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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感慨個體戶群體成改革棄兒無人替其說話

林衍

2012年04月25日07:39    來源:《中國青年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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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河露天市場的一位個體戶
貴陽附近小鎮上的小商販
倫敦市內一輛加勒比海移民經營食品的流動廂車
改革開放后第一份個體工商業營業執照


  個體戶老王決心“向中央討個公道”。

  他先查詢114,然后花費整個上午,相繼打了十幾個中央政府部門的電話。和大多數求助者一樣,他不敢留下自己的名字,隻說自己姓王,在成都做手機維修生意。

  “現在的社會是個啥子情況,我都搞不懂了。每個部門都有權力加一些條件,讓老百姓辦不成事。你們不厚道,老百姓咋個厚道!”他的語速很快,帶有濃厚的四川口音。這句話在那天上午說了很多遍,每一次他都希望,能得到一個像樣的回答。

  現實中,隻有一個人主動留下了老王的聯系方式,還跟他說了好幾句“對不起”。這個人叫張道陽,是國家工商總局個體私營經濟監管司的一名副處長。

  最近,中國青年報記者給這位年輕官員發去採訪郵件,很快得到回復。

  他這樣寫道:“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有大量底層農民要從做攤販開始進城謀生,並通過個體經營最終融入城市。但在這個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幾千萬個體戶的聲音和利益卻往往被忽視。”

  他希望有人去關注老王的生活,及其身后幾千萬個體戶的生活,因為在當今中國,“個體戶問題絕不僅僅是純粹的經濟問題,更事關社會公正,甚至直接關系到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

  我們自己養活自己,也算危害國家利益?

  參加工作9年來,張道陽幾乎每天都能接到求助電話。來電者往往說著不同的口音和相似的遭遇。一些個體戶執拗地相信,“上達天聽”總會得一個公道﹔另一些人則選擇把打通的電話當成憤怒的宣泄口,不由分說地罵出“王八蛋、官僚主義”這樣的字眼。

  面對這些來自天南海北的質疑、委屈以及期望,張道陽並不忌諱用“麻木”這個字眼形容自己,“就像是法醫看慣了死人一樣”。

  今年3月中旬,他接到了老王打的那個電話。

  和大多數個體戶一樣,老王來自農村。10年前,他放下鋤頭,帶著一點“成為城裡人”的小夢想來到成都。進城的第一個月,便因為“個子比較小”,“又沒得技術”,被欠了200多元的工資。后來,他當上了個體戶,干過廣告燈箱生意,如今做手機維修。他的攤子過去曾有營業執照,但幾年前因沒有按時參加年檢而被吊銷。

  2008年,成都市創建文明城市,為消除無照經營,市政府指定工商局給不能滿足辦理工商登記條件的小商販頒發了“靈活就業(營業)輔導証”,但有效期最多3年。

  就在同一年,財政部、發改委、工商總局聯合下發通知,決定全國統一停止征收個體工商戶管理費和集貿市場管理費。因每年能為個體戶減負上百億元,這項新政曾博得一片叫好聲。

  去年,“輔導証”到期,老王想再辦個正經的工商營業執照,卻遭遇踢皮球的尷尬——當地工商所以房子沒有產權証為由,要求他出示街道開具的場所合法使用証明﹔而街道則稱“我們只是個民間組織,沒資格同意或者不同意”。

  前一年還合法的老王就這樣成了“非法”,這事兒讓他想起過去還收管理費的時候,“追著我們辦執照,不去辦就處罰,這種事情多?!”沒有營業執照,罰款是逃不掉的,連發票也隻能買假的,執法者說他是“危害國家利益”。

  他把這段經歷講給了電話那頭的張道陽。

  “什麼是國家利益?國家利益的第一位不是滿足每個老百姓的生存需要嗎?我們自己養活自己,也算危害國家利益?”他連珠炮式地發問。

  長期參與個體私營經濟登記工作的張道陽告訴他,按照中央頒布的《個體戶條例》以及國家工商總局的相關政策規定,他“應該可以”通過合法途徑登記為個體工商戶。

  “我們不跟中央打交道,我們跟地方打交道。每一級部門都有權力增加個說法卡我們,合法的生意,卻得干非法的事情才能把錢掙到,老百姓日子咋過嗎?”像是找到了出口一般,老王沖著話筒吼道。

