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安徽泗縣“問題疫苗”事件，再是最近的四川資陽人感染豬鏈球菌，接著是國務院社會發展研究中心近期發布的醫改報告認為：“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衛生部部長高強最近的日子面臨挑戰。繼兩年前的非典危機后，高強，這位曾從事了幾十年與衛生毫不相干的財政工作的部長，再次成為國人關注的焦點。

　　7月28日，在四川資陽人感染豬鏈球菌病疫情趨於穩定，發病、死亡人數減少之后，高強奔赴“前線”檢查工作。媒體報道說，他臉色凝重，下車后就回避了在場所有媒體記者的提問，徑直走進了前線應急指揮部聽取匯報。

　　從吳儀副總理手中接過衛生部長一職3個月后，頻發的重大公共衛生危機似乎又開始拉響中國公共衛生工作的警報，這是高強所想不到的。

　　在安徽泗縣疫苗事件中，高強強調，要堅持公開、透明、准確、及時的原則，向社會公布最新疫情。和兩年前非典時期的話語如出一轍！

　　那時，一場突如其來的非典危機，將毫無准備的高強，推上了歷史的風口浪尖。此前，他從事了幾十年與衛生毫不相干的財政工作。

　　時隔兩年之后，一位記者還記得非典時期第一場新聞發布會上的一幕：當時台上桌牌寫的是張文康，但臨到發布會正式召開時，工作人員急匆匆趕來，把張文康的名字換為了高強。

　　當時，就有許多敏感的記者議論開了。4月初的時候，高強的身份還是國務院副秘書長，4月6日下午還曾陪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副總理吳儀到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考察工作，同衛生部領導成員和部分著名醫學專家進行座談。而4月20日的新聞發布會上，高強則以衛生部常務副部長的身份宣布：“北京現在的確診病人是339人。”此后，非典防治開始發力。

　　重塑衛生部形象

　　在隨后的日子裡，高強開始致力於提高自己以及衛生部的形象。

　　2004年2月，禽流感盛行，為了消除普通民眾對於食用家禽的恐懼，高強特意在公眾面前吃雞。當著政府官員和記者的面，高強在飯桌上夾起雞腿咬了一口，說：“因為禽流感就拒絕吃雞肉是沒有必要的，也是不科學的。”從此，“高強吃雞”的故事開始在民眾中流傳。

　　艾滋病的傳播流行，是中國衛生事業的最大隱患。2003年8月，高強率領一干人馬遠赴雲南實地考察調研艾滋病防治狀況。2004年元旦前的一天，高強等一行人又走在了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外泥濘的小路上，實地探訪丁友明等艾滋病患者家庭。

　　今年兩會期間，高強更是出人意料地向政協委員作了一回“檢討”。原來，去年政協會全體醫衛界委員聯名提案，提議成立中央衛生工作領導小組或國務院衛生工作領導小組。但一年過去了，似乎沒有什麼動靜，一些委員表示不理解。

　　“老實講，我辦事不力，沒有提出一個特別像樣的方案報國務院。”高強的言辭很懇切。他表示，自己也非常贊同大家的意見，但衛生工作畢竟牽涉到諸多部委，部際間的協調效率和落實問題很難，加之又不想搞一個不疼不痒的方案，所以一直拖到現在。“大家要批評的話，就批評我辦事不力、效率不高。”結果，台下委員們掌聲一片。

　　執政難題

　　非典大考催生了“官員問責”，也讓親身經歷此事、財政系統起家的高強重新反思以往的衛生工作和衛生體制。非典結束的當年，高強就大聲疾呼，公共衛生涉及全國人民的健康權益，是政府的重要職責。各級政府要增加衛生投入，加強衛生基礎設施建設。

　　接任衛生部長沒幾天，在醫院管理年工作會議上，他強調指出，醫院具有公益性質，收費要考慮群眾的承受能力。“全國有45％以上的患者應該就診而未去就診，有近30％的患者應該住院而未去住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醫療費用過高。如果這45％和30％的患者都能夠成為我們的服務對象，醫院的收入會減少嗎？希望大家換一個角度來考慮。”今年兩會期間，高強更是發表了“虛高藥價簡直就是對百姓生吞活剝”的言論。同時表示，衛生部將就如何整治藥價虛高拿出詳盡的辦法。

