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總書記在視察宿遷時聽取仇和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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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年四月，胡錦濤總書記視察江蘇時專門來到蘇北革命老區宿遷，聽取了宿遷市委書記仇和等人的工作匯報。然而人們不會忘記就在二○○四年二月，《南方周末》的一篇題為《最富爭議的市委書記》的文章引發了一場大討論，仇和因一系列激烈的改革手段一度成為媒體爆炒的話題和互聯網上點擊率極高的名字。

　　仇和是個不折不扣的農村娃，他了解農村的一切，也想改變這一切。他的改革是從沭陽開始的，為期4年的改革，讓沭陽走上高速發展之路。

　　仇和出生在江蘇鹽城濱海縣的農村，父母都是農民，家裡原本有8個孩子，因為窮，死了兩個。在他5歲的時候，親眼看著自己的一個弟弟因為沒錢治病死掉了，而自己能上學也是犧牲了三個姐姐的上學機會才換來的。1993年他的家是全村最后一個從草房改為瓦房的。他是個不折不扣的農村娃，他了解農村的一切，也想改變這一切。1977年，國家恢復了高考制度，仇和像所有那個年代向往知識的青年一樣，一頭向知識的海洋扎去。為了實現改變農村面貌的願望，他報考了江蘇農學院，學習植物保護專業。畢業后他被分配到省農科院工作，3年后就被提拔為副處級干部。1986年，仇和被下派到徐州豐縣挂職鍛煉兩年半，靜心研究農村問題。

　　1996年12月8日，39歲的仇和以中共宿遷市委常委、副市長的身份兼任沭陽縣委書記。應該說，當時仇和很清楚地認識到他所面臨的使命有多麼艱巨。至於為什麼將這塊燙手的熱山芋接下來，他曾說：“天下最真實的官隻有兩個，一是宰相，一是縣官，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有改革的空間和余地。”

　　在接受任命以后，一位曾經在沭陽工作過的老同志萬分感慨地對他說了四句話：“來沭陽之前我的體重是120斤，走的時候隻剩107斤﹔來沭陽之前我是一頭黑發，走時則一頭白發﹔來沭陽之前我精力充沛，走時已經筋疲力盡﹔沭陽是個大染缸，你掉下去必死無疑。”老同志這四句話深深刺痛了仇和，他用了很長的時間來考慮如何清理這個“染缸”，最終得出兩條結論：第一是越亂越落后的地方越需要強硬的執政手段，否則必然被拖入泥潭不能自拔﹔第二是沭陽的落后根源於制度的落后，沭陽的改革必須通過一套切實可行的制度來保障。

　　1996年7月，經國務院批准，江蘇省委、省政府對蘇北行政區劃進行了調整，新組建的地級市宿遷市宣告成立，轄沭陽、泗洪、泗陽三縣和宿豫、宿城兩區及一個省級經濟開發區，總人口達517萬，陸地面積8555平方公裡。宿遷是全國19個革命老區之一，應該說，新組建的宿遷市一切都還停留在貧窮落后的境地。

　　仇和的改革是從沭陽開始的，為期4年的改革，讓沭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1997年以前，沭陽經濟排全省倒數第一﹔全縣38個鄉鎮有8個是省級貧困鄉鎮﹔全縣工商業普遍處於停產和半停產狀態﹔基礎設施薄弱﹔城市化水平極低。

　　1997年以來，沭陽縣超常規發展，1998年的生產總值、財政收入和農民人均收入分別比1996年增長了72.7％、41.6％和40.4％。

　　仇和行動的步伐很快，有時快得驚人。他可以用半年的時間把原來民居密集的地方變成八橫八縱的步行街區﹔可以在三天以內辦妥一個龐大的投資項目﹔甚至可以在兩周之內將一個原本垃圾成堆的縣城變得干淨整潔。一組數字告訴了我們什麼是“仇和速度”——到2000年底，沭陽共啟動民間資金15億元，新建小城鎮樓房356萬平方米，是1996年底總數的38倍。新增城鎮人口26.5萬，人口城鎮化率從7.5％上升到22.1％﹔也是到2000年底，沭陽城區新辟街道39條，新鋪水泥路62萬平方米，新建樓房198萬平方米，新增公共綠地208萬平方米———一座全新的縣城出現在沭陽百姓面前。人們每天感受著變化，感受著“仇和速度”。“我之所以凡事必採用飛快的速度，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這些措施一上馬往往就遭到爭議，甚至反對，我必須爭取用最快的時間讓人們看到結果，好的結果出來了，爭議自然就消失了。”仇和其實是在用改革的速度同反對改革的輿論打一個“閃電戰”。

