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稱多次官員財產申報公開試點悄然折戟--時政--人民網
人民網首頁
人民網
人民網>>時政

媒體稱多次官員財產申報公開試點悄然折戟

鄒倜然

2012年10月01日09:02    來源:工人日報     手機看新聞

  • 打印
  • 網摘
  • 糾錯
  • 商城
  • 分享
  • 推薦
  •    
  • 字號

  日前,浙江省磐安縣推出干部任前財產公示,將“官員有多少財產”這一老問題再一次推入了公眾視野。該縣14名擬提拔任用的縣管干部都被要求在任前申報個人及家庭房產、車輛、收入、投資四部分情況,並於9月20日到9月26日期間在“中國磐安網”上公布,接受群眾的監督。

  磐安縣的探索在浙江省內尚屬首次。而從全國范圍看,各地政府均在不斷探索和試驗。一些長期關注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度的研究者認為,基層政府進行的官員財產申報公開探索值得鼓勵,但也暴露出“缺乏可持續性”和制度設計不完善等局限。

  多次官員財產申報公開試點悄然折戟,讓人不禁要問,一項公眾期盼的反腐制度為何難以持久?制度形成長效機制的難點在哪?官員財產公開透明還有多遠?

  “公示就公示,沒做虧心事,怕什麼?”

  據了解,此次磐安縣公示的內容主要有:個人、配偶及共同生活子女基本情況﹔個人、配偶及共同生活子女2011年收入情況﹔個人、配偶及共同生活子女的房產情況﹔個人、配偶及共同生活子女擁有私家車情況﹔個人、配偶及共同生活子女的1萬元以上個人存款情況﹔個人、配偶及共同生活子女的單筆數額2萬元以上的債權債務情況﹔個人、配偶及共同生活子女名下房屋出租出售、投資入股(股票、証券、基金、期貨)、承包經營、承租經營企業收入情況﹔本人認為需要申報和說明的其他財產或收入情況等。

  從房產申報及官方掌握的情況看,14名公示對象中,擁有3處房產的2人,擁有2處房產的4人,擁有1處房產的6人,無房產的2人。其中擁有3處房產的兩人中:其中一人兩處房產屬於夫妻雙方長輩贈予,另一處房產屬購買﹔另一人一處房產是2000年的自建房,一處是女兒在外地讀書購買的單身公寓,另一處房產屬購置。經初步審查,所有公示對象購房資金來源為公積金貸款、親戚朋友借貸等正常途徑,無違反限購令和參與炒房的情況。

  此外,參與申報的14人中11人擁有轎車,並且都是近兩年購買的緊湊型家庭用車。從投資及收益申報及掌握的情況看,14名公示對象本人均無利用職務之便在外投資入股等行為。

  在此次公示中,磐安縣新聞中心副主任虞曉峰因為擁有三處房產、一輛私家車而備受關注。對此,虞曉峰回應其財產總共加起來140萬元,其中負債80萬元,商業貸款還有25萬元,跟親戚朋友借款10萬元。雖然自己的家底被公之於眾,承受了不小壓力,但作為一名公職人員,他還是十分贊同這項制度:“我覺得挺好的,把我們的財產如實地向社會公示,清清白白地告訴大家,我們也過小老百姓的日子,沒有說我們手中有特權。”

  磐安縣委組織部負責人表示,從總體情況看,公示對象個人及家庭財產與他們收入是相匹配的,在磐安縣處於中等收入水平,干部群眾是認可的,目前沒有接到群眾的舉報或反映。

  “公示就公示,沒做虧心事,怕什麼?”對於本次財產公示,多位參與者都如此表示。但也有人提出,光公示財產,卻不公示債務,並不公平。“老百姓都關心我們有多少錢,但其實我們是普通人,也會有負債,這些卻沒人關心。既然要公示,不如把整個財務狀況都公開,讓老百姓看個明白。”

  試點紛紛折戟沉沙的原因

  有專家指出,磐安的嘗試,是將以往的經驗進行了去粗取精,有很大進步。目前最重要的是,這項制度能夠走多久?畢竟,磐安的“前輩們”,如新疆阿勒泰、四川高縣、湖南瀏陽等地區的財產公示多數已偃旗息鼓。

  新疆阿勒泰被認為在官員財產公示方面開全國先河。當時的制度推行者、阿勒泰地區紀委書記吳偉平於2009年8月因病去世,3年后,阿勒泰已“不再按照原來制度做了,現在隻有申報,沒有公示”。

