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西部，河西走廊和祁連山東端，甘肅天祝藏族自治縣鬆山鎮大山之間的一座小學，僅有3間教室、整整運轉了50載﹔如今，這所小學已完成使命，孩子們都去縣城裡的小學讀書，那裡設施更好、師資更優，承載著幾代人的夢想，孩子們終於有機會走出大山。

　　西南腹地，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鹽源縣大堰溝村，以“山高水冷石頭多”聞名﹔如今，這個有著3200人的村子八成農戶住上樓房、許多家庭是三層的白牆紅瓦別墅，去年人均純收入已經超過1.5萬元，個中原因，是技能改變命運，教育創造了財富。

　　南國之濱，位於海南島中部五指山南麓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縣，山清水秀，過去優秀教師引不來、留不住﹔如今，一所所專為貧困兒童提供優質教學的思源學校拔地而起，還引來了湖北黃岡等地的優秀教師。孩子們的人生，再也不會“輸在起跑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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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扶貧的美好圖景正在中國大地上全面鋪展。

　　5年，5575萬人脫貧，這是中國“十三五” 扶貧攻堅的行動路線圖。在扶貧脫困進入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階段，從中央到地方，從教育系統內到教育系統外，多重力量相互交織，構建起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教育扶貧網絡，精准發力“拔窮根”。

　　鄉村教師的待遇顯著提升，學校教學條件明顯改善

　　甘肅省天祝藏族自治縣內抓喜秀龍鄉代乾教學點在海拔3400多米的雪山深處，這裡僅有13名學生，是全縣最偏遠、海拔最高的學校。記者走下車來，高原上呼嘯的寒風抽打在臉上又痛又冷。這樣的學校，有老師願意來嗎？能辦好嗎？“1993年，學校才通了電，但是太冷了！天轉寒時，師生們就要撿拾牛糞燒火爐取暖，但晚上睡覺仍要‘穿靴戴帽’，耳朵上都是凍瘡。” 堅守代乾教學點28年的藏語老師張拉毛東智感慨萬分：“學校條件改善是在‘全面改薄’以后，新安裝的熱水鍋爐供暖系統24小時恆溫，暖和極了。”最重要的是，鄉村教師的待遇顯著提升，張拉毛東智每月工資6800元，老師也肯留下來了。現在，這個教學點共有2名藏語老師、1名英語老師和1名漢語老師，其中一人獲“縣級優秀教師”榮譽稱號。

　　在甘肅乃至全國，有一大批像張拉毛東智一樣的老師，深切感受到教育扶貧的力量。近年來，我國實施了一系列政策和項目工程，《關於盡快解決農村貧困人口溫飽問題的決定》《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等，將提高貧困人口綜合素質作為促進貧困地區脫貧致富的根本途徑。

　　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更加重視教育扶貧。2013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教育部等七部委《關於實施教育扶貧工程的意見》，提出到2020年，使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基本公共教育服務水平接近全國平均水平。2013年底，“兜底工程”——全面改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基本辦學條件工作啟動。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教育扶貧被賦予“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重要使命，並對各個學段、各種形式的教育扶貧提出明確要求，對教育經費保障、鄉村學校建設、貧困家庭學生就業等，也提出了有針對性的措施。

　　教育扶貧的“總攻令”已經發出，教育在扶貧工作中的作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的理念深入人心。

　　偏僻落后的山村走出了越來越多的讀書人，希望之光在一個個貧困家庭升騰

　　5月的陽光在海南已經有些灼熱，站在記者面前的黃心詩是個皮膚黝黑的小姑娘，她有些腼腆地告訴記者，自己成長在一個單親家庭，媽媽在保亭縣城當清潔工，如果不是海南省的“教育扶貧移民工程”，她可能沒有機會繼續讀書。

　　自2008年以來，“教育扶貧移民工程”被列為重點民生工程，在海南省全力推進。所謂“移民”，就是把貧困地區或其他邊遠農村小學高年級和初中生遷移到縣、市城區集中就學，承載這個任務的就是在海南遍地開花的思源學校。目前，海南已建成24所思源實驗學校，為貧困地區中小學生提供優質學位5萬多個，貧困地區小學適齡兒童入學率、初中階段入學率分別達到98.2%和96.3%。為確保從邊遠貧困地區接收的生源進得來、留得住，海南省財政還為來自貧困地區的孩子提供生活和交通補助，部分市縣對單親、孤兒等採取差別化補助措施。

