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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建筑在訴說什麼——對話中國科學院院士鄭時齡

2012年09月28日09:41    來源:解放日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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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話中國科學院院士、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空間研究所所長鄭時齡

  某市“東方之門”還未戴上“世界第一門”的桂冠,卻先因形似“秋褲”而遭網民集體“吐槽”﹔自比鳥巢,卻落雞窩之諷的某市美術館,近日也因入選“中國十大丑陋建筑”候選名單而“名噪一時”。

  近年來,全國各地不斷出現造型怪異、庸俗不堪的“著名”建筑,粗暴考驗著人們的視覺。這些建筑大多在設計、建造之初,不為公眾所知,即使公眾知情並反對,也難以阻擋其“丑陋”進程。假如,屬於一座城市的地標建筑,遠離了這座城市所向往的精神氣質,游離於生活在城市時空中的公眾的文化心理,那無疑是城市公共建筑在美學和文化上的敗筆。

  建筑的丑陋,不僅僅是一種表象。日前,接受《解放周末》獨家專訪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空間研究所所長鄭時齡教授,深度剖析了丑陋建筑背后的文化生態,倡導一種可以優雅傳遞城市精神的建筑與建筑文化。

  ■在有些人的眼裡,建筑早已被異化了——高度比功能重要,名氣比造價重要,形式比內容重要

  解放周末:最近有網站開展第三屆“中國十大丑陋建筑”評選,關注和參與投票的人眾多。類似的評選還有不少,這些評選雖然不一定權威、客觀,但卻是公眾情緒的一種表達,因為人們對丑陋建筑忍無可忍。

  鄭時齡:說實話,我們所處的這個城市也有這類建筑,雖不至於列入丑陋建筑排行榜,但它們和環境顯然是不協調的。比如徐家匯天主堂旁邊的一座大樓,它的屋頂與建筑的主體關系就很不協調,而且,周邊是教堂、修道院、藏書樓等教會建筑,突然冒出一個中國古典的大屋頂,破壞了整體環境。再比如浦東陸家嘴中央商務區代表了面向未來的國際大都市的形象,而一幢170米高的金融大廈採用了仿18世紀新古典主義的風格,基座就像古希臘的神廟,顯得很突兀。身處城市空間之中,各個建筑間要彼此能夠對話,像大合唱一樣,各個聲部都要和諧

  解放周末:這個“大合唱”裡,是否時不時會冒出不和諧的音符?

  鄭時齡:是的。不和諧的音符,有很多是照搬國外的山寨建筑,美國的國會大廈、法國的凱旋門、澳大利亞的悉尼歌劇院等建筑,都可以在國內各大城市找到粗陋的仿制品。上海一所大學的新校區,行政樓是法國式的,學生活動中心“拼貼”了意大利兩幢風格完全不同的建筑……整個校園的建筑風格似乎是一個脫離了現實文化環境的“洋雜燴”。

  也有一些自稱使用中國元素的建筑,卻更像一種異化的民族印象。北京一家酒店,整幢樓就是“福祿壽”三星造型,把民間對金錢、權勢的迷戀表現得淋漓盡致。還有沈陽的一座大廈,顯示了設計者對“孔方兄”的尊崇和熱愛。從建筑美學的角度來講,這些建筑只是一些簡陋的相似性的聯想,甚至連聯想都沒有。

  解放周末:還有一類建筑,就是一味追求高大宏偉。

  鄭時齡:這是當下的一種風氣,盲目貪大,一味攀高。全世界20幢最高建筑,其中11幢在亞洲,而11幢中就有9幢在中國。據說,到2016年,全國不少二三線城市都將出現超高層建筑,某地甚至還有兩個月建成一幢比迪拜哈利法塔還高10米的大樓的計劃。這些過分高大的建筑,在其所處的環境中顯得突兀而缺乏美感,但它們卻很可能滿足了某些人對政績和榮耀的追求,在有些人的眼裡,建筑早已被異化了——高度比功能重要,名氣比造價重要,形式比內容重要。事實上,足球場那麼大的浮雕和摩天大樓那麼高的門,也僅僅是大和高的丑陋而已,公眾不會喜歡,這樣的建筑注定是悲哀的。

  ■建筑不像物理或化學試驗,不是搭積木,不能為一個結果而做無數次的試錯性試驗

  解放周末:去年,財政部和住建部發布《關於進一步推進公共建筑節能工作的通知》,要求避免建筑外形片面追求“新、奇、特”,但為什麼丑陋建筑還是不斷在出現?

  鄭時齡:通知、條例往往隻能規定數據,無法規定藝術創作的水准。更關鍵的是,有些公共建筑並沒有代表公眾審美,往往是某些利益集團、甚至個人的審美。我們知道,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是目前政府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標,而城市建設相對經濟發展來說往往見效更快,長期以來一直是很多地方政府工作的重點。“短平快”的建設節奏,加上某些領導“特殊”的審美需求,難免出現一批“非正常建筑”——它們開工快,建設快,忽略公共的美丑標准,成為權力在建筑領域的“圖騰”。要知道,審美雖然帶有主觀性,但在任何一個時代,美丑都有相對明確的公共標准,建筑也是這樣。尤其是標志性的公共建筑,必須在公共審美體系的框架內進行創作。更深層次地說,如果將丑陋作為主動策略,讓相關企業獲得額外的品牌效應,這更是對文化和審美的漠視。

  解放周末:當這樣的沒有代表公眾審美、拒絕與周圍環境對話的建筑,以強勢的姿態在城市中出現時,公眾的心理可能產生抗拒。

  鄭時齡:抗拒的產生,根源在於現在我們的一些建筑話語其實已被代表權力或資本的威勢話語所取代。舉個例子,有個房地產開發商在招標的時候,根本還沒有看到美國公司的設計方案,他就堅決地說,一定要採用美國的。后來的事實証明,在所有競標方案中,美國的設計是最糟糕的。

  解放周末:這恰恰又証實了今天中國建筑領域的一個微妙心態與現實,很多項目青睞、採用外國設計師的方案,乃至出現了一種較為極端的說法——中國成了外國建筑師的試驗場,對此您如何看待?

