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在採訪彝族同胞。 　　本報記者 鄺西曦攝

位於鬆潘縣川主寺鎮的紅軍長征紀念總碑。 　　本報記者 陳振凱攝

流經安順場的大渡河。 　　本報記者 王明峰攝

位於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冕寧縣的彝海。1935年，彝海結盟就發生在這裡。 　　本報記者 鄺西曦攝

　　“金沙江流水響叮當，我們紅軍來渡江，不怕水深流又急，更不怕山路高險長……”1935年5月，中央紅軍安全渡過天險金沙江，再次進入四川。

　　自黨中央率領紅一方面軍從1935年1月進入川南，到紅二、紅四方面軍1936年8月走出雪山草地離開四川，紅軍三大主力長征期間在四川境內轉戰一年零八個月，全省近一半縣（區）留下了紅軍將士的足跡。

　　毛澤東同志的《七律·長征》寫到一些有典型意義的地名，與四川有關就包括烏蒙山、金沙江、大渡河及岷山。2016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提到的長征8個著名戰斗戰役中有5個與四川有關，紅軍翻過的雪山和穿越的草地也主要集中在四川。“足見四川在整個長征史上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及作用。”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巡視員周銳京說。

　　搶渡大渡河

　　革命意志堅如鐵

　　“北渡金沙江后，中央紅軍雖然暫時擺脫了敵人的圍追堵截，但要實現北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師的戰略目標，就要渡過天險大渡河。”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黨史專家龔自德介紹，能否搶在敵人重兵到來之前成功渡過大渡河，成為中央紅軍面臨的又一次生死考驗。

　　中革軍委決定通過彝民區，搶渡大渡河，粉碎蔣介石的圍殲計劃。由於執行了正確的民族政策，中央紅軍先遣隊紅一師第一團順利通過彝民區，冒著大雨經過70多公裡的急行軍，於5月24日趕到安順場。

　　站在安順場紅軍渡口的木船旁，中國工農紅軍強渡大渡河紀念館副館長付婷婷介紹，大渡河水流湍急、河道陡峻、暗礁密布，“正值汛期，即便經驗豐富的船工都有翻船危險，夜晚強渡更無可能。紅軍定於25日上午9時，冒著槍林彈雨強渡大渡河。”

　　“由於身后敵兵向大渡河逼近，中革軍委決定由紅一師三個團和干部團在安順場渡河，主力部隊沿大渡河西岸上行，左右縱隊夾河而上，共同奪取瀘定橋。”石棉縣委黨史研究室主任劉洪補充說。

　　因敵情突變，28日，左縱隊先頭部隊紅四團出發沒走多遠，就接到必須提前一日奪取瀘定橋的命令，而此刻離瀘定橋尚有240裡。“紅四團來到大渡河邊，為了搶時間，決定不做飯不睡覺，大家吃干糧、喝冷水，忍住疲勞一路向前。”甘孜藏族自治州委黨校高級講師八足林青說，“行至杵泥壩，對岸有一路敵軍正打著火把向瀘定橋增援，紅四團指揮員下令也點火把前進。敵人發出了信號，紅四團按俘虜提供的號譜進行聯絡，打消了敵人猜忌，繼續冒雨前行。”戰士們於29日晨趕到瀘定橋，創造了一晝夜急行240裡的奇跡。

　　瀘定橋東面是東靈山，西邊是海子山，兩山之間的大渡河奔流而過，13根鐵索連接東西兩岸，是大渡河上唯一通道。“紅軍到達時，守敵已拆除大部分橋板，還在東橋頭構筑了工事。”龔自德介紹，“紅四團挑選出22名勇士組成奪橋突擊隊，第二梯隊緊跟著突擊隊鋪橋板，同時在橋頭配備強大火力。當天下午，全團號兵集中在西橋頭吹響沖鋒號，打響了奪橋激戰。”

　　“父親回憶，他當時一心想著奪下瀘定橋，聽到軍號聲和吶喊聲，奮不顧身向橋頭匍匐攀爬。”奪橋勇士李友林的兒子李理對記者說，“冒著槍林彈雨，父親在鐵索上不停改變著爬橋姿勢，正要接近對岸時，敵人在東橋頭放起了大火，鐵索被燒得滾燙，父親不顧熊熊烈火沖進城去，同緊跟上來的戰友一起，與敵人展開巷戰，敵人傷亡慘重落荒而逃。”

　　“飛奪瀘定橋是紅軍長征中一次奇絕驚險的戰斗，為中央紅軍實現與紅四方面軍會師這一戰略目標開辟了通道。”瀘定縣政協原主席孫光駿指向紅軍飛奪瀘定橋紀念碑說，“這座豐碑，記下紅軍戰士的不朽功勛。”

　　爬雪山過草地

　　革命理想高於天

　　“夾金山，夾金山，鳥兒飛不過，凡人不可攀。要想越過夾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間！”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成功搶渡大渡河，甩掉國民黨追兵后，來到雅安市寶興縣的夾金山腳下，拉開了艱難而偉大的爬雪山、過草地征程。

　　夾金山是中央紅軍長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藏語意思是又高又陡的山，海拔4000多米，紅軍翻過的埡口海拔4114米，山巔終年積雪，空氣稀薄，山上天氣變幻莫測，忽雨忽雪。時任紅四團政委的楊成武回憶說：“將到山頂，突然下起一陣冰雹，核桃大的雹子劈頭蓋臉地打來，打得滿臉腫痛，我們隻好用手捂著腦袋向前走。”