　　2000年，江蘇省委副秘書長、省委政研室主任顧介康到沭陽進行了一周的經濟工作調查，在最后形成的《沭陽縣經濟社會發展調查》中，關於沭陽如何培育市場主體和擴大經濟總量得出了一個結論：把國有、集體企業改造成個體私營企業﹔把所有新上項目定位為個體私營企業﹔引導農戶“離土”創辦個體私營企業﹔支持國有、集體企業職工“轉崗”創辦個體私營企業﹔鼓勵行政事業單位干部“下海”創辦個體私營企業。一位參加調研的領導同志離開沭陽時深有感觸地說：“我感到，堅冰已經打破，航道已經開通。”當時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回良玉在讀到這份調研報告后批示：“此調查很好，讀后既令人喜悅，又使人信服，既令人振奮，又很有啟示。此典型是在不空談、不爭論和改革創新中發展的，學習推廣這個典型也必須要不空談、不爭論和改革創新，結合各地的實際謀發展、致民富。”

　　仇和的改革為他招來了更多的“罵名”。雖然是“罵名”，但仇和似乎並不在意，因為實際上，這些“罵名”主要來自那些經受不起他激烈改革的地方官員，而不是老百姓。在經濟改革方面，仇和給我們的印象是個極端堅定的市場經濟和市場主體的實踐者。

　　改革開始的階段，沭陽的百姓是吃了苦的。從定期完成拆遷規劃改造舊城建筑，到所有財政供養人員包括離退休人員扣除工資總額的10％∼20％，每個農民出8個義務工，發動全民搞交通建設﹔從縣裡所有職別的公務人員三分之一輪崗去經商，到凡是有敢在規定時間完不成交辦任務的大小官員一律離崗的如山鐵令——一切在百姓看來如疾風驟雨一般的政策無不遭到了世人的冷眼和詆毀。但在仇和冷峻犀利的眼神裡，那是無奈的選擇，是執著的痛苦，更是一種戰略性思考。一位非常了解仇和的沭陽籍將軍曾經對我們說過，“戰略家的思路是普通人無法理解的。在這方面，仇和是個戰略家。”這位將軍的家就在沭陽，當時也是被拆掉了，很多人把狀告到他這裡，他卻說：“你們要理解仇和，他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你們不遠的將來能享福。”仇和對百姓的不理解曾經表示，“不用強制力量怎麼行？中國要用50年的時間走完西方國家300年的路，那得怎麼走？隻能是壓縮餅干式的發展。”但是最讓我們感動的不是這句話，而是他那句“為公才改革，為私誰改革”，從話裡我們聽出了他內心的激蕩和矛盾。

　　仇和的“鐵腕風格”更多地體現在他反腐的手段和力度上。在沭陽實行干部任前公示的制度，胡錦濤專門作過長篇批示，后來將這一制度寫進干部任免條例，在全國推廣實行。

　　沭陽的反腐工作是從機構改革開始的。開始的時候，仇和發現自己一手推動的機構改革和人員調配總是遇到阻力，一有人事調動就有人來說情。原來1997年以前，沭陽買官賣官盛行，有的人剛花錢買了官，沒多久就聽說要被調換，當然不滿，時間一長就有了內部矛盾，互相揭發，這才讓深藏在官風不正后面的根本症結徹底暴露出來。

　　沭陽前任縣委書記黃登仁主政沭陽5年，以賣官著稱。一個隻有五個編制的開發局被他安插了7名領導，糧食局光正副局長就有16人。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俞敬忠曾在沭陽進行了一年的扶貧工作，了解到這種賣官風氣后憤然寫下《沭陽賣官鬻爵盛行》的調研報告，但終究未能撼動黃的地位。仇和到沭陽后堅持把自己的前任一查到底。

