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委會秘書長杜越。

　　6月9日是2018年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日”，今年全國有3700多項非遺活動同步展開。從2001年昆曲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到今天，在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推動下，中國非遺保護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近日，筆者走進了中國聯合國教科文全委會辦公樓（教科文全委會是由教育部牽頭領導的跨部門政府機構，歸口負責中國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間的合作事務），聽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委會秘書長杜越講述了他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故事。

　　那是1978年的7月，一架飛往法國巴黎的飛機在北京的上空劃過。在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打開之際，出於對外合作和發展的需要，一批年輕人被派往國際組織學習和工作。杜越正是這批年輕人中的一位。

　　那時，真正與中國有聯系的國際組織並不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其中一個。從小學習外語的杜越，經過層層選拔，幸運地成為第一批工作人員，被派往位於法國巴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秘書處工作。從那時起，杜越和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開始同步向世界學習。

　　當時，中國的教育、科學和文化理念都比較落后，在教科文組織，杜越接觸到了很多從來沒有聽說過的詞匯。“人和生物圈計劃”“海洋計劃”“地質對比計劃”……這些在今天看來很常見的名詞，在那時卻沖擊著來自中國的年輕人們，使他們深深感受到了當時的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但在吸收國外理念的同時，初出國門的杜越也沒忘記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在杜越和他的同事們被派去教科文組織工作前，國際組織裡僅有一些台灣、香港地區派出的中國職員，他們大多使用繁體字。杜越和同伴們帶去了簡體字和新的表達方式，從那時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件裡有了簡體的中文，中文也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工作語言被廣泛使用。“中文進入國際組織，是中國在該組織地位提高的象征。”杜越說。

　　1992年，杜越從常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團回國。為了不斷提升自己，杜越用了3年時間在北京大學的法律研究生班學習，主修國際法，研究國際組織決議。學習的辛苦沒有白費。在一次國際事務中，中方遇到了一個難題。當時別國已將一項決議列為了議程，按照規定，議程一旦設置就不能改變，而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中方並不想讓這項議程通過。於是，相關領導找到了杜越。杜越思考后，決定採取“程序性動議”這一策略，也就是利用相關規則對這個即將通過的決議提出異議，進行增加或者修改。根據規則，一旦有人提出異議，就必須在國際會議上進行投票和討論。最后，杜越的這個策略成功地改變了局勢。在中方的努力爭取下，原有議題得以修改。“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一個知識的組織，你需要不斷充實自己，才能更好地開展國際合作。在國際事務上，你自身的本事如果好，可以彌補很多的不足。”杜越說。

　　如今，杜越在努力推動更多的青年像當年的他一樣“走出去”。從2015年開始，杜越積極推動青年實習生項目，選拔一些優秀的青年人才去聯合國組織學習鍛煉。這樣的項目既開拓了青年人的國際視野，也充實了教科文組織的力量。“我現在得到的反饋是，他們對我們中國的實習生非常滿意，這反映了我們國家教育的進步。”談起青年實習生們的表現，杜越很高興。

　　與40年前不同的是，他還有著更高的期待。他希望今天的這些青年通過學習和努力將來能夠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領導作用，他滿懷信心地說：“我希望將來走到世界各地，都能看到中國人在發揮領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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