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待消除的不和諧因素

　　我國目前正進入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階段。對於這一發展關鍵階段的特點，胡錦濤在十六屆四中全會閉幕式上作過精辟的概括，政治局常委、中央黨校校長曾慶紅在四中全會結束后，也曾有過詳細的論述。歸納起來，這個階段特點有兩個：既是關鍵發展期，同時又是矛盾凸顯期。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主任嚴書翰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採訪時說，這一階段呈現出兩種前景，一是執政黨和政府頭腦清醒，政策妥當，就可以進入社會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保持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二是執政黨和政府政策失誤，不但會使經濟停滯不前，而且會激化社會矛盾，產生社會動蕩，危及政權穩定。中央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正蘊含著爭取第一種光明前景，規避第二種黯淡前景的戰略意圖。

　　具體審視我國社會目前所存在一些不和諧因素，則能更加清楚地看出中央作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決策的深謀遠慮。

　　●社會發展相對滯后，公共資源分布不均衡。經過２６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經濟高速發展，ＧＤＰ總量增長了１０倍，平均發展速度為９．４％，是世界上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這是世界經濟史上的一個奇跡。但與此同時，我國的社會發展相對滯后，這種滯后在２００３非典考驗中暴露得更加充分。李興山說，非典時我在農村搞調查，一個地區的領導跟我說，他們整個縣隻有２台呼吸機，可以想像，如果非典傳入農村，后果將不堪設想，從中可以看出城鄉差距拉大問題和公共醫療資源短缺問題。

　　●城鄉差距、地區差距仍在擴大，分配不公矛盾凸顯。這種差距指的是相對差距：改革開放中農村發展了，城市也發展了，但是城市發展得更快。從城鄉收入來看，上個世紀８０年代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到１：１．８，９０年代就擴大到１：２．５，而到了２００３年，城鄉差距已經擴大到１：３．２，超過了３倍。李興山認為，如果將城鄉居民收入的計算方式、稅賦負擔、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因素綜合考慮，城鄉差距就遠不是３倍，而可能會有６倍以上。從地區差距來看，盡管相繼實施了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戰略，但是東中西部的相對差距仍呈擴大趨勢。嚴書翰認為，現代社會中收入差距肯定是存在的，關鍵是要保証它在一個可控的范圍內。目前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是前進中存在的問題，但是如果不能夠予以正確解決，也會危及穩定。比如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關鍵在於分配不公。目前我國存在一些非法致富現象，一些人靠鑽政策和體制漏洞而暴得大利，一些部門和單位靠壟斷而獲取超額利潤，這對群眾的情緒是一種嚴重的挫傷。

　　●一些社會群體為改革發展作出的貢獻與應得到的補償不對等。這些群體主要指農民和工人。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由於存在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廣大農民為中國工業化作出了重大貢獻。改革開放以來，盡管農民的收入狀況也得到了較大的改善，但是到目前為止，農民的人均收入還很低，負擔還很重。改革開放２６年取得的成果，農民並沒有充分分享。工人階級是中國共產黨依靠的階級，由於我國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對國民經濟作出戰略性調整，在這個過程中國企改制、搞活，致使大批產業工人下崗。這些在計劃經濟時代作出了重要貢獻的產業工人和無地農民、失地農民獲得的補償顯然是不對等的。利益失衡導致心理失衡，是當前社會情緒一個重要誘發因素。

　　●新形勢下人民內部利益矛盾錯綜復雜。１９５７年毛澤東提出人民內部矛盾的概念，主要是指思想政治上的矛盾，但是現階段的人民內部矛盾主要指各階層、各方面的利益矛盾。這類矛盾在社會經濟轉型期縱橫交織，盤根錯節，復雜異常。比如公務員隊伍內部的“３５８１”工資改革方案，在有的地方可以實行，但中央國家機關的公務員就不能實現。因為中國的中央國家機關加工資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它還含有政治因素：國家還有很多方面都缺錢，這一政策不方便實行。這僅是一個社會階層內部存在的矛盾。再比如，城鎮化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但目前推進城鎮化就涉及拆遷和失地，觸及一部分群眾的利益，這就是長遠利益與短期利益、全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矛盾。再如高收入群體中絕大部分人是勞動致富，但也存在一部分非法致富或者鑽體制漏洞致富的人，他們與尚未致富的人之間必然存在矛盾……可以說，目前我國各社會階層之間，社會階層內部，地區之間，地區內部，長遠利益和短期利益，群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等都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利益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