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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農奴制終結的歷史必然

——紀念西藏百萬農奴解放五十七周年

車明懷
2016年03月28日05:37 |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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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個多世紀前,中國西藏地區經歷了一場影響歷史的廢奴運動。1959年3月28日,周恩來總理簽署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管理西藏的全部職能。經過民主改革,西藏存續了700多年的“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度徹底終結,中國邊疆西藏地區的農奴和奴隸獲得徹底解放並當家作了主人。

  封建農奴制度的終結,百萬農奴的徹底解放,是中國社會發展史乃至世界進步史上的一件大事。隻要是不帶偏見的人,都會認識到這一廢奴運動的進步意義。歷史不止一次地將當時中國西藏地區封建農奴制度下的狀況展露給世人,使人看到了這種制度終結的必然性,因為在此前的數百年裡,已有了歐洲、俄羅斯、美國、拉美等國家和地區廢除農奴制度的先例。對於世界上的多次廢奴運動,無論是政治家還是歷史學家,都給出了肯定性的合理解釋,而對緊隨世界進步潮流、在中國西藏地區的廢奴運動,有的人卻還在嘵論短長。中國西藏地區的封建農奴制度經過700多年的產生、發展、衰退,到20世紀已經進入了消亡時期。

  人所共知,西藏的封建農奴制度,是比歐洲中世紀封建制度更為殘酷的腐朽制度,佔人口不足5%的三大領主幾乎佔有西藏的全部耕地、草原、山林和絕大部分牲畜,並以封建領主庄園的佔有形式為其服務,而佔總人口95%以上的農奴和奴隸幾乎沒有屬於自己的生產資料,不得不終身依附於三大領主,祖祖輩輩遭受著封建領主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三大領主結成一體,構成了政教合一的統治政權,他們倚仗封建特權私設公堂、監獄,隨意對農奴施行鞭打、挖眼、抽筋、斷肢等酷刑,隨意買賣和任意處置農奴,勞動人民被剝奪了做人的權利。在封建農奴制度統治下,西藏的經濟文化長期停滯,生產日益萎縮,工具簡陋,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很明顯,在這種制度下的生產關系已與生產力形成了尖銳的矛盾和對立。這種制度表現出了對文明和進步的反動,依靠政治和宗教的強力保障的森嚴等級使人們的社會地位與經濟關系“先天賦予”,任何活力在這種制度下都會失去再創造的能力﹔這種制度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反對科學技術的介入和技藝更新,把建立在新型技術基礎上的經濟社會進步視為洪水猛獸,並將其與宗教常規對立起來,像一顆釘子把社會前進的車輪牢牢固定在宗教門坎之下﹔用制度限制勞動主體的自由流動,農奴和奴隸在經濟上飽受剝削,在政治上遭受壓迫,勞動熱情受到壓抑和摧殘,而封建農奴主不事生產,揮霍無度,使生產力中最主要、最活潑的因素窒息而盡﹔封建貴族、上層僧侶唯恐失去既得利益的心態,使西藏社會失去了對外部文明的接受彈性,而制度自身又缺乏自我更新的機制,僅靠封閉的內部循環來苟延其制度的存在已不可能。

  那麼,為何在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已經建立、全國大部分地區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情況下,西藏還處於封建農奴制度的統治之下呢?這是由中國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所決定的。正是由於這種不平衡性,中央人民政府已經賦予了封建農奴制度維系者自我改革的機會和條件,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十七條協議”)中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考慮到西藏上層中的封建農奴主集團利用民族、宗教作招牌,欺騙群眾,挑撥民族關系,企圖將這一制度永久持續下去的頑固立場不容易改變,西藏又長期受到神權統治和影響,無論是上層還是普通民眾,耐心細致的工作不可或缺。為爭取更多的群眾和貴族階層,中央對廢除封建農奴制度、實行民主改革採取了“慎重穩進”的方針。同時,在西藏地區投入財力、物力,支持基本建設,盡可能消除人民的苦難。百萬農奴看了8年、比了8年、想了8年、盼了8年。民眾的覺悟和中國社會進步的潮流使封建農奴主們非常驚慌,上層統治集團的一些人為了永遠保持他們認為的最美妙的農奴制,不惜以發動叛亂來抗拒百萬農奴的要求和進步的歷史潮流,但社會進步發展的規律、西藏人民向往社會主義、廢除封建農奴制的強烈要求,已形成將落后的社會形態帶入到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而對於分裂國家的叛亂更不能坐視,百萬農奴必須獲得解放,廢除 “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已成為必然。