  鄭時齡:這話雖然極端,卻也道出了某種傾向。比如,英國建筑師扎哈·哈迪德的設計與文脈、環境很少有呼應關系,因此很少能變成現實,而在中國她卻大展身手。上海曾有一個歷史建筑保護項目請她做設計,遺憾的是結果並不理想。畢竟,即使是國際上最優秀的建筑師,他也有擅長和不擅長的東西,我們不能隻看國籍和名氣。

  其實,我對試驗本身並不反對。建筑需要試驗,就根本而言,建筑史上的每次創造都是在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都是一種試驗,建筑師永遠會面對新問題、新技術、新材料、新環境等。但建筑試驗分為物質試驗和思想試驗,思想試驗應當先於物質試驗,在以實際行動運行一種程序以前,必須在頭腦中先具有這種“程序”。建筑不像物理或化學試驗,不是搭積木,不能為一個結果而做無數次的試錯性試驗。

  說到底,試驗場的問題,不在外國建筑師,而在我們自己的選擇。現在不少大規模建設項目,邀請遠離項目所在環境和背景的外國建筑師來設計,他們對我們的城市和文脈缺乏理解,由此導致了在一張白紙上規劃歷史城市的怪象。設計者這種不受約束的“自由”,很可能傷害屬於城市自身的文化認同。

  ■建筑師自身人文素養的缺失,制造了建筑“怪獸”,也制造了建筑的輕率

  解放周末:您如何看待建筑師自身人文素養不足與丑陋建筑的出現之間的關系?

  鄭時齡:這個問題我可以借用別人的話來回答。 1985年,美國弗吉尼亞建筑學院召開了一場關於高層建筑的討論會,眾多國際建筑明星參與了討論。會議上,奧地利建筑師羅伯·克裡爾說:“身為一個藝術家或建筑師,你們是唯一可以下判斷的人,也是負全責的人。在替業主設計了很多高層建筑后,你們卻說:‘這不是我的錯,我只是替別人做事。’我想把你們丟到煉獄裡去,因為你們很清楚自己在做錯的事!你們不隻在建造建筑‘巨獸’,也制造了現代建筑的輕率。 ”現在有些建筑師就是在制造建筑“巨獸”和“怪獸”。

  解放周末:對自己設計的建筑來說,建筑師永遠不能逃避的是社會責任。

  鄭時齡:如果建筑師對自己的作品所要落實的這片地區、這座城市,大而言之是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缺乏應有的理解,甚至缺乏去理解這些元素的基本的真誠,缺乏敬畏心和責任心,就很容易簡單地以西方的某些概念和話語來抽象地看待建筑美的標准,發展到極致,就是美與丑的顛倒。

  責任之外,現在有些建筑師缺乏審美能力也是個不爭的事實。有一次看到電視上採訪日本指揮家小澤征爾,他說:“我用東方的哲學來理解西方的音樂。”但是我們建筑界現在就缺少這種理解,過去像梁思成這樣的大家學貫中西,現在我們中也不通,西就更不用說了。

  我讀書的時候,老師教導我們建筑師是樂隊的指揮,建筑的學問是廣泛的,應該熟悉現代科學、工程技術,也要學習歷史,深諳哲學,理解音樂,對天文、醫學、法律等也並非茫然無知。而現在人才培養上的實用主義,卻越來越明顯。為了適應高考制度,中學階段忽視科學教育和審美教育,使得大學建筑學專業的學生缺乏人文素養﹔大學的教育又傾向於工具理性,忽視人文理性。我曾對自己教的本科四年級學生做了一個有關課程比例的問卷調查。調查顯示,小學時期,語文課與外語課的課時平均比例為1.33:1,到高中階段,這個比例就倒過來了,大學階段則隻學外語,不學語文,外語課時遠超專業課。雖然語文課不一定就是學生學習語文的全部時間,但仍可從一個側面反映今天學生人文素質培養的某種不足。

  解放周末:這和整個社會的氛圍也密切相關。

  鄭時齡:我們現在經濟的步子走得很快,但骨子裡面的東西沒有好好面對。據統計,西班牙平均每1800個人中就有一個建筑師,美國每3000人裡有一個建筑師,而中國每3萬人才有一個建筑師。荷蘭建筑師庫爾哈斯調侃中國建筑師說:“中國建筑師的數量是美國建筑師的1/10,他們在1/5的時間內設計了數量5倍於美國建筑師的建筑,隻收取了1/10的設計費。這就是說,中國建筑師的效率是美國同行的2500倍。”我認為,要創造當代中國的優秀建筑,必須拋棄求多求快的作風,避免非理性的規劃。倫敦、巴黎、紐約、巴塞羅那等城市並不是因為大型硬件建設、大規模開發而享有盛譽,而是因為這些城市擁有特色鮮明的文化和不斷推進新觀念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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