  老王的連珠炮擊中了張道陽。放下電話后,他想了許久。

  “他的遭遇並不新鮮,但這番感受,卻無意中替數千萬在底層努力經營、希望讓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幸福一點的個體戶發出了聲音。”4月初的一個午后,張道陽坐在辦公室裡接受了媒體採訪,手邊是幾摞厚厚的公文。

  張道陽說,自己平時常會與一些學者探討經濟問題,但隻要聊起個體戶,很多頗具聲望的學者都說自己“沒有什麼深入認識”。在經濟學已成顯學的今天,他發現,中國竟然連一個專門研究個體經濟的學會都沒有。

  這讓他感觸頗深,“許多利益群體都有代言人,但底層的這些個體經營者,好像沒什麼人給他們說話。”

  事實上,截至2010年年底,全國共有個體工商戶3452.89萬戶,從業人員7097.67萬人,如果算上“非法”的存在,中國的“個體戶”問題關系到上億人的生計。

  張道陽表示,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可能一輩子都與什麼科技創新、財富積累沒有任何關系,他們每天辛苦經營,只是養家糊口,只是為了生存。

  在發達國家,這個群體通常被叫做小商人。一個普遍的共識是:個體經濟的繁榮與社會穩定緊密相關,與弱勢群體的生存權緊密相關,其意義在於,能讓更多的人有機會參與發展。

  “當今中國,還有這麼一大群人,他們分得的利益比例與社會發展的速度遠遠不相匹配,屬於相對被剝奪的群體。”張道陽嘆氣道。

  店還沒開,審批就把你審死了

  在那次20多分鐘的通話裡,老王說了這樣一句話:“各個部門都不厚道,他們要把他們的利益考慮完了,再來考慮老百姓的利益。”

  這讓張道陽想起,在一家他常去的超市裡,有一個縫衣服的小販,最開始在顯眼一點的位置擺攤,后來因為“沒有孝敬店長”,就被調到了消防通道裡。

  “一個店長,本身就是個雇員,都有這麼大權力,而處在底層的個體工商戶卻一點反抗能力都沒有。”張道陽感嘆,“你就可以想見,有多少管理部門,有多少強勢者,就有多少類似的事情發生。傷害他們越重,他們孝敬就越多,惡性循環。”

  另一次,張道陽到外地調研,遇到一個在公寓樓裡開美容院的女老板。在申請營業執照的過程中,美容院卡在了其中一項行政前置許可(審批)上。執法人員對女老板說:“你不達標,我不管你也行,你每年給我拿6萬塊錢,上面有檢查的時候,我給你打電話,你關門幾天。”對這家美容院來說,6萬元意味著一年請了兩個雇工去伺候這位隊長。

  實際上,許多個體戶有著與這位女老板相似的遭遇。在我國,涉及工商登記的前置行政許可(審批)起碼有100多項,這意味存在相當多的行業,要想在其中經營,拿到營業執照之前,總要碰上一兩項前置許可的坎兒要過。

  張道陽向記者講起了他參加立法工作時,曾整理過的《網民意見建議》,裡面收集了8000多條個體戶和基層工商人員的建議。

  “一些前置審批部門坐享其成,有利的搶著,沒利的推著,隻坐在家裡要錢,心情好了,請我吃喝了,上貨了,有關系了,就給你辦﹔否則今天推明天,明天天兒不好,后天不在,任你跑斷腿,看你敢不來求我?店還沒開,審批就把你審死了!”

  “要提醒法律制定者,在制定條款時多考慮一下,該條款會不會被某個執法單位當成利益杠杠去卡老百姓,去扒老百姓的皮。因為這種情況在咱們中國是最普遍的問題,往往執法者扒了你的皮后,還指著某某條款振振有詞地問你,你懂法嗎?”