　　安徽泗縣問題疫苗事件中，該縣大庄鎮衛生防疫保健所為了牟利，私自與學校聯系，組織數名鄉村醫生為該鎮2000多名學生接種了甲肝疫苗。事后查明，該防保所有6名工作人員，財政隻給其中4個人每月發150元錢。於是，在生存與利益刺激下，防保所從不具疫苗經營資格的販子手中按每支4.5元的價格購進甲肝疫苗，向每名學生收取25元接種費，學校獲取每支1元的提成，達成了“利益聯盟”。

　　衛生部將該事件定性為“違規集體接種甲肝疫苗引起的群體性心因性反應”。專家指出，流通體制的漏洞和相關監管措施的乏力，導致地下疫苗非法交易愈演愈烈，從而觸發了這場人為的悲劇。

　　在四川資陽人感染豬鏈球菌事件中，從6月24日發現第一例“怪病”，到死亡高峰的7月23日，短短一個月時間，死亡數高達30多人。7月29日高強說：“我發現基層防疫有薄弱環節，14日省市接到報告后，反應快，從24日到今天29日工作很有成效，但14日以前，其實農村基層有了這個病，但基層沒有人發現。”

　　如何建立有效的公共衛生應急處置機制，是高強執掌衛生部面臨的挑戰。與此同時，觀察家們也指出，在中國，艾滋病、結核病、血吸虫病等重大疾病仍在嚴重威脅公眾健康，而且普通民眾“看病難”的問題比較突出。

　　同時，一位業內人士也告訴記者，高強涉足衛生工作僅兩年多時間，在衛生行業這樣一個崇尚專業背景的系統裡，他的權威以及新政的施行尚待時日。從常務副部長邁上了部長的台階，開始主政一部，高強任重而道遠。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身不由己的高強

　　公眾面前，高強開明、成熟、穩健，不過，在天津一中的師生眼中，年過花甲的高強可是一位事業有為而且很念舊情的老校友。

　　天津一中的一位老師說，當年新中國建立不久，天津曾經有一段時間是河北省的省會，后來遷到石家庄，但是一些干部子弟則留在了天津讀書，高強是其中之一。那時的高強默默無聞，除了本班同學知道有這麼個人之外，同年級同學很少有人了解他。后來高強做了衛生部的常務副部長，知道他的同學才逐漸多了起來。

　　“高強那時學習不錯，后來考取了中國人民大學。他對母校很有感情。”這位老師說。一個例子是，2004年7月29日，趁著開會間隙，高強回到母校天津一中座談。此前，2002年7月，時任財政部副部長的他也曾回母校參觀。

　　脫離了正式工作束縛的他顯得很隨意。“我是來尋根問祖的，不是視察來的。兩年一別母校飛速發展，母校的發展和變化令我振奮！”“廖曉琪校友（現商務部副部長）和廖曉軍校友（現財政部副部長）總回學校麼，我們都是身不由己的人啊！”

　　確實，很多時候高強身不由己。一位熟悉衛生部門的人士說，如果不是2003年那場非典，按照副部級干部60歲退休的慣例，從財政部副部長調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的高強或許已經退休。

　　當時，衛生部在張文康被免職前，已有5位副部長、1個中紀委駐部紀檢組長，而挑選衛生工作的外行人高強坐鎮衛生部，有著雙重考慮：其一是，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的高強曾經幫助吳儀實地調查過北京的非典情況，對真相比較了解﹔其二就是財政部出身的高強（高在做財政部副部長期間主要負責文教衛生口）有助於他協調各部門力挽狂瀾，解決中國積累多年的衛生欠賬。

　　於是，身不由己的高強，仕途開始轉彎。

　　《市場報》 (2005年08月12日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