　　“有了思源學校，繼續讀書的人多了。”更讓海南省保亭縣思源學校校長葉琳感到欣慰的，是孩子們的變化。“孩子剛來的時候，光腳的、穿拖鞋的都有，上廁所也不知道沖水，現在他們講文明懂禮貌了。” 昌江縣七叉鎮大仍村村委會副主任羅陽峰由此看到了村子未來的希望，“2012年以來，我們村有40多名學生從思源學校考上縣重點高中。未來10年，相信村子裡會有更多的孩子考上大學。”因為教育扶貧，這個偏僻落后的黎村走出了越來越多的讀書人，希望之光在一個個貧困家庭中升騰。

　　類似的政策在全國許多地方同時推廣。在甘肅省天祝藏族自治縣鬆山鎮德吉新村，記者就在南陽山片“下山入川”生態移民工程的移民點看到了從高海拔地區“移民”過來的藏族老漢張統山一家。“移民過來好得很！”66歲的張統山笑得瞇起眼睛。原來家裡住著土房子，吃水全靠肩膀挑，一家人種豆子、洋芋，靠天吃飯，即使是最好的年景，一年最多收入2000元。娃娃上學要走4公裡山路，走不動，家長就背在身上，為接送娃娃上學，兒子、媳婦不能外出掙錢。現在好了，學校就在家門口，娃娃自己就能去，兒子、媳婦可以出去打工了，一年能掙1萬多元錢。張統山一邊說，一邊指著牆上的4張獎狀，這是他的兩個小孫女得來的，姐妹倆在家門口的德吉幸福小學，一個上四年級，一個上幼兒園。“喜歡學校！”孩子們調皮地說，“原來早上上學掰塊饃饃帶著，中午饃饃就著水吃。現在學校管飯，有香噴噴的臊子面、米飯吃。”

　　和山間村落裡黑暗低矮的校舍相比，德吉幸福小學仿佛是另一個世界：新修教室寬敞明亮，還有標准化的操場。音樂課、體育課、美術課都已開齊，因為資助政策的全覆蓋，孩子們除了交一點校服費，書本、午飯全部免費。

　　脫貧需要因地制宜、創新思路。受自然條件、生產條件的制約，很多貧困人口在“不挪窩”的情況下很難擺脫窘境。適時選擇“移民”，將貧困兒童搬至縣城就讀，或者將整個村落從山上搬到平川，都是地方做出的新探索。

　　貧困家庭學子通過職業教育，實現一人高質量就業，讓全家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職業學校是個好地方，既可以升學，也可以就業，我打算3年后去大學深造。”在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鹽源縣職業中學，父母早亡、靠親戚帶大的一年級汽修專業彝族學生喬阿散並沒有對生活失去希望。

　　鹽源縣天味食品有限公司總經理王懷強是鹽源縣職業中學種植專業果樹班90屆畢業生。畢業后，他自己創業，開辦工廠，生產的蘋果干熱銷西南地區和北京等城市，最近還在張羅網上銷售平台。

　　在教育扶貧的系統工程中，職業教育佔據非常重要的位置。鹽源縣職業中學校長沈文革說，從眼下看，職業教育可以讓學生短期內掌握一門技能，憑技術吃飽飯﹔從長遠看，職業教育讓一個學生乃至一個家庭有了可持續發展的力量。

　　“加強有專業特色並適應市場需求的中等職業學校建設，提高中等職業教育國家助學金資助標准。”這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的扶貧新路徑。對貧困家庭來說，培養出一個孩子，就可能給全家人的生活帶來巨大改變。

　　在海南省經濟技術學校扶貧巾幗勵志中專班，職業教育同樣改變著孩子們的命運。該校校長張毅生介紹，海南農村讓男孩子讀書、女孩子打工的現象很普遍，但因為沒有技能，她們被辭退、解聘的很多，回到農村之后就會變成新的貧困人口。針對這類現象，海南省經濟技術學校聯合省婦聯創辦扶貧巾幗勵志中專班，讓農村貧困女孩免費上中專，每個月還提供300元生活補助和勤工儉學崗位，鼓勵學生學技術、立志向、強本領，幫助家庭脫貧致富，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如今，在海南，初中升高中與升中職的比例已達1︰1。海南省教育廳廳長曹獻坤說：“教育扶貧一方面是要讓各級各類學齡兒童上得了學，保証好的教育質量﹔另一方面是職業教育，讓每個人都能掌握一技之長。”