  張道陽管這些個體戶叫“唐僧肉”。他說,在相對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裡,遵循高風險高收益的原則,自己做經營的人,其收益總要略好於普通勞動者。但在中國則恰恰相反,如果有一份體面穩定的工作,“往往沒有人願意擺攤開店,方方面面的成本太大”。

  一家日收入不到700元的小型網吧的老板,曾將一份年關送禮名單挂到網上。每到過年,他都要包上20個紅包,“每個紅包1000元是不能少的”。

  與此同時,在這套外表光鮮、監管嚴格的管理體制之下,一個值得玩味的現象是,很多地區都出現了“個體大戶”現象。張道陽告訴記者,有的夜總會要雇佣幾百人,卻可以登記為個體戶,從而避開高額稅負,就像開著寶馬車買經濟適用房一樣,很滑稽。

  你們是光彩的人,走的是光彩的路,個體經濟的事業是光彩的事業

  事實上,在改革開放初期,“個體戶”3個字曾象征著自由與希望。

  1979年的2月同時發生了兩件事,一是知青返城大潮開始,二是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第一個有關發展個體經濟的報告。

  曾是“資本主義尾巴”的個體經濟,其合法性第一次在模模糊糊中得到了確認——做生意不用再逃了。

  在一組名為“看看八十年代中國的個體戶們”的照片裡,能找到挂著“文明經商”、“禮貌服務”白底紅字招牌的路邊攤﹔有留著剛興起的“青年頭”的小伙子,當街支起縫紉機為顧客縫補衣服﹔還有沾滿污垢的灰白色鐵爐,上面架一個熱氣騰騰的鋁盆,裡面盛著茶葉蛋。

  1980年,20歲的章華妹領回了一張用毛筆書寫的營業執照,編號是10101號。這個賣紐扣的溫州姑娘因此被載入改革史。同一年,合眾國際社的記者龍布樂來到北京,走進隻有3張桌子的“悅賓飯館”。他寫道:“在共產黨中國的心臟,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業正在狹窄的胡同裡恢復元氣。”

  很快,個體工商戶的數量便從1978年的14萬戶發展到1986年的1211萬戶。

  當時,個體戶、私營業主和企業承包者屬於中國的高收入階層,“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是一句流行的順口溜。《中國青年報》1984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當年最受人們歡迎的職業前三名分別是出租車司機、個體戶和廚師,而最后三名則分別是科學家、醫生和教師。

  在那段日子裡,還發生過一件饒有意味的事。

  盡管在政策上給個體戶開了口子,但在人們的觀念裡,干個體仍然是件不光彩的事情,連找對象都困難。

  1983年8月,在北京郊外的一個機關招待所裡,勞動人事部培訓就業局召開了一次城鎮青年就業先進表彰大會,400多位代表中不乏以捏面人、修自行車為業的個體戶。其間,個體戶代表們聯名寫信給大會,希望能親眼見一見黨中央的領導。一個叫成曾樾的年輕干部起草了一封信,並在信封上寫下“呈胡耀邦總書記”。

  信送到中南海的第二天,大會便得到了胡耀邦同志要在懷仁堂接見全體代表的通知。

  8月30日,十幾輛轎車魚貫駛入中南海。一個叫彭小平的個體戶特意捏了一組“八仙過海”當做禮品,而來自廣東的個體戶榮志仁甚至得到與胡耀邦近距離交流的機會,“一伸手就可以摸到”。

  這個以搞學生餐出名的個體戶回憶道:胡耀邦問我,你當時為什麼賣腸粉,有沒有心理負擔?我說有,覺得不是很光彩。他馬上說,誰說你們不光彩,你們是光彩的人,走的是光彩的路,個體經濟的事業是光彩的事業。

  座談會后,胡耀邦隨即在懷仁堂發表了《怎樣劃分光彩與不光彩》的講話。胡耀邦說,請同志們回去傳個話,說中央的同志講了,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廣大勞動者不向國家伸手,為國家的富強,為人民生活方便,作出了貢獻。黨中央對他們表示敬意,表示慰問。

