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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邏輯:縮小三大差距、促進共同富裕

2011年07月18日13:45    來源:《遼寧日報》     手機看新聞

  本月下旬重慶市委將召開一次全會,主題定為:“縮小三大差距、促進共同富裕”,據悉,一系列相關的措施將在全會上敲定。繼去年推出專題報道“別樣重慶”之后,本刊一直關注著這個西部大城市不斷演進的軌跡:從明確提出民生導向型發展,到正在醞釀的“縮小三大差距、促進共同富裕”布局,似乎可以看出重慶追尋“后來居上”的改革與發展邏輯。

  解放碑,重慶著名的商業中心,有人稱其為“西部第一街”。

  高樓林立,人潮涌動,街道的一邊路易威登、杰尼亞等世界奢侈品牌專賣店正在裝修,一幅幅耀眼的廣告招牌,蓬勃著財富的氣息,置身於此,恍若走在北京王府井、香港銅鑼灣或紐約第五大道。

  不過,隻需從這裡走出幾百米,就可看到正在拆除中的危舊房片區“十八梯”——一個7000戶城市困難居民棲身的“老重慶”。

  目光再遠一些,解放碑500多公裡外的大巴山深處、渝鄂陝三省市交界的巫溪縣,貧困人口仍佔總人口的一成多,“那裡不少農民一輩子都沒到過解放碑。”

  這是真實的重慶,也是當今中國的一個縮影。

  去年,中國經濟總量奇跡般地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令人倍感振奮,而地區、城鄉、貧富之間的三大差距尺度之大,也令越來越多的人感到了緊迫的氣息。

  高層對此的憂患,亦不斷見於各類講話、文件之中。“盡快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寫入今年3月由全國人大通過的“十二五”規劃綱要,成為一個具有類於法定約束力的要求。

  在重慶,本月下旬重慶市委要召開一次全會,主題定為:“縮小三大差距、促進共同富裕”。據悉,一系列相關的措施,將在全會上敲定。

  在此之前,火辣的重慶已率先在全國鳴出一炮:今年年初,重慶將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列入了全市“十二五”規劃目標系,提出到2015年將其由當前的0.42降至0.35。

  按學界共識,基尼系數超過0.4,即亮“黃燈”二級警戒,0.5即是嚴重的“紅線”,綜合多方統計,中國貧富差距已臨近“紅線”邊緣。

  同時,在縮小另兩大差距方面,重慶也給自己確立了行動坐標:城鄉收入差距要由目前的3.4:1縮小到2.5:1左右﹔按人均地區國內生產總值(GDP)衡量的主城區與邊遠區縣差距,由目前的2.2:1縮小到2:1左右。

  重慶,中國第四個直轄市,與其他三個發達的直轄市不一樣的是,它位於西部,有大得多的鄉村、大得多的山區、多得多的農民,盡管經過“十一五”的長足發展,人均GDP從1100美元翻番到了4000美元以上,趕上全國平均水平,仍排名在全國各省份的二十位之后,但緣何在此階段就主動提出觸碰“縮小三大差距、促進共同富裕”這個世紀性的難題?

  到了在“后半句”多下功夫的時候

  “敢下這個決心,絕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科學思考的基礎上”

  “不必等到發展的高級階段,再去研究合理分配與共同富裕的問題。”《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探訪重慶期間聽到了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這一主張。

  他認為,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就要在發展的過程中,統籌兼顧,考慮好、處理好城與鄉、工與農、發展與分配的關系,從而實現科學發展、建設和諧家園。他說,“我們敢下這個決心,絕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科學思考的基礎上。”

  十七大后不久,薄熙來就任重慶市委書記,三年多來令這座西部山城熱詞頻出,新聞不斷,屢為外界矚目,“打黑”、“唱紅”、“五個重慶”、“民生十條”,如今,又多了一個“促進共同富裕”。

  薄熙來把前述熱詞歸為一個,為了改革開放推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他說,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就提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然后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由“先富”到“共富”的願景,極大地激發了中國社會的活力,使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綜合國力顯著增強。