　　建檔立卡、動態管理，脫貧銷號、返貧挂號，“大水漫灌”變為“精確滴灌”

　　精准扶貧需要改變以往“大水漫灌”的做法，實施“精確滴灌”。充分利用信息技術和互聯網，建立准確的大數據平台，准確跟蹤、精准到位，是教育扶貧的重要方向。

　　站在甘肅省教育廳的會議室裡，牆上投影顯示出“甘肅精准扶貧大數據管理平台”，其中包含甘肅全省417.21萬貧困人口的信息。點擊“貧困戶管理”，界面上顯示出“2015年：全部貧困戶1008335戶、4172142人，未脫貧611780戶、2537496人，預脫貧84042戶、346062人，返貧8847戶、37181人”。左側是一列下拉菜單，顯示各市貧困人口的數量。依次點擊：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縣→華藏寺鎮→岔口驛村→東下組，界面右側便顯示出該村小組的貧困戶列表。選中“張某”，可以看到他一家的狀況：妻子38歲，小學文化程度﹔兒子16歲，初中在讀，女兒3歲﹔父親72歲，患有慢性病﹔母親70歲，文盲。致貧原因是“缺資金、因病”。於是，當地的扶助政策“對症下藥”：幫助夫妻倆發展生產，為兩個孩子提供教育幫扶，對兩位老人進行社會保障。圖表還包括聯系方式、張某銀行賬號、計劃脫貧年份等信息。

　　什麼是精准？從甘肅全省400多萬貧困人口的茫茫人海中，一下子就能找到張某一家，隨時掌握家庭內每個人的情況，並給出具體幫扶措施，這就是精准。屋內，是400多萬貧困個體的詳細信息，窗外，是溫暖的風與啾啾的鳥鳴。恍惚間，記者竟有了“不出戶，知天下”之感。

　　識別貧困人口是精准扶貧的基礎，怎麼做？天祝縣教育局副局長謝玉泉說：“我們組織駐村工作隊和鄉村干部逐村逐戶調查摸底，按照倒序排名辦法，通過農戶申請、小組初審、村‘兩委’評議、村民代表會決議、村鄉公示、縣級公告，精准確定75個貧困村、1.23萬戶貧困戶、4.66萬貧困人口，建檔立卡、動態管理，脫貧銷號、返貧挂號。”

　　從“扶上學”到“扶就業”，從學得好到用得上，教育扶貧的靶向還需更加到位

　　採訪中，一個家庭的經歷讓記者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單身母親王歡，靠打零工、撿廢品拉扯兩個女兒長大，在國家教育資助政策的幫助下，大女兒畢業於甘肅中醫藥大學，小女兒在中央民族大學本科畢業后被保送攻讀研究生。按說，至此，這個家庭應該苦盡甘來。但遺憾的是，由於大女兒所學的藏醫專業，崗位需求有限，畢業兩年，仍未找到合適的工作，隻能一邊復習准備執業醫師考試，一邊打零工貼補家用。這一家的境遇令人反思：我們如何保証每一個學生都學有所成，不陷入一畢業就失業的困境？如何為每一戶貧困家庭和每一個貧困兒童分析並尋找真正適合他們的個性化扶貧之道？如何准確評估教育扶貧政策的實施效果？

　　當然，教育扶貧的復雜性和艱巨性還體現在諸多方面：

　　——如何讓老師帶著真情實感留在貧困地區的學校？貧困地區教師的待遇已經大幅提高，但是依然難以吸引和留住優秀人才。

　　——如何從生活脫貧到精神脫貧？很多“扶不起來”的貧困村、貧困戶，主要是缺乏脫貧致富的勇氣、踏實肯干的精神、人窮志不窮的志氣。

　　——如何進一步提升貧困地區的教育信息化水平，更新貧困地區教師的教學理念？怎樣進一步鼓勵教育系統內部和外部協同發力，以發展教育為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助力？如何進一步引導利益相關群體的多元參與，有效形成合力？……這一切，都要求教育扶貧工作始終用改革的思維創新辦法，特別要以問題為導向，在體制機制上下功夫。

　　更重要的是，要時刻注意到，“脫沒脫貧要同群眾一起算賬，要讓群眾心中有數。”

　　《 人民日報 》（ 2016年07月10日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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