  廢除封建農奴制度,百萬農奴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生產資料,勞動者可以在屬於自己的耕地和牧場中進行勞動和收獲,並取得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自由支配的權利。社會制度的變革也廢除了封建農奴主旨在剝削農牧民的高利貸,無基本生活資料的農奴分得了糧食和生產工具。據當時統計,僅山南、江孜、拉薩、日喀則等地就廢除了高利貸糧1.19億公斤,減息36.4萬公斤,2萬多無家可歸的奴隸分得了房子,並隨之獲得安家糧252萬公斤。45萬缺糧的農奴分得糧食1.5億公斤。過去曾居無定所、食無定糧的廣大農奴得到了基本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自此開始,西藏人民才獲得了基本的生存權。社會主義制度終結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封建農奴主專制的政治權力被取消,而人民群眾享受著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一切權利。民主改革后特別是民族區域自治政權的建立,使西藏年滿18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身份、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和居住期限,都獲得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西藏迎來了第一個人人生而平等的時代。

  封建農奴制度的終結,使西藏的社會生產力獲得極大的解放,半個多世紀的社會經濟發展成就已超過了700多年封建農奴制下發展的總和。封建農奴制度統治下的西藏社會生產力極端低下,人民群眾生活極端貧困,農業停留在手撒種、牛踩場等原始的耕作方式上,牧業牲畜品種單一,草場退化,畜疫流行,獸害猖獗,牧畜成活率極低,人們往往對自然災害束手無策。因為生產力低下,其交換形式多停留在以物易物的原始水平上。直到上世紀50年代初,西藏尚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公路,交通運輸主要靠人背馬馱﹔也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礦業、電力、電信、能源、制造、機械修配等工業﹔更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教育。城市建設非常落后,首府拉薩也僅有2.8平方公裡,且房屋破舊,街道臟亂,乞丐成群。在執行“十七條協議”的8年歲月裡,進藏人民解放軍和工作人員做了積極的努力,但封建農奴主們絲毫不讓觸動封建農奴制度,即使到1959年,西藏也僅有122萬人口,地方生產總值僅有1.88億元,人均糧食也隻有153.8公斤,年度發電量88萬千瓦,工業隻有少量的汽車修配,公路也隻有川藏、青藏兩條沙石路通車﹔教育、衛生仍非常落后,隻有拉薩中學和拉薩、昌都、日喀則、塔工、江孜、山南等幾所小學以及拉薩、昌都、日喀則等地幾個規模不大的醫院。西藏現代產業的大部分領域都處於空白狀態。

  封建農奴制度被廢除之后,人民群眾長期被壓抑的勞動積極性和創造熱情如火山爆發,生產力得以迅速發展,全區糧食產量1960年達205934噸,比1959年增長12.6%﹔牲畜1050萬頭隻,比1959年增長10%。在廢除封建農奴制度之后的半個多世紀裡,西藏社會經濟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2015年,西藏自治區生產總值達到1026.39億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457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244元﹔包括黑色、高等級路面在內的公路總裡程達7.8萬公裡,鐵路在建及營運裡程分別達到1100、700多公裡,通航機場5個,國內外航線增至63條,通航城市40個﹔農牧區基本解決了安全飲水、無電地區用電問題,鄉鎮通光纜率、通郵率和行政村通電話率均達到100%,鄉鎮、行政村公路通達率分別達到99.7%和99.2%﹔西藏教育已形成高、中、初等、職業教育和學前教育完備的現代化教育體系,學齡兒童可全部入學受到現代化教育並率先實現15年免費教育﹔西藏已實現市(地)縣、鄉、村級醫療衛生、文化服務全覆蓋,鄉鄉有衛生院、村村有衛生室,群眾藝術館和文化館、圖書館(室)電視廣播已遍布城鄉,全區居民都可獲得醫療文化服務﹔西藏在全國率先建設江河源生態功能保護區,拉薩市成為國家環境保護模范城市,山南、林芝列入國家首批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生態保護各功能建設已基本上達到現代化水平。

  今天的西藏,封建農奴制度已變成歷史的一部分,一個與全國各族人民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民享有現代化生活的新西藏已經展現在世人面前。即使過去對新西藏曾經有過偏見的人,隻要目睹了這種變化,也會從廢奴前后的對比中真正徹悟到封建農奴制度終結的歷史必然。

  (作者為西藏社科院黨委書記、研究員) 


  《 人民日報 》( 2016年03月28日 09 版)
(責編:袁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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