  張道陽告訴記者,中國個體勞動者協會有本雜志叫《光彩》,其名稱就來自胡耀邦的這次講話。

  1987年,國務院頒布《城鄉個體工商戶管理暫行條例》。在那段個體戶的“光彩歲月”裡,一位美聯社記者曾專程來到北京錢糧胡同,拜訪一位將3台縫紉機抬進臥室、辦起私營西服縫紉店的婦女。該記者在報道中這樣評價眼前的個體戶:“她在賺錢,也在創造中國經濟史。”

  人要能挺胸抬頭邁過去,這才叫門檻

  張道陽曾經問過單位裡親歷過改革初期的老同事,那個年代的經營環境是什麼樣子的。親歷者告訴他,那時候的市場很簡單,要拿到經營執照很容易,“也沒有什麼人來折騰你”。

  某種意義上,在改革開放初期,大部分計劃經濟部門並沒有將精力放在非公有制經濟上,嚴格的管理沒有輻射到新興的個體戶群體。

  張道陽將1995年稱為分水嶺。那一年國有企業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實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戰略。監管部門也隨之轉型,紛紛“把觸角伸了出去”,更多地騰出精力面對所有市場主體。事實上,正是1995年前后,大量行業管理法出台。據他觀察,各部門在立法過程中普遍借鑒國際標准,標准“偏高偏嚴”。

  張道陽認為,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特別是出於對資源、環境、市場秩序等多方面的考慮,確實應該對各種行業設立相關行業進入標准。

  “但這個標准應當實事求是。”他話鋒一轉,“個體經濟的特點就是多層次性。在我國,仍然存在相當多不發達地區,即使在發達地區,也存在相當多不發達角落。就像國際上討論溫室氣體排放標准要考慮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一樣,國家的標准也要考慮廣大底層民眾生產生活的現實情況。在這背后,是對個體發展權的尊重和保護。”

  他說,如果全國都用一把尺子去評價,無異於通過立法,“合法地把很多人劃入非法范疇”。這會造成極大的灰色地帶,尋租將反復出現。

  《網民意見建議》裡,“創收”這個詞不止一次出現。張道陽坦言,越到基層,部門利益表現得越明顯,“每個部門都會想方設法在自己職權范圍內攫取最大利益,把權力用盡”。

  張道陽喜歡將一刀切的政府管制比喻為“門檻”。“門檻是必須的,因為它可以擋水。但人要能挺胸抬頭邁過去,這才叫門檻。如果我把門檻弄得非常高,你隻能爬,或者求著看門的人拉你過去,而邁過去以后就沒人再管你了,那門檻的意義是什麼呢?就是為了你進門的時候難為你一下嗎?”

  2009年,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何兵曾對攤販經濟進行過實証研究。他認為,過嚴的政府規制,大幅提高了商販的經營成本,商販又不得不將成本轉嫁給市場,便會直接導致食品安全問題。

  張道陽與何兵看法一致。“人啊,隻要覺得生活還有奔頭,有前途,有希望,就會自覺地講誠信。你把他逼得沒有前途了,沒指望了,他還講什麼誠信?”他皺著眉頭說道。

  在一次赴日本考察時,他聽過這樣一件事:有個賣米的商人因為向酒廠提供了變質的大米,導致酒廠因生產劣質清酒被媒體曝光,賣米的商人竟然因此絕望自殺。

  當地商人告訴他,在自然形成的市場環境裡,人們會自覺地遵守公序良俗,賣變質米的商人被曝光后名聲掃地,以后不會有人再和他做生意,他也就無法生存了。這樣的環境裡,小商人都很珍視自己的商業信譽,有很多家庭經營、父子相承的手藝世家和餐飲老字號可以世世代代做下去。

