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位西醫誕生記

　　“我感謝仁慈的上帝，在經歷了12天的危險后，我們終於安全地在我的家鄉靠岸了。”1857年，剛剛在愛丁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黃寬回國。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留英博士，也是國內第一位受到系統西醫訓練的醫生。

　　現在人們翻閱史料，已經很難判斷，當年剛剛回國的黃寬心中，“報國”與“傳教”哪一個分量更重。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也是一位傳教士。然而，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他的命運，最終沒有走向預期的任何一端。

　　卻回到了最初。

　　1846年，香港。馬禮遜學堂校長塞繆爾·布朗決心做一件前無古人的事情。在教室裡，因為健康問題，他與學生告別，准備回老家美國。這位傳教士問眼前的數十位廣東農家子弟：我非常熱愛這所學校，希望帶走幾個學生，直至他們完成學業，有誰想跟我走？

　　誰願意打破這片寂靜呢？來自廣東香山的農家子弟黃寬站了起來。

　　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國，告別父母鄉親，背井離鄉，坐5個多月的船，去一個全是“紅毛鬼”的地方讀書，聽起來委實不像什麼好事情。“我母親極為勉強地同意了。”黃寬的同學、后來從耶魯大學畢業的容閎曾回憶，“我特別誠懇地乞求她，她雖然傷心難過，但最終還是屈服了。”

　　在那個班級裡，與黃寬一起站起來的隻有容閎、黃勝。

　　若干年后，容閎將成為“中國留學生之父”﹔黃勝則是中文報業先驅，創辦中國自辦的第一家印刷企業﹔黃寬成為中國第一位留英博士，他短暫的一生翻譯了34部醫學著作，將大量的醫學術語引入中文。

　　至少對黃寬來說，這樣的命運，多少有些出乎意料。

　　那年頭，即便在英國，能獲得醫學博士者也是鳳毛麟角，黃寬完全可以憑這一手本事在倫敦過上優渥的生活。

　　但他毫不猶豫地回了國。

　　雖然不知道是為了“傳教”還是“報國”，至少兩件事他都曾努力過。一開始，他在香港的教會醫院工作，這是當時常見的傳教手段。那年頭，兩者的輕重緩急，教會分得很清楚：醫生的身份固然受人尊敬，但不適合凌駕於宗教身份之上。

　　可黃寬很快得面對自己的另一重身份：一個土生土長的廣東人。

　　在香港，當地白人醫生早已習慣了視華人為助手。黃寬在美國、英國讀書時，被當地家庭與師友平等相待。他在醫學院學業杰出，以第3名的成績畢業，卻不料回國后，反而得不到同等的承認。

　　一年后，他的福音夢破滅。

　　然而他同樣無法適應滿清政府的官場習氣。一度，李鴻章請他北上擔任醫官，黃寬上任還不滿半年，就忍無可忍。他拒絕了所有優厚條件，回廣州重拾臨床和教學工作。

　　就像寓言裡的蝙蝠，在獸與鳥之間不知自己的歸處。

　　但也有地方，是黃寬的舞台。清朝末年，西醫在中國人心中，既神奇，又神秘莫測。這些“紅毛鬼”“大鼻子”把人的五臟六腑說切就切，還要解剖孩子的尸體，看起來實在恐怖。然而黃寬不一樣，他不是“紅毛鬼”，說的是廣東白話，又能像西醫那樣看病動手術，很快聲名鵲起。

　　那時候，他所在的醫院，每年能為2.6萬人診治。黃寬一生，幫3000多人取出了膀胱結石。

　　更深遠的影響，則是他參與籌建了中國第一所醫學院“南華醫學堂”。正是在這裡，報國無門的他將自己的語言特長一點點融入了對醫療術語的翻譯中。他既是解剖學、生理學和外科的教師，還撰寫了一套教材，包括3年制的基礎理論與兩年的臨床實踐，並為學校建立了實驗室與標准間。

　　他在特殊的歷史節骨眼上，第一次打造了這個國家現代化的醫療培訓體系。

　　再也不提福音，黃寬以傳教士般的熱情將生命貢獻給了廣州的病人與醫學教育。比起一同出國的同學容閎，這位同樣佔據很多個“中國第一”的醫生沒有留下太多記錄——除了若干醫學論文。他沒有回憶過私人生活，也沒有子女，婚姻短暫，在大部分日子裡，與姐姐的家人住在一起。

　　1878年，黃寬罹患項疽，卻碰上英國大使的夫人難產。盡管家人勸阻，他還是踏上了出診的路，最后大使夫人平安，他卻病發不治。去世的時候，還不滿50歲。

　　福音與報國，都飄然遠去了。剩下的唯一一條路，就是當一個真正的醫生。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