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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官員反思瓮安事件:敵對思維致民怨淤積

2012年04月27日07:40    來源:《中國青年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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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前,這裡爆發了一場聞名中外的大規模“群體性事件”。隻有近10萬人口的瓮安縣城,有3萬多群眾走上街頭。由於對一位16歲少女溺水死亡處置不當不滿,再加上謠言煽動,憤怒的人群先后沖擊了縣公安局、縣政府和縣委,並點火焚燒了3座辦公大樓。

  沖天大火震驚全國。1935年,中國工農紅軍在瓮安建立了長征路上第一個人民政權——桐梓坡農會。70多年后,這裡的基層政權卻遭到了質疑:她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究竟如何?反腐防變的能力怎樣?她的執政基礎是不是正受到威脅?

  在一段時間裡,“瓮安執政”成了全國領導干部的一道考題,“瓮安之問”引發了社會的深沉思考。

  瓮安人的解答是寫在現實中的。3年過去,瓮安交出了怎樣的答卷?

  信訪奇跡:80%糾紛可止於初訪

  2008年7月4日,“6·28”事件剛過去6天。龍長春從貴州省委辦公樓出來,連換洗衣服都沒帶,就直接前往瓮安履任縣委書記。此前,他的職務是銅仁行署副專員。一同“空降”的還有代縣長謝曉東、公安局長龐鴻和政委周勝。

  新班子帶著省委的基本判斷上任:“6·28”事件是當地社會矛盾長期積累,民間怨憤淤積太久的結果,是典型的泄憤式群體事件。“近10萬人的縣城,3萬多人上街,辦公樓燒著了有群眾還歡呼。”龍長春坐在車上,一位老領導的話言猶在耳:“瓮安縣委坐在火山口上了尚不自知!”

  此時的瓮安縣委大樓已是滿目瘡痍,龍長春隻能先在林業局“安營”。在這裡他劈出了第一板斧——縣委書記大接訪。“要化解民怨,就必須直面矛盾。”他在臨時辦公樓裡先豎起了“為人民服務”的屏風,又在一樓設立了信訪接待室。一時間,樓前人流熙來攘往,辦公室燈光徹夜通明。

  4天后的趕場天,公開大接訪的大棚搭到了縣城中心的廣場上。由於電視台提前發了預告,所以一大早訪民就蜂擁而至。工作人員在入口處“放號”,叫到號后,訪民按反映問題被分到不同部門的棚子裡,但許多人進場后卻直奔縣委書記的大棚。

  當天一共接訪了115個號。傍晚收攤時,上訪群眾不願離開,縣委、縣政府承諾:放號有效,下次繼續使用。瓮安縣信訪局原局長秦綜就在現場,他對中國青年報記者分析說:“這種場面表明,老百姓對新一屆縣委縣政府抱有希望。換句話說,這些信訪件能不能辦好,決定了老百姓能不能重新相信你。”

  在此后的40天裡,像這樣的大規模公開接訪又舉行了兩次。

  除了書記大接訪,瓮安還同時啟動了干部大巡訪、教師大家訪、公檢法司大聯訪、鄉鎮干部大走訪,俗稱“五大訪”。五大訪引爆了全縣的信訪潮。“2008年上半年縣上信訪隻有42件,7月4日到年底,就爆漲到2121件次3449人次。”秦綜回憶說,“許多長年積案都翻了出來。”

  構皮灘水電站移民搬遷是瓮安的一個著名積案。由於不滿安置政策,部分移民長期上訪。2004年12月,當時的縣領導帶隊到江界河村商議補償標准,談判陷入僵局。有村民將憲法拿給縣領導,讓其當眾朗讀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矛盾瞬時激化,干部群眾發生激烈爭執。不滿的移民把工作組扣了兩天,工作組最后在警察解救下才得以脫身,解救中多名村民受傷。從此,江界河移民成了瓮安一塊板結的傷疤。

  這塊傷疤不時化膿。一些移民參與了“6·28”事件,還有的移民搶佔鄉政府食堂,自己淘米做飯。2009年夏,瓮安縣工作組到江界河村進行了逐戶訪問,他們發現,僵局緣於敵對思維,對人民內部矛盾隻要工作到位,再死的結也解得開。

  新政策很快出台:願意搬遷的移民,及時補償到位。暫時不願搬的不強遷,哪天願意哪天遷,縣機關部門對口幫辦手續。實在難離故土的,政府花錢在水線上平整一塊地,供其建房安置,並由縣領導逐一“包保”。