  張道陽說,販夫走卒、引車賣漿在中國自古有之,並沒有現在這麼多形形色色的監管門檻,小商人同樣全靠誠信經營。

  “他們幾十年幾百年都那麼賣,其產品也未必比現在的更不安全吧?”他反問道。

  個體戶問題已經從改革問題轉變為社會公平公正問題

  面對個體戶所遭遇的種種困境,有人曾評價,這是個從“改革先鋒”變成“改革棄兒”的群體。

  張道陽則察覺到,30多年來,個體經濟的形態並沒有多大變化,但這個群體的組成成分已經改變。

  他的感覺是:在改革開放初期,作為最先沖破傳統體制的力量,個體經濟比傳統的計劃經濟高效得多,而其參與者也是那個年代最渴望經濟自由的一群人。但改革至今,多層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呈現,個體經濟變成弱勢的經濟形態,並不會給政府貢獻太多財政收入,其組成成分也轉變為以謀生、糊口為主要目的的城市底層群體,特別是大量進城務工、創業的農民工群體。

  這意味著,個體戶問題已經從改革問題轉變為社會公平公正問題。

  張道陽遇見過一個年輕的個體戶。這個22歲的年輕人這樣描寫自己的生活,“從7歲開始我的生活就不那麼明亮了”。他從小陪著父母在菜場裡做生意,還要照顧風癱的爺爺。還是小學生的時候,他便在作文裡許願:“希望有一個可以安心奔生活的地方,讓每個人都可以勤勤奮奮安安穩穩地過上他們的日子。”

  一篇2009年發表、題為《北京外來農民個體戶經營現狀調查研究》的論文指出,進京的農民個體戶年平均利潤呈逐漸下降趨勢。90%以上的受訪者提到,以前隨便做點生意都賺錢,現在卻是稍不努力就賠錢。

  另一個現實是,政府對於個體戶的扶持政策面臨“制度性冷漠”。

  據張道陽觀察,每年進行就業統計的時候,往往會把個體戶的數字納入中小企業計算,而要扶持中小企業的時候,登場的卻都是衣著光鮮的企業家,不會再有人“搭理個體戶”。

  “扶持對不上口,人家嘩啦嘩啦打麻將,沒人陪你打扑克。”張道陽解釋道,某些政府部門分配社會財富的過程,往往是誰有能力誰爭取,而個體戶“連爭取的能力都沒有”。

  “歸根到底還是發展觀的問題。很多官員想的是,這些人對GDP沒有多大貢獻,對財政也沒有多大貢獻,為什麼要扶持他們?更何況,他們當中很多還是外來的農民工。”張道陽說。

  《北京外來農民個體戶經營現狀調查研究》一文還指出,城市中的經營性房屋租金越來越高,很多農民個體戶不得不集中到四環甚至五環外,或者在城市中做流動攤販。

  張道陽的幾個高中同學,在中關村最紅火的時候租了櫃台掙了點錢。有眼光的買了櫃台,如今還能經營下去。另外兩個人則選擇了離開,因為房租把絕大部分利潤都吃掉了。他們對張道陽說,在中關村買東西,恐怕一半以上都是消費陷阱,沒辦法,“不騙,就干不下去”。

  回到老王,他的小鋪子有30多平方米,搭在成都市的一座立交橋下面,每月要交的租金是1000多元。這是他奔生活的地方,也是他的“家”。他和父母以及上初中的兒子4個人都住在鋪子裡。在干個體的前兩年,他掙了兩三萬元。老王曾經想,再掙上幾萬塊錢“就能買房子了”。

  “現在?買房?想都不要想,這是啥子生活喔!”39歲的老王憤憤地對記者說,“我干了10年喔!”

  “過去老百姓講‘吃瓦片兒’的成了現在的食利階層,而那些個體戶忙碌終日卻難有回報,說明現在這個分配體制是有問題的,缺乏活力的。”張道陽談起同學和老王的境況,“過去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整個蛋糕做得很大,強勢者吃完了,還能剩下一塊兒,別人也夠吃。現在速度要降,強勢者如果還像以前那麼吃一大塊,這上億的處在弱勢的個體戶還分什麼啊?”

