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記省長下鄉挨家挨戶問民苦 領導為何密集下鄉住村--時政--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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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記省長下鄉挨家挨戶問民苦 領導為何密集下鄉住村

2011年06月29日08:15    來源:《南方日報》     手機看新聞

  最近,領導干部下基層活動,在廣東、山西、江蘇、貴州、重慶、湖北、江西等省、市、區不約而同地大規模組織實施。其中,多個省、市、區的省級主要領導直接來到農戶家,拒絕層層陪同,同吃同住同勞動,挨家挨戶問民苦,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今年上半年,胡錦濤總書記多次就新形勢下如何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做好群眾工作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堅持思想上尊重群眾、感情上貼近群眾、工作上依靠群眾。在即將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的背景下,多省主要領導密集“下鄉住村”更加耐人尋味。

  近日,廣東出台專門文件,健全領導干部挂點聯系基層制度,規定省直各部門、各地級以上市黨委和政府領導班子成員重點聯系一個社區或村,每年至少到所聯系的社區、村兩次。工作時間,鄉鎮黨政主要領導干部要堅守基層第一線。

  省領導帶上被褥悄悄住村

  山西省副省長劉維佳的“下鄉住村筆記”,近日在《人民日報》摘登,展示了省級領導住村生活的生動場景,引來陣陣熱議。其實,近來“下鄉住村”的省級領導還有不少。

  5月30日,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輕車簡從,謝絕市縣領導陪同,直接來到武鄉縣蟠龍鎮磚壁村。一進村,袁純清徑直走進房東李克斌家,並要求:在這裡吃住,一不要添麻煩,二不要超標准。3天時間裡,袁純清先后深入十幾戶農民家中走訪交談,分別召開5個座談會了解情況、研究問題。

  6月15日上午,江蘇省委書記羅志軍隻帶秘書和省委辦公廳一位負責同志,不讓市縣領導陪同,直接驅車來到沈高村,住進了房東刁友生家。在沈高村的5天4夜時間裡,羅志軍先后走訪了農戶、老村干部、老黨員,開座談會,還花半天時間參加農業生產。

  貴州省委書記栗戰書、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等也於今年上半年輕車簡從下鄉蹲點。

  早在今年1月廣東省委十屆八次全會召開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就提出,從今年開始,省領導帶頭,下基層進行專項調研時,做到“三不”:不准層層陪同、不作事先安排、不用記者隨訪報道﹔各級領導干部也要採取體驗式、私訪式、尋親式和私談式等各種方式開展調研。

  多省干部下鄉,動輒幾萬人

  南方日報記者發現,雖然不同省份的主要領導下鄉住村,但在下基層時卻有不少共同點:

  一是所蹲的點,都是不太富裕甚至很窮的地方。山西省主要領導大多前往大山深處的困難農戶家,江蘇省主要領導“蹲點”選擇的是薄弱村,湖北省主要領導則偏愛去革命老區。二是吃住在農家。三是挨家挨戶地走訪,盡量不搞座談會的形式,走進家裡聊天,雙方都沒有顧慮。四是拒絕層層陪同,調研者帶上一兩個工作人員,由村支部書記當向導,在村裡或田間地頭隨意走走,邊走邊聊邊思考,聽到的都是鮮活的農民語言。

  在主要領導的示范下,多省各級領導干部都加入“下鄉住村”大潮。如湖北開展“萬名干部進萬村入萬戶”活動,7萬余名干部奔赴全省26018個行政村、1062萬個農戶家裡。重慶市南岸區還出台“硬性規定”:所有機關干部每年下鄉種地的時間,累計起來大概在1個月左右。

  干部下基層,群眾有褒有貶

  對於領導干部下基層,群眾有褒有貶。

  支持領導干部下基層的原因大抵相同。羅志軍就稱,領導干部下基層是為進一步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使各級黨委政府做決策、定政策、辦事情,都能從老百姓的願望出發。

  而質疑的理由卻各有不同。有人質疑形式:干部“沾地氣”非得去同勞動嗎?隻要視百姓為父母,有顆為民愛民的心,不種地,“地氣”也會滿身。有人質疑執行:強制干部犧牲休息時間去田間勞動,是否侵犯了休息權?此外,如何監管也是問題,是看收成還是湊天數?有人質疑效果:會不會種了農民地,荒了工作田?有人質疑細節:干部是不是開公車下鄉種地,會不會變成現實版“開心農場”?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鄭風田指出,干部下鄉不僅僅是幫助農村與農民,其實對干部也是學習與提高的機會。但長期以來,農民對干部下鄉有兩種看法,即兩個“基本”:基本不歡迎,基本不頂用。原因當然是部分干部形式主義嚴重,下到基層走馬觀花、吃拿卡要,對問題則敷衍塞責。

  “農民反映有一種‘鴨子’現象,下了水卻沉不下去,頭是下去了,尾巴卻一直浮在水上。他們坐在車上轉一轉,隔著玻璃看一看,回到市裡談一談‘下水漂一圈’就回來了,說的就是這種情況。”李鴻忠說,下鄉要取得好的效果,要採取“鸕?”功夫,鸕?抓魚時必須沉到水底才能抓到活魚,干部下鄉隻有沉下去方能抓著“活魚”。

  專家觀點

  辦公室制定政策,難行之有效

  省委黨校黨史黨建部副主任王玉雲:


  為什麼會出現領導密集“下鄉住村”現象呢?這是新形勢下合理制定公共政策的需要。

  好的公共政策取決於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政策價值取向的正義,隻有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政策才是良性政策。領導與基層勞動人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資料和信息都是第一手的,保証收集資料的真實性和全面性,為良性政策的制定提供充分依據。

  另一方面是政策的可操作性,領導官員不再高高在上訓話指導,而是挨家挨戶問民苦,最直接地了解群眾的所思所想,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時候就具有了針對性,進而具有可操作性。“如果只是在辦公室就能完成政策的制定,將不能行之有效。”記者 雷輝 實習生 黃利飛
(責任編輯:郭亞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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