  “移民后來大多自願遷走了,300多戶中留下的隻有20多戶。”龍塘鄉黨委書記李飛對記者說,“留下的也已安定,江界河基本實現了息訪。”

  大接訪當年接案3170件,結案率達98.1%。“6·28”前,瓮安的信訪結案率隻有18%。半年間,信訪結案率提高了80.1%,堪稱奇跡。

  大接訪次年,瓮安信訪量迅速回落,2010年下降到693起,較2008年下降68%。“80%的上訪其實完全可以止於初訪。”一份總結報告寫道,“如果基層執政得力,民怨何以如此淤積,又怎麼會爆發‘6·28’事件?”

  權力失范:干群關系扭曲錯位

  “6·28”事件其實早有前兆。

  “2008年的時候,沖突已有好多次。農民扣干部,警察抓農民,有一次水庫移民甚至沖擊了公安局。”一位瓮安老干部對記者說,“點燃縣委大樓的那把火,是遲早的事。”

  “瓮安事件的深層原因是干群關系的嚴重扭曲。”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王長江分析說,“公仆跟他的主人,在角色上出現了嚴重錯位。”

  “玉山幫”案是這種扭曲錯位的典型案例。

  “玉山幫”是當時瓮安最大黑幫。因其骨干多為玉山鎮人而得名。在2008年7月被剿滅前,它已在瓮安橫行了10年。其間,多名黑幫頭目成為中共黨員,一個黑老大的父親甚至被任命為村支書,其能量讓外間人瞠目。

  在“玉山幫”的審判卷宗中,記者看到了6名國家工作人員的名字,其中有鄉鎮黨委書記、科局級干部和公安干警等。判決書寫道:由於他們的庇護縱容,“玉山幫”得以獲得政治和經濟力量,從而發展壯大。

  中坪鎮黨委原書記楊兆明是曝光的保護傘之一。鄉鄰周知的是,他的兒子拜了“玉山幫”老大熊教勛做干爹。2005年,“老親”熊教勛看上了一座鐵礦,可當地商人的承包合同還沒到期。多次滋擾威逼無效,熊教勛即請楊書記出場“勸退”,並允諾贈送未來“騰飛”洗礦廠干股。

  此事正合楊兆明之意。他隨即伙同副書記郎永林以無証開採為由,威逼原老板退出了礦山。事后楊、郎如願各分得“騰飛”六分之一股份,先后獲利人民幣20多萬元。在“騰飛”,楊、郎也默認了職責,即提供“官方保護”。

  中坪鎮國土所曾因“騰飛”手續不全下發過十多次停採通知,但由於楊、郎屁股坐在了“玉山幫”一邊,“騰飛”每次都順利過關。郎永林事后供述,“我每月都要與國土所到各個礦山檢查安全生產,但‘騰飛’從未被處罰。即便他們單獨去的時候,也只是象征性地下過處罰單,沒有真正處罰過。”

  中坪鎮派出所原所長楊育平的“角色穿越”更為戲劇。楊育平和“玉山幫”另一老大盧寶霖是干親,兩人的合作堪稱經典。盧的生意主要是開賭場,楊在盧的多個賭場都有干股,楊調到哪裡,盧的賭場就開到哪裡。由於楊的庇護,盧的賭場形同敲詐。而且因為有此內鬼,多次打擊“玉山幫”的行動都落了空。

  具有紅黑雙重身份的楊育平多次上演無間道。2007年1月,楊得知縣公安局決意要禁賭,就給“玉山幫”傳過話去:“我們搞的賭場應該停了,不如我帶派出所把它砸了,也好給群眾一個交代。”3天后,楊帶著五六個警員沖到賭場,當場砸了啤酒機,還煞有介事地罰了“玉山幫”3000元。“兩千塊買了頭豬,所裡年終聚餐。剩下的一千元交給內勤上賬。”

  此事不僅成為楊育平夸口的工作業績,還成為他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的証據。

  在瓮安,我們經常聽到過去這種角色錯亂的故事。有警察在警局旁的飯館吃飯常不給錢,結果老板見他來就關門。有派出所經費不足,就派員隱藏在鄉村小路邊,等有人騎摩托車過的時候,突然竄出來執法,“沒有說服教育,隻有罰款放行。”一位老民警說,“有時一輛摩托車一個月能被查三四次。”

  “完全忘掉黨的宗旨和自己的身份啦。”臨危受命的瓮安縣政法委書記吳智賢對記者說,正本清源的第一步,就是要讓干部和警察知道:我是誰!