　　1997年4月，縣委、縣政府組織召開了反腐倡廉工作會議，全面實施端正官風、引導民風、淨化鄉風、樹立縣風的“四風工程”。隨后，他從外縣調來一位紀委書記，一位檢察院長，用5個月的時間掌握了大量証據，隨后到省紀委匯報案情。省紀委負責人聽后拍案而起，“馬上立案”。后來在審查黃登仁的過程中，他交代出41人買官的事實。於是仇和組織了包括這些官員在內的人去各鄉鎮觀摩，縣紀委書記王益和中途將觀摩車攔住，按照名單將涉嫌買官的人一一請了出來。那一年，沭陽一共逮捕、查處黨員干部243人，其中還包括2個副書記、3個副縣長和一個政協主席。這一強有力的反腐舉措為仇和的改革施政奠定了現實基礎。

　　1997年8月，在經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反腐斗爭后，仇和開始考慮怎樣才能真正從制度上杜絕官員腐敗的現象。在這一沉重思考的基礎上，沭陽在全國首推干部任前公示制度，把經過層層篩選、組織上擬提拔的干部的年齡、學歷、政績和擬提拔的職務等有關情況利用媒體向社會公開，歡迎社會監督。在擔任宿遷市委書記后，仇和又將干部任前公示制度不斷完善和發展，先后在宿豫實行了干部公推公選制度，在宿城實行了干部公推直選制度，在泗陽實行了干部勤政廉政公示制度。

　　用仇和自己的話說，任前公示解決了群眾對干部任用的知情權問題﹔公推公選解決了群眾對干部任用過程的參與權問題﹔公推直選解決了群眾對干部任用的具體選擇權的問題﹔而勤政廉政公示則解決了群眾對干部工作實績的監督權問題。這一系列的干部管理制度解決了一個干部從任前到任后整個過程的群眾參與問題，解決了干部隻能任、不能免，隻有入口、沒有出口的弊端，而且整個過程都是在群眾的參與和監督下進行的。

　　1999年1月，在沭陽實行干部任前公示制度一年半后，中共中央組織部派專員到沭陽調研，為此胡錦濤還專門作過長篇批示，后來將這一制度寫進干部任免條例，在全國推廣實行。

　　仇和是江蘇省第一批赴美國進修高研班的成員，《政府的革命》一書讓他用企業家的眼光審視政府的運作，審視地區的發展，使成本最低化，產出、回報最大化。

　　1995年，仇和作為江蘇省第一批高研班的成員赴美國進修，系統地學習西方政府管理和市場經濟學。他讀了很多書，其中很重要的一本叫《政府的革命》，這是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推薦給美國官員讀的，書的副標題叫“用企業家的眼光審視政府的運作”。后來他曾經說，“這本書對我啟發很大，用企業家的眼光審視政府的運作，就是把宿遷假想成一個大的企業集團，從投入產出、投資回報、成本核算的角度，來審視地區的發展，使成本最低化，產出、回報最大化。”仇和很聰明，善於學習，同時善於實踐，他后來的行為証明了他化理論為實踐的能力。

　　像治理企業一樣治理一個社會，降低成本很關鍵。面對行政機關中冗員充斥的現象，仇和曾狠下心規定，所有行政機關人員，從市裡到村裡全部採取二分之一輪崗經商兩年的辦法降低人力成本。仇和曾經說：“改革、發展和穩定都提了20年了，人們還是不明白它們的終極目標是什麼。我認為，改革的終極目的就是使依靠主觀、權力和暗箱配置的資源最小化，使依靠客觀、公開、競爭配置的資源最大化﹔發展的終極目的就是創造財富的人群比例最大化，分享財富的人群比例最小化﹔而穩定就是中等收入階層的比例最大化，兩極分化的比例最小化。要想發展，就不能有那麼多吃官飯的人，都給我去創造去掙錢。”