  阿勒泰並不是唯一。位於中、東部地區的湖南瀏陽、浙江慈溪等地也在2009年開始實踐官員財產申報公示。尤其是湖南瀏陽,將擬提拔官員的工資收入以及大宗財產通過報紙、廣播電視、網站等媒體進行公示,當時被稱為官員財產申報公開“最徹底的模式”。

  然而,湖南瀏陽也沒有堅持多久。2009年的官員財產公示已經偃旗息鼓,移交到了組織部。紀檢和監察部門隻負責查處申報不實。

  試點紛紛折戟沉沙的原因,在一些研究者看來,主要是由於財產公示是對權力空間的限制和壓縮,也是對官員利益的調整,存在巨大阻力,需要付出很大改革成本。也可能由此而陷入僵局,難以持續。

  還有不少專家認為,一些基層政府試點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度陷入停滯,重要原因是“缺少法律支撐”。在缺少相關法律規定的情形下,官員財產公示往往靠領導個人推動,領導一走,后續動作也就悄無聲息。而且,沒有法律的硬性規定,就會被理解成“可以搞,也可以不搞”。既然可以不搞,很多地區當然不願去吃這隻“螃蟹”。

  更何況,基層探索的局限性決定,僅靠一個縣市區建立起完善的財產申報公開制度以及配套制度,難度太大。首先,申報后的審查和責任追究等,僅靠一個縣市區是很難解決的。

  基於上述觀點,磐安縣能走多遠無疑令人擔憂。該縣組織部相關負責人也坦言,目前的探索也只是在“淺水區”嘗試。作為一項新舉措,它需要不斷地探索和完善。他們也在考慮能否擴大公示對象的范圍和公示內容,並用一種制度化的東西把它固定下來。

  官員財產透明之路還有多遠?

  盡管面臨諸多困難,但官員財產公開無疑是公眾極為期待的一項反腐措施。事實上,我國官員財產公示的源頭可以追溯到1987年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被提出。1994年,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將《財產收入申報法》正式列入立法規劃,但其未能實際進入立法程序,至今沒有出爐。

  199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2010年,修訂后的《關於黨員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把房產、投資、配偶子女從業情況列入報告內容,還將收入申報制度與有關事項報告制度合並,吸收了之前《收入申報的規定》的有關內容。但時至今日,仍未進入立法程序。

  多數專家學者認為,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應有三個重要環節:一是公示環節,二是對於申報內容進行審查的環節,三是對於謊報、瞞報行為進行懲治的環節。但目前黨員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只是向組織(人事)部門進行的內部報告,不是財產申報制度,也不向社會公開,“報告信息通常鎖在相關部門的鐵櫃子裡”。可以說,要麼是缺少環節,要麼是三個環節均有所折扣。

  要解決官員財產申報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官員心理的轉變是“第一道坎”。浙江大學社會學系的馮剛教授認為,官員們應該明白,“一旦進入政府部門,就成為了‘政府人’,拿納稅人的錢,公布財產,這是他們應盡的責任,這就跟你要公布你姓什麼是一樣的道理”。

  同時,有關官員財產公開的立法非常重要,這應該是一個法律制度上的東西,僅靠一兩個試點解決不了問題。“要有相應的法律法規作保障,還需要相關配套的東西。”比如對於不願執行財產申報與公開的官員,如何對他們進行處罰等。

  馮剛也提出,類似磐安的擬任財產申報與公示,實際上並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公眾更關心的,是其實際在任期間的財產收入。“還沒有當官,這個公示沒有意義。”

  其實,與我國一衣帶水的近鄰韓國,其財產申報制度堪稱典型,頗有借鑒意義。其財產申報制度早於1981年便已出台,由當時的總統全斗煥領銜制定頒布。在30年的風風雨雨中,韓國又陸續實行了金融實名制,並不斷擴大財產登記及公開者的范圍,加強對財產公開的審查。如今,“陽光法案”在普通公職人員的眼裡,已成為一種自覺履行義務的習慣。

  “其實,對於官員的財產,如今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個民間‘人肉’的倒逼機制,比如陝西的‘表哥’事件就是如此。正因為如此,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的真正建立已經迫在眉睫,哪怕你不願公開,也會有民間自發的種種措施倒逼你公開。”馮剛說。

分享到:
(責任編輯:仝宗莉、付龍)

24小時排行|新聞頻道留言熱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