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有三則新聞分別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先是據2月16日《中國青年報》報道，甘肅省政協委員賈光明在提交公車改革議案后的一個月裡，不僅私家車的車胎被扎破，還先后接到司機們不下二十個指責和謾罵的電話﹔再是據2月17日《生活新報》報道，昆明市委書記楊崇勇倡導全市黨員領導干部乘公交車或步行上下班，並親自乘公交車上班﹔三是據2月17日《燕趙都市報》報道，河北廊坊市紀委在春節期間封存了1432輛公務車，書記、市長帶頭坐起了出租車。

　　雖然分別發生於天南地北，但有一條主線———公車改革———一個社會各界早就廣泛關注、也迫切希望解決的敏感話題把三則新聞有機地貫穿了起來。如果說第一則反映了公車改革遭遇的現實阻力的話，那麼，后面二則新聞則讓我們看到了公車改革的希望。

　　近年來，我國現行的公務用車制度正在日益顯現弊端：財政負擔重、運行成本高、浪費嚴重、使用效率低下以及公車私用、濫用以及嚴重損害黨政干部形象等。正是這諸多的弊端，使得近年來全國各地紛紛要求進行公車改革。然而，遺憾的是，盡管號角早已吹響，但從現有的情況來看，一些地方的公車改革要麼依然處於一種“隻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尷尬局面﹔要麼則流於形式，或淪為一種簡單的貨幣“贖買”，或直接成為變相的增加工資。對此，群眾意見很大、反映甚為強烈，有些甚至對其失去了應有的信心。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公車改革之所以在我國既勢在必行卻又同時阻力重重、舉步維艱，其中的原委確實是多樣而又復雜的。

　　首先就是來自思想觀念的障礙。我國是一個官本位和特權思想歷史悠長、影響嚴重的國家，對於很多人來說，公車的重要在於它體現了一種身份、地位、面子和權力。在這樣的社會氛圍裡，很多人即使享受貨幣補貼，經濟上更為合算，卻也不願放棄公車﹔其次是那些現有公車制度既得利益者的反對。我國公車之所以要改革，主要在於原先的制度資源消耗性太大，需要從中間壓縮空間、釋放能量。而這種情況注定了這種改革不可能是帕累托改進，注定了整個改革必然會出現阻力重重、舉步維艱乃至停步不前的局面。實際上，報道當中提及的那些司機以及那些沒有被報道提及但內心抵觸公車改革的一些官員，正因為改革必然觸動他們的既得利益而不惜恐嚇、阻礙改革。

　　當然，這些應該屬於較為顯性的因素，扣除這些，實際上還有一些更為隱性和深層的因素。一方面在於在實際中，公務員的職務消費與非職務消費確實很難清晰界定，兩者往往相互糾纏在一起，相互轉化，不容易區分﹔一方面在於我國大多數地方公務員工資本身相對較低，一些人實際上把用車看作是一種隱性待遇補償﹔另一方面在於我國財政法制化程度低，政府官員花錢相對缺乏應有制約，更沒有嚴格規范的公車消費預算，這構成了我國公車消費成為無人問責的空白的主要制度原因。

　　看來，正是上述諸多復雜而深層次的原因，決定了我國的公車改革不可能一帆風順，決定了我國的公車改革必須系統、全面而又要有的放矢地進行。

　　最為直接的，是需要對潛在的官本位和特權思想進行根本性沖擊和更新。實際上，在一個有著悠久官本位思想傳統的國家，如果不建立和倡導一種新的政治文明，如果不對原有的特權思想進行沖擊和洗禮，隻怕任何改革都難以真正體現其原來宗旨，都難以真正實行。而這就不僅需要加緊落實科學的發展觀和正確的政績觀，更需要各級政府官員以身作則，帶頭營建新的政治文明氛圍。實際上，如果各級官員都能夠像昆明市、廊坊市的市長、書記一樣，主動放棄專車，能夠常態性地和民眾一起坐公交車、打的上下班，那麼，我國的公車改革必然能夠從根本上真正找到順利實施和推廣的政治理念土壤。

　　最為根本的，則需要對相關制度進行系統、配套性改革，從根本上建立和完善一套長效機制。比如應盡可能地對職務消費和非職務消費進行界定和規范，嚴格控制和懲戒非職務消費﹔比如應盡快按照科學比例，合情、合理地提高我國公務員工資收入，同時建立配套制度，對公務員工資收入進行公開、公示。而目前看來，最為緊迫、重要的是需要盡快把公車消費納入公共財政預算統一管理。國外很多國家的公車消費不僅實行層次分明的責任制，而且每年年初，所有花費財政資金的政府部門，都會向政府財政管理部門提出預算申請，政府財政管理部門匯總后，上報給行政首腦，最后再遞交給立法部門批准。財政預算得到立法部門批准后，必須嚴格執行，違反預算，就是違法。比較之下，如果我國也能夠建立嚴格的公車消費預算制度，建立一個類似的責任鏈條，那麼，現有公車制度的諸多弊端實際上就可相對減少和避免。

　　實際上，不管情況有多麼復雜，阻力有多麼大，隻要能夠牢記我國公車改革的根本目的———壓縮空間、釋放能量、贏得民心，那麼，整個改革就不可能有今天如此多重的阻力，就不可能在有意和無意之間異化成為一種“益了處長，苦了科長、怨了百姓”的“贖買”式改革，就不可能成為一種由改革對象自己制定規則、自己執行、自己解釋的“單口相聲”式的改革﹔而隻有充分遵循了改革宗旨、原則，自身程序規范、嚴格，實行真正打破官本位、對事不對人的務實改革，才能真正迎合民意，贏得民心，做到避免異化成為一種新的腐敗成品和腐敗平台。