　　仇和的一位朋友聽說這件事以后，雖然表示理解，但仍擔心這樣會產生過大的震動，不利於他今后的工作，於是奉勸他：“二分之一是不是比例太大了，而且兩年也太長了。兩年呀，多大的變化，也許今天去輪崗，回來的時候位置都沒了，誰願意去，是不是改成三分之一輪崗一年。”在最終的權衡考慮下，仇和接受了這位朋友的勸告。

　　仇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核心目標就是提高城鄉居民的收入。他強調：“老百姓花錢總是比政府花錢有效，民間資本投入總是比官方資本投入的回報率高，藏富於政府不如藏富於民。”

　　2001年8月15日，仇和擔任宿遷市委書記。9月13日，宿遷召開了為期2個月的“宿遷市經濟社會發展軟環境整治工作會議”，用“整風”的辦法，用“三講”的精神來進行制度創新建設。

　　仇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是為標新立異而提出的，也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而是基於宿遷作為新建市的特點提出的。宿遷是江蘇農業、農村、農民“三農”比例最高，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三化”進程最慢的一個地區，區劃調整導致宿遷市處於特殊的市情、特殊的區位、特殊的地位、特定的發展階段。宿遷沒有中心城市、沒有經濟中心、沒有文化中心、沒有社會事業發展中心。

　　針對宿遷的現狀，宿遷市委、市政府制定了一個“54321”的發展戰略，就是實施五大戰略，實現四大目標，調整三大結構，提高兩大收入，建設一座中心城市。五大戰略即強農富民、工業突破、城鎮帶動、全面開放、科教興市。四大目標即改革開放大突破、經濟結構大調整、中心城市大推進、區域發展大跨越。三大結構即產業結構、所有制結構、城鄉結構，而且明確提出以城鄉結構調整為先導，帶動產業結構和所有制結構的調整。

　　這個“54321”的發展戰略是仇和為宿遷的未來構建的制度框架和發展模式，核心目標就是提高城鄉居民的收入。仇和強調：“老百姓花錢總是比政府花錢有效，民間資本投入總是比官方資本投入的回報率高，藏富於政府不如藏富於民。”

　　社會上對仇和的輿論壓力頻頻，省裡領導問他有什麼想法，能不能承受壓力，另外有什麼要求。面對領導的詢問仇和說：“我沒有什麼壓力，隻有動力和干勁兒。”

　　1997年、1998年和2003年，某家媒體曾針對仇和在宿遷的做法進行了三次報道，第一次是沭陽開設電視欄目《沉重的懺悔》，專門讓犯過錯誤的人在電視上現身說法，警示社會﹔第二次是沭陽大力進行交通建設，從所有財政供養人員的工資中扣除一部分錢修路﹔第三次是宿遷對國營幼兒園進行制度改造，一些老師不得不下海經商。

　　1998年，在媒體對沭陽扣除干部工資修路進行報道后，國務院曾專門組織調查組聯合江蘇省一行人對沭陽進行調查，調查的結果與媒體的態度截然相反。有關單位立刻在沭陽開了交通治理經驗總結大會，不但對沭陽的做法進行了表彰，還獎勵給沭陽兩台先進的鋪路設備。

　　主政沭陽三年多，社會上對仇和的輿論壓力頻頻。這時曾經有省裡領導問他有什麼想法，能不能承受壓力，另外有什麼要求。面對領導的詢問仇和說：“我沒有什麼壓力，隻有動力和干勁兒，隻要求千萬不要在外面對我產生爭議的時候調我走。”他形容自己當時是穿著釘鞋，拄著拐杖，戴著眼鏡，拎著烏紗帽干工作。

　　結果讓仇和很欣慰，2001年，他被任命為宿遷市委書記兼人大常委會主任。省委領導問他需要什麼支持，仇和說：“隻想要一個政策。”

　　於是，在江蘇省委省政府聯合發出的12號文件中出現了一條：允許和扶持宿遷在不違背國家政策法規的前提下，採取更靈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發展的新路子。這種對一個地方的明確扶持在江蘇省政府的文件中是極少見的，仇和得到了一柄尚方寶劍。

　　這是宿遷，一片生機勃勃的土地。

　　這是仇和，仍舊每天早上5點半起床，還是喜歡吃韭菜粉絲、蒸小紅薯。（來源：人民網——人民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