  “30多年過去了,‘前半句’已基本做到了,今后還必須堅持,同時要在‘后半句’多下功夫。”薄熙來說,“縮小三大差距是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和方向的根本問題。從歷史發展的進程看,到了要做好促進共同富裕這篇大文章的時候了。”

  重慶,一個特別而又典型的地方,它集合了中國的多重特征。在這裡,大城市、大農村、大山區、大庫區及民族地區集於一體,東、中、西部三個區域的階段性矛盾匯聚一身。

  全市8.24萬平方公裡的面積,比京、津、滬三個直轄市加起來的總面積還多一倍多,3200多萬重慶人中,農村人口超過2000萬,大城市與大農村並存,城鄉二元結構矛盾突出﹔直接管轄的行政單元40個,其中20多個縣有14個是“國家級貧困縣”,直轄之初農村貧困人口達366萬﹔地區間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異很大,既有代表東部地區水平的都市發達經濟圈,又有代表中西部地區發展水平的渝東南、渝東北貧困山區,區域間人均GDP差距最大近10倍。

  重慶作為直轄市,相比之下,既不靠海,也不沿邊,在奔向富裕的征途上,各方條件不具備先發優勢,客觀上是一個后來者。重慶特別需要發展,而且特別需要更快的、更好的發展。

  后來者當然也有后發優勢,其中不僅包含對先發者騰飛路徑的借鑒,也包括對先發者在發展中所遇問題更前置性的規避。在發展中不斷顯性化的三大差距,幾乎是所有省份發展中遇到的共同問題。

  有差距,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找到縮小差距的得當路徑。三大差距一旦形成不可逆的擴大之勢,必然會遭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機,這對后來者來說,受到的打擊會更大。

  重慶沒有選擇“先發展、后治理”的路徑,沒有選擇“先建設、再收拾”的方式,他們要用辯証法的邏輯,主動尋找一條“邊快速發展、邊消解差距”的求進新路。

  去年的重慶市委全會,推出“民生十條”,明確走以民生為導向的發展之路,包括推動政府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與公平化,要求全市財政支出和干部精力“兩個50%”用於解決老百姓住房、就業、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問題,規劃兩年半內,全市投入3000億元,辦好“十件民生大事”,讓2000多萬群眾直接受惠。“如果對百姓的疾苦麻木不仁,隻顧發展經濟,想快也快不了,路子會越走越窄。”薄熙來說。

  “重慶正做的和要做的,正是一方面要繼續讓更多的人富裕起來,一方面更加關注低收入群體。”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房寧認為,這種在縮小三大差距、促進共同富裕上的“兩手抓”方式,相當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要求。

  共同富裕,人類一個古老的話題,從儒家經典《禮記·禮運》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設想,到美國現代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撰寫的名著《富足社會》,每個國家、每個時代都在叩問、求解這一難題。

  “這個問題,現在全世界都沒有做到。”薄熙來說,這正是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要努力實現的小平同志的遺願。

  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始終如一的價值取向,創黨之初便確立以開創一個平等而富裕的新中國為己任。執政之后,幾經挫折,認識到平等並不等於平均,后者往往導致共同貧窮。

  於是,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就提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然后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為中國人民撥開了通往共同富裕道路上的迷霧。

  從“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到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小崗村農民在“大包干”生死契約上按下紅手印到深圳由漁村到開放特區的嬗變,30多年的改革開放,就是對實現共同富裕不懈探索和孜孜以求的歷程。今天,如何在加速推進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中,有效防止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出現的社會分化,靠改革、靠發展來縮小城鄉、區域、貧富三大差距,成為中國的一大課題。

  “鄧小平曾設想,要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著手解決這一問題的‘后半句’。現在新世紀十年過去了,到了要在‘后半句’多下功夫的階段了。”中國社科院常務副院長王偉光同樣認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一個根本區別,是少數人富裕與共同富裕的區別,要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不僅要把“前半句”堅持好,還要將“后半句”的目標實現好。

  共產黨有責任、有能力、有辦法讓越來越多的人走向富裕。重慶求進,意在契合更好更快發展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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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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