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昂首奮進新時代，黨和國家的發展踏上了新征程，人民也有了新期待。藍圖已經繪就，但前行路上不免遇到挑戰。往何處發力，該如何應對，考驗著行路人的智慧、勇氣與擔當。本版推出“實現新目標，敢啃硬骨頭”系列報道，關注新時代科技、教育、文化領域那些難啃的“硬骨頭”，探索消痛點、疏堵點的創新舉措。

　　——編  者

　　“天宮”步入太空、“蛟龍”探測深海、“天眼”聆聽宇宙……過去5年，我國科技創新能力顯著增強，重大成果頻頻“刷屏”，在全球科技創新的舞台上，實現了從“跟跑”到“並跑”“領跑”的跨越。

　　步入新時代，有了新期待。此次，黨的十九大報告為科技創新指明了方向，描繪了藍圖。“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強化基礎研究，實現前瞻性基礎研究、引領性原創成果重大突破”“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培養造就一大批具有國際水平的戰略科技人才、科技領軍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創新團隊”……

　　科技興則民族興，科技強則國家強。科技創新背后的源頭和根基，正是基礎研究。特別是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后，所有重大的技術創新和發明創造，都有賴於基礎研究創造的重大發現。既然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那麼從某種意義來說，關注其在發展過程中的掣肘，也就是關注科技創新發展過程中存在的普遍問題。

　　朝著新目標前行，基礎研究還需克服哪些難啃的“硬骨頭”，又該如何解決？

　　細化規范分配方向，讓研發經費投入更加有效

　　屠呦呦研究員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中科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王貽芳獲得基礎物理學突破獎，中科院院士、中國科技大學教授潘建偉團隊的多自由度量子隱形傳態研究位列2015年度國際物理學十大突破榜首……這5年來，我國的基礎研究取得了巨大進展，但整體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的差距。“這具體表現在：缺少推動學科發展的重大科學發現，鮮有能引領產業變革的原理性突破，缺乏破解制約發展的關鍵科學問題的知識積累，創新氛圍不足等。”王貽芳說。

　　究其原因，專家們普遍認為，對基礎研究的經費投入還沒有達到理想佔比水平是其中之一。根據《2016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2016年我國基礎研究經費為822.9億元，比上年增長14.9%，明顯高於應用研究經費（5.4%）和試驗發展經費（11.1%）的增速。基礎研究佔比延續了上年回升態勢，達到5.2%，為近10年來的最高水平。變化有目共睹，但仍有向上進步的空間，“與發達國家15%—25%的佔比水平相比還有差距。”王貽芳表示。

　　如何才能提升研發經費投入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將經費投入的效用發揮到最大？

　　在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所長周忠和看來，發展的前提是要保持持續穩定的投入，讓科研人員能夠靜心做研究，不要擔心吃了上頓沒下頓。王貽芳建議，地方政府和企業也應該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

　　同時，應該細化、規范經費的投入分配方向。“目前我們實驗室的設備基本都是進口的，這說明我們的物質科學基礎仍然薄弱。如果沒有牢固的物質科學基礎，做其它研究都是虛的”，王貽芳說：“所以在投入方向上，還是應該加強對物質科學的投入，特別是在那些能夠對我們的工業和經濟，以及產業發展有影響有意義的方面。此外，不同學科的差別很大，經費支持模式也應該有所區別，不能都一樣。”

　　周忠和認為，除了大規模大團隊，經費也應關注小團隊。“因為很多引領性的、原創性的基礎研究的突破，往往來自於被探索性、好奇心所引導的這些小團隊。”

　　對經費的科學組織和管理方法也很重要。中科院國家空間科學中心主任吳季表示，應該兼顧世界發展前沿與自身優勢，篩選出真正有價值和潛力的項目進行支持。

　　引入“小同行評議”，讓科研評價體系更加科學

　　5年來，為解決科研人員的痛點，增強獲得感，激發創新活力，國家已相繼出台了一系列“鬆綁+激勵”政策。比如，下放科研項目預算調劑權，讓“打醬油的錢可以買醋”﹔設立專業財務助理，讓科研人員“不再疲於填表格”﹔提高“人頭費”比例，加大激勵力度……不過，科技體制改革還不夠徹底，比如科研評價體系的完善與優化，就是難題之一。

　　“科研評價就像高考中的指揮棒，有什麼樣的評價體系，就會催生什麼樣的科學研究。”周忠和說，“比如當前的評價體系，誰發的論文多，誰就容易通過項目評審和結題驗收，就能拿到更多項目和科研經費。如此，科研人員必然不會去選擇做那些難度大、風險高的原創性、引領性研究，而去挑選熱門的、容易出論文的題目。長此以往，也會影響我們國家學科的布局和發展。”

　　他認為不應過分看重SCI和論文。“論文是體現基礎研究成果的主要載體，因此用論文來衡量一個國家基礎研究的水平是必要的。但卻不能唯論文是英雄。”周忠和說。

　　鑒於科學研究的日益細化和知識發現的快速進展，就科研項目評審、科學成果評價來說，專家們更為認同的是同一領域“小同行評議”。

　　王貽芳舉例說，西方國家有專門管理科學的委員會，其成員都是行內專家，委員會的任何決定對本領域未來發展有巨大影響，跟他們本身的利益密切相關，他們在決策時會非常小心。因此，他們的評價能夠真正反映領域內科學家的意見、要求。

　　王貽芳同時指出，考慮到目前國內缺乏科技領軍人才、同一領域真正有水平的小同行有限，因此在基礎研究方向的選擇、成果的評價中，應盡可能多地引入國外同行，進行能體現科學水准的國際同行評價，最大限度擺脫非科學因素的干擾。

　　創造良好工作氛圍，讓優秀人才搞科研更加安心

　　人才是科技創新最關鍵的因素，在基礎研究人才的培養方面，專家們一致認為，應該加強重視、加大力度。

　　“一方面優秀的人才能夠更快更好地做出原創性的重大突破，同時因為他們在基礎研究中接觸了前沿的科學知識，掌握了先進的實驗方法和實驗技能，也可以很順利轉入下游的應用研究和技術成果轉化，從而直接為企業的創新做貢獻。”王貽芳說。

　　“兩彈一星”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兩彈一星”元勛中，大部分科學家在國外留學時都是從事基礎研究的。回國后他們服從國家需求，轉入應用研究和技術開發。他們研制“兩彈一星”所憑借的，正是在國外跟從導師做研究時所接受的嚴格的科學訓練、扎實的理論功底。

　　那麼，如何加強基礎人才的培養？

　　“不管是從海外引進高端科技人才，還是從本土培養人才，關鍵還是要給他們創造良好的工作氛圍，讓他們能安心搞研究。比如，要有一個與國際接軌的合理的薪酬制度，至少讓他們不再為生活擔憂，這樣才能真正留得住人才。”周忠和說，“此外，在我們孩子從小到大的教育當中也要注重對創造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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