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第一個有哈佛大學公共管理碩士學位（MPA）的市委書記，他在美國學到的現代政府管理經驗，能施用到中國政治的現實土壤裡嗎？

　　“現代化”的市委書記

　　在雲浮，這個地處廣東西部的山區城市，市委書記鄭利平的工作風格與我們的想象明顯不同。他住公寓，吃食堂，經常加班。據他身邊工作人員告知，為了趕時間，他常常讓司機“開快車”。

　　1999年5月，鄭利平來到雲浮市，任市長。此前一年，他從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畢業，獲公共政策及管理碩士（MPA）學位。

　　他剛到雲浮的時候，人們這樣議論：“是個人才，可這樣先進的觀念符合雲浮的情況嗎？”6年后的今天，議論都已平息。鄭利平在這裡的6年，實現了雲浮的“系統工程改造”。

　　“政府官員的政績不僅是經濟指標，不僅是GDP的增長，而應該更看重社會、經濟、文化的綜合發展。”鄭利平說。他反對政府過多介入微觀經濟活動，而針對行政壟斷、政府職能轉換、公用事業體制改革、政府評議、醫療、教育等領域，進行大刀闊斧的調整。他說，“政府的職責就是要創造一個公平的有效率的競爭環境。”

　　他一直提倡國企改革，“改得越快越好，隻要有稅收有就業就好，不要管是誰辦的企業。”目前，雲浮市區的最后一個國企也即將被拍賣。

　　有空的時候，他會看《Time》（美國《時代周刊》）。他書架上擺放著“TheyearbookofChinaCities”（《中國城市年度報告》）。他說要把雲浮建設成“Themostliv-ablecityintheworld”（世界最佳人居城市），這樣投資自然會到來。他記得，在美國留學的時候，當地官員就是這樣做的。

　　他工作中的一部分時間，用於讓周邊的人接受他的想法。“什麼是依法行政，政府要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這是他每次大會小會都要強調的內容。

　　“鄭代表了新一代的中國政府領導人，他很年輕，而且受到過良好的教育。在哈佛大學學習時的教授Dennis形容他是那種做事情探究到底，而且善於理解他所觀察到的細節的人。”《遠東經濟評論》這樣評價鄭利平。

　　政府的自我革命

　　鄭利平推動下的政府改革，從一開始，就有“自我革命”的意味。

　　2000年，因為財政運作困難，不能正常發工資的雲安縣和雲城區清理超編人員。兩周內，雲安縣清除了982人，雲城區清除680人。第二年下半年，這一縣一區財政就實現了收支平衡。這一動作走在全省機構改革之前。

　　2001年，鄭利平提出“公用事業管理體制改革”的思路。雲浮市公用事業局下屬的環衛管理處、園林管理處、市政維修管理處、人民廣場管理處被撤銷，301名職工被解除勞動合同。工人減為194人，效率反而更高，管理成本降低了25％。

　　2003年，時任市長的鄭利平，推動了另一個“限制政府”的改革———政府評議。由政協委員和企業家對政府部門進行評分和排名，“聽說排在后面的幾個市直單位負責人，如坐針氈，直冒冷汗。評議活動后，各部門都制定了整改方案，機關作風大大好轉。”鄭利平說。

　　“政府和民眾之間是一種委托代理關系。這種權力本來就是老百姓的，隻是委托了政府去履行公共職能。這就要求，政府必須任何時候都能履行委托代理的責職。行政不作為，其實也是一種腐敗。”鄭利平認為，“有些事，不是政府該做的，政府不能越位﹔有些事，是政府必須做的，政府就不能缺位。”所以，鄭的工作有時是不討好的，不但要關注公眾的呼聲，也必須對其它方面的消息保持敏感。

　　2004年，雲浮全市完成國內生產總值257.6億元，比上年增長13.7％，是建市以來增長速度最快的一年﹔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增幅已連續兩年排全省第一。經濟逐漸實現良性循環。就在鄭施政以前，市財政捉襟見肘，原財政局的大樓和汽車被查封。而現在，政府的不良資產被盤活，債務償清。今年2月，雲浮雲城區清還7000多萬元征地欠款。這整個改革得到上級確認。

　　或許更重要的，鄭在政府公共管理領域所做的工作，逐漸把一些先進的觀念，灌輸到同事們的心中。

　　個人調整和政改轉型

　　然而，2004年6月底，鄭利平的職務由市長過渡到市委書記。改革的方向隨之發生變動。

　　“鄭是個強勢的人。原來他當市長是強勢政府，現在他當市委書記，是強勢黨委。但目前改革的對象變了，大刀闊斧改革政府職能的時候過去了，鄭進入一個黨務工作環境，可能涉及體制改革。他必須有更多的理性和謹慎。”一位雲浮官員這樣理解。

　　現在，鄭的施政風格變得低調。他說，一直在考慮如何處理黨委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在日常的工作中，鄭對於自己的角色轉換非常清晰。有時他到地方調研，有關部門向他請求資金支援，他回答，“這個事情你應該找市長。我已經不在政府工作，不宜直接許諾開支方面的事情。”

　　鄭利平坐在辦公室裡，四周挂滿了他自己的國畫。他是懂得傳統的人，即使在他運用現代西方經濟學方法分析國人行為的論著中，也引用了孔子的話。他說自己不是一個憤世嫉俗的人，會嘗試找到個人和時勢之間的調和。“應該說，基層也不是就應該無所作為。還是要有所探索。在允許的空間范圍內，還是應該做一些探索。改一改，試一試。”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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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累計引進“海歸”突破7000人

　　從深圳市引進國外智力辦公室獲悉，深圳市已連續4年出現“海歸”潮涌的現象。其中三成多“海歸”選擇創業，此外的主要集中在高校、高新技術企業、外資企業、醫療衛生系統、金融証券等行業，深圳大學的海外留學人員有100多名，其中多人已擔任了校領導、院領導等職務﹔機關事業單位中擔任處以上領導的“海歸”就有300多人，該市各大醫院的院長也幾乎都是留學人員。在高新技術企業和外資企業，眾多的留學人員都進入了中層以上管理職位。

　　“海歸”官員仍太少

　　雖然國內有一批“海歸”參與到政府部門中來，但其數量仍然還是佔少數的，不論是橫向的比較或縱向的比較。近代史上的中國歷屆政府高級官員大部分都有過海外留學的背景，國外許多國家的政府也是如此。目前中國副省部級以上的干部至少有上千名，但據不完全統計，有海外留學背景的副省部級以上干部也隻有幾十人之多。

　　（王輝耀）

　　《市場報》 (2005年08月19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