  重歸公仆:組織壓力逼出奇效

  壓力讓瓮安人警醒。醒來后首先做的就是把公仆們“趕”到百姓中去接地氣,建感情,找回自己應有的位置。這是強制性的,自干部作風教育整頓以來已問責127名干部。

  楊勝乾是雍陽鎮原政法委書記,因“6·28”事件受到處分,被調往魚河鄉任鄉長助理。深溪村是鄉裡情況最復雜的村,楊勝乾選擇到那裡“從頭再來”。

  進村第一次開大會,“那天出大太陽,主席台在屋檐下的陰涼處,村民們都坐在壩子中間。”楊勝乾說,自己剛在台上坐下,就聽到有人喊,“為哪樣你坐在陰涼裡,我們晒太陽?”“對哈,大家都坐在一起。”楊勝乾應和著趕緊把桌子搬到壩子中間。

  頂著烈日,他扳著指頭一項項地說村裡可能發展經濟的路子,村民們也一直仰著頭,仔細地聽著。那次大會后,楊勝乾成為深溪村黨總支書記。

  接著,楊勝乾為村裡引資准備發展1000畝精品獼猴桃種植基地。但一下子流轉出這麼多土地,在過去肯定要吵得天翻地覆。楊勝乾給農戶一筆筆算經濟賬,靠著增加收入美好前景說服了大家。“現在懂得了什麼是為老百姓執政。”楊勝乾總結,把自己擺在服務者的角度,用一顆公心干工作,才會贏得公信。

  治吏的同時也在治警。2011年春,瓮安公安系統選派了100名年輕干警到老百姓家去當“義工”。20天裡,跟老鄉同吃同住同勞動,不准請假,不准探視,凡私自離崗一律關禁閉7天。

  中坪鎮派出所民警曹開野被派到一個小山村住戶,一落腳,房東就問他:“你還記得我嗎?”曹開野馬上愣住了。

  原來,2007年一個冬夜,這個村民曾到派出所報案,說自己的耕牛被盜,因此類案子費時費力,曹開野不積極:“太晚了,明天再去看吧。”村民重復了很多遍心中的焦急,沒能說動小曹出警。第二天,小曹又因為有其他事情,最終沒去勘察現場。

  “你知道嗎?我那天特別失望。其實也並不指望能找回牛,只是希望在最害怕的時候,你們能起點震懾作用。”那個老鄉說,“可我連這都沒得到。”

  此時留給曹開野的隻有痛悔。“那次活動回來,許多人的總結都寫成了檢討書。”

  “瓮安現象有很強的自上而下的組織內管束特點。”王長江教授說,“而這裡的作風轉變之所以效果好,是因為他們不僅有風暴,還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制度。”

  瓮安縣委組織部率先試水建立了“基層組織局”。他們首創了機關和基層黨支部“雙向組織生活”。“現在縣鄉村干部都實行了‘寫民情日記’、‘記民情台賬’制度,以檢查干部下基層的情況和對農戶的了解。”瓮安縣委常委、組織部長彭志偉說,“這些記錄都是提拔任用干部的依據。”

  最有特色的是副科級干部任村支書的制度。目前已有49個副科級干部任村支書,約佔全縣村支書總數的一半。這種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瓮安做法,在這裡還真起到了立竿見影的作用。

  熊永忠是銅鑼鄉著名的上訪戶。他所在的村組大片林地因構皮灘水電站的興建而淹沒,可國家給的補償款卻被原村支書廖德雲私吞了。后來廖德雲被判刑,可他的家族勢力仍非常強大。討款無果,熊永忠隻有不斷上訪。

  2011年8月,銅鑼鄉黨委換屆,熊永忠再次上訪。令他意外的是,新來的黨委書記宋華當場表態,15日內肯定給個答復。此時正值瓮安縣推行副科級干部任村支書制度,銅鑼鄉黨委將副書記下派村裡兼任村黨總支書記,同時將臨近兩村的黨總支副書記實行異地交流任職。

  由於排除了人為干擾,實地調查很快就有了結果。12天后,宋華等人到熊永忠家商議,聽取意見,最后決定用一筆專門的資金解決問題。

  等到這個結果,熊永忠大喜過望:“多年的上訪路,走到這裡,算是到盡頭了。”

  不僅如此,在多次目睹了鄉干部的新作風后,熊永忠將一份入黨申請書交給村黨支部,他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為老百姓干事的黨,值得加入!

