國表示疑慮，從而使會議氣氛緊張起來。

各國代表都在關注著中國代表團的態度。針對緊張、復雜的情況，中國代表團審時度勢、從容應對。周恩來在發言中首先指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

周恩來繼續指出，亞非國家有著共同的歷史遭遇，共同基礎就是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不同的思想意識和社會制度的存在，並不妨礙我們求同和團結。他呼吁各國撇開分歧，為著反對殖民主義的共同利益而加強團結合作。周恩來的發言當場獲得絕大多數國家代表的贊同，氣氛頓時緩和下來，大會重新回到求同存異的軌道上來。

隨后，中國代表團積極開展會外交往，與各國代表團舉行廣泛的諒解性會晤，推動《亞非會議最后公報》吸收中國代表團的建議，形成了和平共處，友好合作的十項原則，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得到體現和引申。

亞非會議為新中國贏得了更多的國際朋友，人們從周恩來身上看到了新中國的形象，增強了對新中國的了解和信任。會后，新的外交局面迅速打開，有近30個國家與新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新中國在國際舞台上開展活動，沖破美國的孤立和遏制政策，擴大對外交往的有力武器。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實踐檢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僅成為我國對外政策的基石，也逐漸成為越來越多的國家共同接受的處理國際關系的准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