  他注意到,在美國紐約市曾發生過一件與小商人有關的事情。

  有議員提出,對紐約一直允許的佔道經營加以“有條件”限制,結果被大部分議員否決,理由是,取締佔道經營將使一部分“新移民”、“小生意從業者”的生存權利受到“可想而知的傷害”。

  目前,紐約有超過1.2萬名有執照的街頭小販,86%都是外來移民,其中人數第二多的恰恰是來自中國的小商販。

  張道陽評價道,一個窮人過不好的社會,富人同樣不會過好。而對一個國家而言,“公正地尊重和維護每個公民的發展權比什麼都重要”。

  一個城市的繁榮,絕對不只是富人的繁榮

  有一年,張道陽去倫敦考察。在一個停車場內,他看到了一輛經營食品的流動廂車,車身印著加勒比海風貌的圖案。他上前了解,原來這是一個加勒比海地區的移民,靠做小生意為生。經過多年的努力,他和家人已經住進了當地社區,逐漸融入了英國社會。

  “一個城市的繁榮,絕對不只是富人的繁榮。”張道陽有所感悟,專門拍下了這個場景。

  他發現,在發達國家,有大量新移民均是通過個體經營成為城市經濟社會生態中的組成部分,並逐漸融入城市。

  在張道陽看來,這同樣也應該是中國完成城市化進而完成現代化的路徑選擇,“單純打工的農民,無力維持自己和家人在城市中的生活,並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他甚至想象過一個中國城市化進程的理想模式:一個農民工,通過打工積累一點錢、增長點見識,然后可以在城裡擺個小攤或者開一個小鋪,有穩定的收入,他的家庭從此生活在城市裡。他的孩子呢,就可以在城市接受現代教育,成為國家潛在的人才資源。第一代的農民工本人終生可能只是個城市裡的小商販、個體戶,但他的孩子可能就是個出色的醫生、工程師、科學家。

  但這只是想象。張道陽隱約感到,近幾年,因為各種或明或暗的成本,許多懷有此類美好憧憬的農民工兄弟,離他們的夢想似乎越來越遠了。

  一個廣東的小伙子,曾用打工掙來的錢開了家小店,賣手機。干了兩年,現在一個月下來還賺不到1000元。他寫道:“沒辦法,做完今年看來也要關門了。中國又少了一個個體戶,多了一個農民工。”

  成都的老王同樣感到營生不易。他說,現在生意不好做,一年隻能存上幾千塊錢﹔娃娃初中要畢業了,沒有資格參加中考。但他同時告訴記者,農村也回不去了,“從鄉鎮到村裡的路,隻有車輪子上沒長荒草”。

  他如今的願望是,辦下營業執照,再辦個5年的居住証。他堅持說,哪怕給他一個很小的門臉,就能養活一家人。

  在採訪當中,張道陽向記者推薦了一位美國社會評論家發表於1902年的一篇文章,題為《與貧民窟的斗爭》。文中,他專門用鉛筆標注了兩段話:

  “我們總要伸出手,將那溺水者從水中拉出的。現在是時候了。再晚一點,我們恐怕將難逃被溺水者拖下水去而一道沉沒的危險。”

  “不管我們是否擁有兄弟情誼,我們本是兄弟同胞。假如不給紐約下東區桑樹街的人以兄弟情誼,我們要想在第五大道繁榮區找到善良公民的美德則是徒勞的。”

  多年來,每到一個地方,張道陽總要去當地的早市攤兒和各類市場轉轉,拍一些照片,為此他還特意買了一個長焦鏡頭。

  2010年2月,他到了中國最北的漠河,當時的氣溫在零下45攝氏度左右。在那裡的露天市場,他遇到一位賣堅果的個體戶,穿著藍色棉襖,戴著黑色棉帽,在寒風裡高聲吆喝,努力經營。張道陽端起相機,記錄下了這一瞬間。

  如今,這張照片被張道陽放大后挂在辦公室裡——一位大媽,凍得滿臉通紅,卻挂著微笑。

  (本版照片由張道陽提供)
(責任編輯:段欣毅、仝宗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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