  立黨為公:利益切割標示執政理念

  瓮安礦產豐富,自古就流傳著“誰能識得破,金銀用馬馱”的詩句。如何切割好這塊“肥肉”,一直考驗著瓮安的基層政府。

  瓮安的磷礦大多在玉華鄉,這裡也是礦群矛盾最尖銳的地方。由於礦產的開採,當地地下水源曾被挖斷,人畜飲水發生困難,而地基的下沉,也導致一些百姓的房屋開裂。

  “政府的稅收增加了,老板腰包鼓了,村民非但沒有受益,甚至還受了損失。”玉華鄉鄉長張林才說,“這樣的發展怎能不累積危機?”

  2007年4月,玉華鄉岩根河村田壩組村民與當地礦產開發公司發生糾紛,在解決過程中,村民又與政府人員發生沖突,13名村民被拘留。隨后村民沖擊了縣公安局。“6·28”事件當事少女的干爹也曾參與此事。一年后,正是他用冰棺保存少女遺體,導致事態向惡性發展。

  “參加群體性事件的許多人其實並沒有什麼政治訴求,大多是因為具體的經濟利益問題。”王長江說,“對於人民內部矛盾,解決的關鍵是切割好利益。執政黨要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謀利益,這是瓮安人用血換來的教訓。”

  2008年10月,瓮安縣人大通過了《關於建立瓮安縣和諧礦區建設基金的議案》,制定了“誰開發、誰保護,誰引發、誰治理,誰破壞、誰恢復,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明確礦山開採業主的責任,保証治理資金和治理措施落到實處。

  在新理念指導下,玉華鄉解決了一樁歷史公案。牛宮村由於礦產開發,許多農民失去土地,生活無著。運輸礦石是很大一塊肥肉,可鄉裡的車隊長期交給私人老板經營,村民得不到一點利益。為此,失地農民常常堵路。

  “6·28”后,玉華鄉動員老板退出車隊,然后成立了“北斗裝運有限責任公司”,村民一人一股,每股2500元,總集資120萬元。公司雇佣經理班子負責運營,除提取一定公益金幫助村裡的孤寡老人,紅利年終均分給每個村民股東。2011年,每個股民都分到了2000多元。

  “公司制度非常嚴密。每年出生的嬰兒在次年入股。”總經理舒泇華說,“公司成立后,再沒發生過堵路,一堵路,就損害自己的利益啊。”

  切民間資本的蛋糕不易,切政府自己的蛋糕更難。

  這方面,瓮安也有教訓。2007年前,瓮安縣工農業產值和財政總收入都增長很快,但用於民生的支出卻很低,以至怨聲載道。

  對此,瓮安一中校長李鳳奇的感觸最深。在他的記憶裡,2008年以前,政府不但不對學校發展投入經費,還要將學校收費中的40%交給財政統籌,“2007年瓮安一中就‘統籌’走了116萬元。”有校長曾經跑到教育局局長辦公室去爭取、吵架,還是依舊統籌。

  當時,瓮安全縣3200多名教師承擔著近8萬中小學生的教育任務,其中瓮安一中的師生比達到1︰30,全縣人數最多的班級有145人。“全縣初、高中校內住宿隻能容納2000多名學生,七八千名學生在校外租房居住。”李鳳奇說,“由於管理跟不上,黑社會勢力慢慢滲透到學生中間,‘6·28’事件中,青少年成為參與的先鋒。”

  痛定思痛,瓮安縣領導在反思會上表示:“就是砸鍋賣鐵也要先把民生的欠賬還上!”2008年以來,瓮安縣償還教育歷史欠賬4826.77萬元,投資3.06億元建設和改擴建重點學校,籌資3978萬元改造了一批農村初中和薄弱學校。縣城學校每班學生變成了60人左右,校內宿舍也基本滿足了需求。

  觀念一變,思路大開。征地拆遷是各地政府最頭疼的事,然而瓮安縣城改造實施3年,涉及到的4000多拆遷戶卻無一上訪。“根本原因就是讓利於民。”瓮安縣委副書記、縣長尹德俊說,“把利益多切一點給老百姓,是市政工程,就切政府的﹔是商業開發,就切開發商的。”

