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世界眼光謀劃構建粵港澳合作區

　　30年前,中國的改革開放以經濟特區在廣東的深圳、珠海等地設立為標志,當前的新一輪思想解放也首先在廣東發起,而深化粵港澳合作則是廣東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重要內容。深化粵港澳合作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應從國家戰略層面重新審視和定位粵港澳合作關系,以世界眼光來謀劃和構建具世界水平的粵港澳合作區。

　　從國家戰略層面重新審視和定位

　　由於特殊的制度創新優勢、區位優勢和資源秉賦條件的比較優勢,使粵港澳三地的經濟合作不但在國際產業分工和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佔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國內區域經濟格局中也具有排頭兵和增長極的獨特作用。廣東作為港澳的經濟腹地和保持港澳繁榮穩定的可靠保障,成為內地與港澳經濟合作的“先行區”和繼長三角后的中國經濟發展重要引擎。粵港澳合作已遠遠超越區域性、地緣性經濟合作的范疇。高標准建設好粵港澳合作區,不但是推動粵港澳和整個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發展的重要動力,而且對解決台灣問題具有巨大的示范效應。因此,我們應從國家層面的戰略高度,重新定位和審視粵港澳合作,將傳統的以地方為主的粵港、粵澳雙邊協商機制轉變和提升到中央主導的三邊或多邊協商機制,建立國家級區域協調機構,加強中央在粵港澳合作中的主導性作用,建立中央政府主導下的粵港澳三邊合作機制和制度協商平台。

　　以世界眼光來謀劃和構建

　　香港是國際經濟中心、金融中心和貿易中心,廣東是世界性制造業基地和全球性產品生產、集散和銷售中心,澳門是世界性博彩旅游中心,粵港澳地區也是世界性都會區和城市群。因此,我們應該用世界眼光和全球視野來謀劃粵港澳合作,使粵港澳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一極。特別是從粵港澳金融合作和香港金融中心發展角度看,香港具有建立粵港澳金融創新圈和構建“亞洲紐約”的雄厚實力和優勢條件。如果內地特別是廣東在與香港金融合作中,對把香港建成“亞洲紐約”的系統工程給予強力支撐和全面配合,香港如果能充分利用中國內地龐大市場與廣闊腹地的優越條件,進一步深化粵港澳金融合作,延伸和擴展香港金融中心功能區范圍,就完全有可能把香港打造成為繼美國紐約、英國倫敦之后的另一個全球金融中心。

　　從廣東的經濟發展角度看,2007年廣東GDP超過3萬億元,標志性地超越了台灣,經濟總量上最終趕超韓國也僅是個時間問題(預計在2012年左右),但在經濟質量、產業結構和人均產值上,廣東仍存在巨大差距。而廣東不但要在經濟規模而且在經濟質量上趕超“四小龍”,就必須以深化粵港澳合作為契機,構建粵港澳特別經濟區為平台,成功引進香港的高端服務業和台灣、韓國、日本的高端制造業,實現廣東產業結構在全球價值鏈上的鏈節提升和結構轉型,實現從廣東加工到廣東制造再到廣東創造的升級,學習和借鑒亞洲“四小龍”特別是韓國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的策略路徑。

　　深化“一國兩制”的科學內涵

　　“一國兩制”是粵港澳合作的重要理論基礎。它開創了在不同社會制度條件下,用和平談判方式,並在最大限度地維持現狀條件下實現國家統一的先河。“一國兩制”不但是一種新的統一觀,而且是一種全新的發展模式。它把國家統一、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考慮,既實現中華民族統一的願望,也在統一過程中有效地維護港澳經濟的繁榮發展和促進內地特別是廣東的現代化建設。

　　在新形勢下,我們應通過深化拓展“一國兩制”的科學內涵,為構建粵港澳特別合作區提供理論支撐和實踐指導。在“一國兩制”條件下,一國是政治基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是基本政治制度。在過去,我們講“一國兩制”,主要是防止內地的社會主義影響和干擾港澳的資本主義,也防止港澳的資本主義影響內地的社會主義,確保“井水不犯河水”,實現“誰也不吃掉誰”。今天,為了在新形勢下進一步增強“一國”的凝聚力,減少“兩制”的摩擦力,我們應更多地研究和挖掘“一國兩制”新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指導意義,分析探討“一國兩制”給我們帶來的各種好處和便利,從而實現“井水”與“河水”的相互交融,“一國”與“兩制”的互補互利。我們應通過挖掘和拓展“一國兩制”的科學內涵,為深化粵港澳合作提供理論支撐和實踐指導。充分利用“一國兩制”給內地和粵港澳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帶來的歷史性機遇,加快粵港澳經濟的全面融合和一體化進程。

　　實現粵港澳經濟的高度融合和全面接軌

　　廣東與港澳地區地理相連,語言文化相同,在歷史上本來就從屬於統一的嶺南經濟文化單元。通過改革開放30年來的互動和合作,現在的粵港澳已高度融合和實現功能一體化,形成了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聯動格局。而在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廣東提出構建“粵港澳特別合作區”的設想,將成為新時期深化和拓展粵港澳合作的重要突破口。

　　廣東提出構建粵港澳特別合作區的另一重要動因,是內地與港澳雖然已建立CEPA架構並取得顯著成效,但隨著三地合作的深入和新問題、新情況的不斷涌現,CEPA合作架構已不足以有效解決粵港澳區域合作深化中出現的新問題。粵港澳合作模式的創新和突破口,隻能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大背景下,構建一個既能有效與CEPA架構相銜接,但又不與WTO規范沖突,而其主體功能與實質內涵又與自由貿易區相若的粵港澳特別合作區模式。我認為,粵港澳特別合作區的目標選擇,是形成內地與港澳經濟合作的“先行區”和類似於歐盟成員國間高度開放和“全流通”的大市場。

　　作者系暨南大學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