　　“走攏夾金山，性命交給天”。寒冷、缺氧，中央紅軍戰士多來自南方，從未遇過這樣高的雪山和嚴寒，再加上衣服單薄，糧食不足，讓紅軍遭受了大量非戰斗減員。

　　盛夏7月，阿壩州紅原縣日干喬濕地自然保護區水草豐茂。80多年前，這裡還是茫茫無際、渺無人煙的大沼澤。因泥潭密布，氣候惡劣，被稱為陸上“死亡之海”。1935年8月，紅軍開始從這裡穿越草地。

　　“紅軍過草地有‘四難’。”紅原縣黨史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賀建軍介紹說，一是行路難。草甸下積水淤黑，泥濘不堪，淺處沒膝，深處沒頂。二是飲食難。一般戰士准備的干糧兩三天就吃完了，但這時候草地才走了一半或不到一半。接下來的路程就得靠吃野菜、草根、樹皮充飢。有的野菜有毒，吃了輕則嘔吐腹瀉，重則中毒致死。三是御寒難。草地天氣，一日三變，溫差極大。紅軍戰士過草地前，大多衣單體弱，穿草鞋甚至赤腳的也不少。四是宿營難。草地到處是泥濘漬水，一般很難夜宿。在草地裡露宿往往要兩人或幾人背靠背，才能增大面積避免陷下去。

　　“紅軍用了一周左右時間走出這片‘吃人’的草地，隊伍損失慘重。很多人在寒冷、高原反應、飢餓、中毒、身陷沼澤中死去，留下了‘金色的魚鉤’‘七根火柴’等動人的故事。”賀建軍說，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下，紅軍將士懷著共同的革命理想，保持著嚴明的紀律和樂觀的革命精神，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戰勝了自然界的困難。

　　張聞天的夫人劉英曾在回憶錄中說：“走出草地后，我覺得是從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間。”

　　彝海結盟

　　革命情誼深似海

　　四川是紅軍長征途中開展民族工作最頻繁，也是成效最顯著的地區。進入四川少數民族聚居區后，紅軍的民族政策留下了“彝海結盟”的民族團結佳話。毛澤東高度評價紅軍長征過雪山、草地時期，四川各族人民對紅軍長征、對中國革命作出的重大貢獻，稱之為“牦牛革命”。

　　“一切夷（彝）漢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在冕寧縣彝海結盟紀念館裡，用紅字展陳著以紅軍總司令朱德名義發布的《中國工農紅軍布告》，講解員祝文娟是位彝族姑娘，“布告深入淺出地闡釋了共產黨的民族政策，一經張貼，在彝族群眾中產生廣泛影響。”

　　進入冕寧縣城后，紅軍便展開宣傳活動，當眾燒毀彝族同胞被迫簽署的換班作人質字據和田地契約等文書。紅軍還要求部隊嚴格執行黨的民族政策，沒有命令誰都不許開槍。

　　“共產黨打開監獄釋放被關押的人質，還打土豪給我們分糧食，是我們值得信賴的人。”彝族果基家支首領小葉丹孫子沈建國如今在州應急管理局工作，講起爺爺的故事如數家珍，“被解救出來的人質向爺爺講述了紅軍的民族政策，爺爺看到紅軍衣著朴素，不拿群眾東西，便願意進一步接觸。爺爺先派出代表和蕭華等人交談，紅軍闡釋了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等政策，還提出劉伯承司令願與他結為兄弟，便決定與紅軍相見，而后歃血結盟。”

　　彝海結盟儀式見証人沙馬爾各的孫子沙馬依姑是彝海結盟紀念館的職工，他向記者介紹，“由於一時間找不到酒，他們便以水代酒，喝下滴有雞血的‘血酒’發誓結盟。在此之后，小葉丹的武裝改為中國夷（彝）民紅軍沽雞（果基）支隊。”

　　長征途中，紅軍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公平買賣的作風讓沿途百姓看到了一支有別於國民黨的軍隊。曾被謠言蠱惑的百姓紛紛返家，有的給紅軍送來了柴火，有的送來了蔬菜。

　　鬆潘縣毛兒蓋鎮克藏村仁青卓瑪家流傳下來一塊刻在木板上的割麥証，讓當地牧民群眾第一次見識到革命軍隊的作風。原來，是途經當地的紅軍割了青稞，留下了這張“借條”，承諾可憑此向任何紅軍部隊或蘇維埃政府兌換。

　　類似的紅軍借條在四川各地長征紀念館內很常見，有的寫在紙上，有的寫在布上，還有的寫在木板上。打土豪、分田地，隨著紅軍的到來，革命的思想也深入到邊遠的鄉村，革命的紅軍贏得了群眾的信任。據統計，紅軍長征在川期間，全省各族兒女參加紅軍達10多萬人，全省各族人民為紅軍提供糧食7000余萬公斤，牛羊肉30余萬公斤，各類牲畜近8萬頭（隻、匹），衣被鞋帽57萬余件（套、雙）。

　　版式設計：蔡華偉

　　《 人民日報 》（ 2019年08月01日 1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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