  瓮安的補償政策確實優惠:對縣城居民拆遷執行“拆一補一,結構陳新不補差”政策﹔將農民土地征收補償標准從每平方米25元提高到43.09元﹔對失地農民的安置方式由原來單一的貨幣安置,轉變為小城鎮安置、貨幣安置、劃地安置、社會保障安置等多種安置方式,讓百姓自主選擇。

  如此力度的讓利補償,在全國也是超前的。有人曾經提醒瓮安其中的風險,但瓮安縣委的回答是:“發展是為了人民,隻要有利於老百姓的利益,就值得干。”

  還權於民:百姓評判永葆警醒

  通過過去3年多的治理,瓮安的成績單十分靚麗:全縣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7.3%,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7%。2011年,瓮安實現縣內生產總值52億元,財政總收入7.5億元,分別是2007年的2.37倍和3.13倍。

  2011年群眾對干部滿意度比2007年增長57.2個百分點,群眾安全感指數比2007年增長38.65個百分點,排名全省第2位,尤其是人民群眾對公安機關的滿意度從2007年的全省墊底提升到全省第1位。

  瓮安的未來也十分光明。一個以縣城為中心的60平方公裡規模的城市雛形正在顯現,瓮安工業園區已經吸引總投資216億元的57個項目落地建設,農民工創業園及瓮安職校正在工業園區內建設。更讓瓮安百姓欣喜的是,縣城到貴陽的高速公路將於今年開工,建成后將使到省城的車程縮短到1個小時之內。對瓮安這樣一個資源大縣來說,這無疑將會如虎添翼!

  “從大亂到大治,瓮安所做一切的根本就是回歸黨的宗旨。瓮安的實踐也証明,執政者隻要醒著,就有的是辦法去解決問題,攻克難關。”王長江分析說,“但是,怎樣才能保証執政黨永遠警醒,不再睡去?”

  王長江曾在瓮安干部陪同下去參觀原縣委大樓的廢墟。大家議論說,這是對執政者的警示。

  回到賓館,王長江和瓮安縣干部一起討論起了黃炎培與毛澤東的“窯洞對”。

  67年前,黃炎培先生曾在延安對毛澤東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瓮安就是按這個思路在探索,有了脫胎換骨的變化,我們對瓮安也應該有新的解讀。”貴州黔南州委副書記、瓮安縣委書記陳昌旭對記者說,“瓮”字由一個“公”和一個“瓦”組成,“公”代表立黨為公,“瓦”代表群眾,隻有“公”字當頭,才能贏得群眾擁護,隻有做到“公心、公開、公平、公正、公信”,才能實現瓮安“政治安定、社會安穩、生產安全、干部安心、群眾安逸”。

  目前,瓮安已普遍推行了村務民主決策的‘一事一議’制度、科級干部由群眾考評組“下評上”考核制度、各級政府部門公開承諾制度等等。

  今年2月23日,瓮安舉行了一次承諾大會。全縣23個鄉鎮、81個機關單位的負責人在電視鏡頭前,用普通話對2012年的工作作出公開承諾。“諾而必為,為而必力,言出必行,行必有果。”陳昌旭說,“這就是要對所有承諾的工作,讓老百姓可以一條條地對照監督。”

  讓干部們印象深刻的,還有2010年的村(居)民委員會換屆“海選”。

  “民主是一個多環節有機聯系的系統。在中國現實情況下,選舉環節的單項突進,並不一定會有期待的結果。”王長江說,“這不能成為不搞民主選舉的理由,總得開始,發展民主的問題要靠民主的發展來解決。”

  2010年的“海選”就是這樣的“漸進”。全縣有21個鄉鎮的24個村、1個居委會進行了“海選”,佔應選村(居)數的25.8%。

  “海選”不確定正式候選人,公開報名競選,村主任、副主任在選舉會場向選民發表競職演講,由選民直接投票選舉。“競爭非常激烈。”一份工作總結寫道,“最受村民青睞的還是憑自己雙手富起來的人,竟然有107個農村產業帶頭人和164個農村經濟能人進入村委會。”

  在這次選舉中,36.4%的原村(居)主任沒有連任,而新當選的副主任則佔到83.6%。這讓村干部們第一次切實感到了壓力。

  “隻要執政者的動力和壓力都是自下而上的,都來自於內部,來自於老百姓,瓮安就一定能夠長治久安。”王長江說。
(責任編輯:段欣毅、仝宗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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